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绿色结构性货币政策促进我国经济绿色转型,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首先构建嵌入气候环境模块和绿色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理论模型,从绿色投资和碳排放两个维度,分析绿色结构性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理论机制;然后,进一步考察银行绿色政策预期的影响机理;最后,采用微观面板数据模型和基于混频数据的局部投影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绿色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通过绿色信贷渠道显著提高绿色投资,并通过绿色投资的作用机制降低碳排放。第二,银行绿色政策预期增强会提高绿色信贷渠道的传导效率,进而强化绿色结构性货币政策提高绿色投资的效