本文探究中国与近40个国家/地区签订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对主要货币国际地位和国际货币格局演变的影响。通过手动收集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的签订公告,将动用条件划分为仅促进贸易结算(第一层级)和同时促进贸易结算与维持金融稳定(第二层级)两类,研究发现:若动用条件为第二层级,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能显著增加签订经济体与中国双边进口贸易中的人民币使用份额,并带来美元使用份额的显著下降。机制分析表明,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通过降低人民币离岸市场融资成本,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增强了人民币在国际主流货币间的地位和影响力。此外,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的效应在与中国贸易关系更紧密和金融稳定程度较弱的经济体以及美元加息周期内更显著。本文对更好地认识国际货币格局演变,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银行业是数据密集型行业,数据治理对银行风险管理和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使用2015-2022年商业银行数据,以《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为准自然实验,使用PSM-DID模型,分析数据治理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并探讨了数据治理与数字化转型的协同作用。结果表明:数据治理通过提高银行效率和信息披露质量促进银行风险下降;数据治理降低了大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但是未能有效抑制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数据治理与数字化转型在降低银行风险方面具有协同效应。本文丰富了数据治理作用的讨论,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对银行风险影响的研究,为更好地推动银行数据治理建设、提升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提供了有益参考。

在当前经济面临国内外多重不确定性叠加冲击以及扩大内需的背景下,评估通胀预期不确定性的内需效应意义显著。本文采用含有因子波动特征的FAVAR-SV模型测度中国通胀预期不确定性,从理论和经验层面系统性探索通胀预期不确定性影响内需双引擎“消费和投资”的传导机制与传导效应。理论研究发现,惩罚效应与财富波动是通胀预期不确定性影响消费和投资的内在机制,传导效应会随着经济状态的变化而改变。经验证据与理论结论较为吻合,在经济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时期,通胀预期不确定性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相对较弱;在经济面临较大冲击存在下行压力时期,则呈现明显的抑制效应,且近年来这种抑制效应有所提高。本文的研究为有效管理通胀预期、扩大内需提供决策依据。

绿色信贷是中国绿色金融最重要的政策实践,绿色企业能否获得贷款利率优惠对推进经济绿色转型至关重要。采用银行逐笔贷款数据,本文从商业银行贷款定价行为视角,考察绿色企业的贷款利率水平。研究发现,绿色企业贷款利率显著低于非绿色企业,环境规制强度提升和绿色信贷竞争加剧是其内在原因。绿色企业贷款利率更低不仅是信贷市场对企业绿色属性的认可,也是相关政策推动的结果。进一步地,不同银行和企业绿色贷款定价差异显著,国有银行提供的绿色贷款利率水平最低,中小微绿色企业的贷款利率降幅更大,但担保条款也更严格。此外,银行绿色贷款定价有效反映了信用风险,是有效率的。本文为提升绿色信贷体系效率提供有益参考。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列入“五篇大文章”。通过分析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的贷款层面数据,本文从供应链金融的角度探讨了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建设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问题时发挥的积极作用。融资服务平台的数字化升级降低了贷款质押品信息在核心企业、供应商和银行间的流通成本,缓解了供应链上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了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实证研究表明,核心企业加入平台数字化直连系统后:(1)其供应商获得的贷款规模增加;(2)贷款向供应链上的中小微企业倾斜;(3)贷款更具普惠性,每笔规模更小并且利率更低;(4)供应商与核心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表现显著改善。本文结论表明,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传统金融难以触及的客户提供更为优质的金融服务,有效缓解中小微供应商的融资约束,有力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杠杆率问题事关“稳增长”全局,企业部门保持杠杆率的相对稳定或适度提高杠杆率,有利于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本文构建企业三阶段决策模型,分析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本币升值通过创新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提高企业杠杆率,通过中间品进口成本节约效应降低企业杠杆率。实证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本币升值会提高企业杠杆率,原因在于创新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对杠杆率的促进作用,强于成本节约效应对杠杆率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细分三类中间品进口类型,分析表明,人民币升值对零配件进口的成本节约效应较半成品、初级中间品更强,因此,加大零部件进口会降低企业杠杆率。分组检验表明,人民币升值对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杠杆率的推升作用更明显。本文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视角为重新认识制造业企业的杠杆率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政策启示。

本文以媒体对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实践的报道为切入点,系统考察报道情绪如何影响公司债券风险溢价。研究基于2009—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债券样本,采用远期密度模型对信用利差进行分解,识别其信息传导路径。研究发现,积极的媒体ESG报道情绪主要通过缓解投资者风险感知,进而降低超额风险溢价的方式发挥作用,而非直接改变公司基本面违约风险。该影响具有显著的条件依赖性:当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差、分析师覆盖不足、机构持股比例较低或审计质量欠佳时,媒体ESG报道情绪发挥更强的信息协同作用;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信用风险集中暴露、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频发以及市场信心低迷时,其预期修正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积极的媒体情绪能够显著增强ESG偏好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意愿,而负面报道的持续积累则会推高风险溢价。本文为理解媒体在债券市场ESG信息传导中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对完善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具有一定启示。

通胀预期作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核心要素,对市场主体行为和债券市场定价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专家预测与A股上市公司信用债交易数据,实证检验了通胀预期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通胀预期与信用利差呈现显著的“U”形关系,拐点为1.99%,即接近2%的通胀目标时利差最低。从机制来看,通胀预期通过违约风险溢价(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超额风险溢价(表征系统性宏观风险)双重渠道影响信用利差。分析表明,通胀预期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低杠杆企业和低评级债券中尤为突出。此外,适度的通胀预期有利于企业保持经营灵活性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未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能够显著影响通胀预期,并对债券价格波动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有效管理通胀预期、降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提供了决策依据。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需要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对消费的提振作用。金融科技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居民对市场利率的关注,这是否会畅通货币政策向消费的传导？本文构建了金融科技影响货币政策向消费传导的理论模型,并利用个人用户数据对理论机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第一,居民对金融科技产品的使用频次越高,其消费受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越大,这意味着金融科技可能通过提高居民的利率敏感性,增强货币政策影响消费的直接效应;第二,居民对金融科技平台数字资产板块的使用频次越高,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减少数字储蓄来增加消费的程度越大,这意味着货币政策通过储蓄替代渠道发挥了作用;第三,居民对金融科技平台数字信贷板块的使用频次越高,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增加数字消费信贷来提升消费的程度越大,这意味着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成本渠道发挥了作用,且存在非对称效应。本研究为提高金融科技水平,进一步助力货币政策向消费传导提供了证据支撑和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经验事实和实证分析发现,房地产投资和社会信贷高度相关,并且房价下降导致社会信贷供给下降。为此,本文构建包含有房地产和非房地产的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别引入地方政府刻画土地财政行为、引入银行部门刻画金融摩擦,分析房地产需求下降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研究表明,一方面,房地产需求下降导致房地产部门投资及其资产价格下降;另一方面,房价下降导致土地价格下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减少,进而非房地产部门资本需求及其资产价格下降。两部门资产价格下降,导致商业银行净资产下降,造成其信贷供给减少。如果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改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并提升信贷供给。如果央行下调存量房贷利率,虽然有助于提升家庭消费,但也会导致银行净值下降、信贷供给减少,此时应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本文为理解房价下行对社会信贷影响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为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提供参考。

本文以清宫所藏奏折与内务府档案中所包含的大量获罪官员的抄家记录为基础,系统估算清代官绅家庭的资产结构。过去对传统社会精英阶层家庭财产和收入的理解,以田地、房屋首当其冲,偶或涉及借贷资本,但是对各自比重一直没有明确数字。我们先设计一套可以与现代家庭资产统计方式接轨的分类框架,然后介绍对家产各项内容的估价方法,并举案例说明。最后通过对185个官绅家产案例进行统计和分析,发现这些案例在金融商业类资产项下有不低的比重,同时,金玉铜磁、绸缎皮衣等各种实物也占据了相当的份额。作为传统资产形式的田房不动产一方面是投资置业首选,但另一方面当财富积累到一定水平后比重不断下降,以致在社会财富阶梯顶端已不具明显优势。

在可持续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减排技术内生化,建立带有环境约束并包含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绿色金融通过支持绿色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制。这一理论得到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中介效应分析的支持。本文为绿色金融的经济学建模提供了新的思路,推进了绿色金融的“功能”理论,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绿色创新渠道”,这意味着绿色金融不限于对少数清洁行业的支持,针对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内部环保技术升级的金融服务也至关重要,是未来绿色金融政策需要关注的问题。

利率对宏观经济均衡和资源配置有重要导向意义。央行确定政策利率要符合经济规律、宏观调控和跨周期设计需要。目前,中国的真实利率略低于经济增速,处于较为合理水平。中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释放政策利率调控信号,在利率走廊的辅助下,引导市场基准利率以政策利率为中枢运行,并通过银行体系传导至贷款利率,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中国具备继续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条件,将尽可能地延长正常货币政策的时间,目前不需要实施资产购买操作。在市场化利率体系中,收益率曲线非常重要,它反映利率由短及长的期限结构,可为各类金融产品和市场主体提供定价参考。收益率曲线的短端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直接受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长端则为国债收益率,主要反映市场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期。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应用日益广泛,整体趋于成熟,而在市场基础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本文聚焦商品批发这一重要的供应链环节,检验批发业外资开放通过优化供应链结构,最终对消费市场产生的重要影响。首先,本文理论分析表明,批发业外资开放,会增加选择直接进口零售商的市场份额,削弱零售商通过批发商间接进口商品的成本加成,并且降低在位零售商边际成本,进而降低国内市场零售价格。其次,本文构建了中国批发行业的外资开放指标,并且通过商品名称与消费市场信息匹配,获取了中国2000—2019年城市—行业—商品维度的价格数据。再次,经验分析表明,批发业外资开放每提高1个单位,零售商品的市场价格将下降2.71~11.78%;机制分析发现,零售行业直接进口的市场份额越小,成本加成和边际成本越大,批发业外资开放对商品零售价格的边际作用越大。最后,本文基于经验分析结果,量化了消费市场开放福利,结果表明批发业外资开放对消费福利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本文的研究为实施“更高水平开放”和“创新服务渠道”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

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国际贸易增长一直是贸易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本文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对外公布的《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绿色金融与中国出口贸易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出口贸易发展,改善出口贸易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优化出口贸易的量价结构;绿色金融带来的出口促进作用,就不同的样本分类存在异质性。渠道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通过缓解出口方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进而对出口贸易产生积极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在考虑双重差分法设定条件、安慰剂检验、极端值影响、零贸易问题等后,绿色金融对出口贸易的积极作用依然成立。本文研究证实了绿色金融是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绿色金融政策能够带来生态环境改善和出口贸易发展的双赢局面,这为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进绿色金融体系构建提供了来自现实层面的有效证据。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国际收支对研究经济体的内部结构和对外联系意义重大,是理解一个经济体宏观状态的重要指标体系。本文旨在运用统一的、标准化的国际收支项目系统,梳理中国历史上国际收支的基本情况。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挖掘、甄别和估算,形成了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至1948年共计398年时间跨度、完整的中国国际收支表,并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的国际收支特征及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本文所做的工作为进一步深入分析中国国际收支格局的影响因素,以及国际收支情况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提供了研究基础。

为从资本市场视角检验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治理转型的有效性,本文借助绿色债券这一“市场型”政策工具和双重差分模型,利用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进行绿色治理转型所能获得的市场激励结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发行以后能够显著提升发行企业的股票超额收益,并同时降低股价暴跌风险;企业利用绿色债券进行绿色治理转型能够获得市场激励,但激励程度在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之间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同时也受到企业信用风险和内部治理水平的调节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绿色治理绩效提升和融资约束程度缓解是绿色债券促使企业获得市场激励的内外动因,同时由信息渠道引发的市场专业主体关注和治理效应也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带来有益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2011-2015年263家银行的年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基于蚂蚁金服用户数据构建的地市级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探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实质上推动了一种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改变了银行的负债端结构,使得银行负债端越来越依赖于同业拆借等批发性资金。负债端结构的改变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偏好上升,但是借贷利率和净息差都有所下降。即银行选择了更高风险的资产来弥补负债端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损失,但并没有将成本向下游企业转移。此外,本文还发现规模越大的银行受到金融科技的冲击越小。

基于2005—2017 “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的对外投资微观数据,本文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不仅减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也抑制了投资规模,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样本选择性偏差、不同的汇率波动指标等一系列问题后仍然稳健。基于手工搜集的企业年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前期的套期保值行为,可以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弱化汇率波动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汇率波动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有明显的异质性,投资于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企业以及不同投资方式的企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反应各异,这又与中国现阶段对外投资的一些独特特征有关。本文研究为汇率波动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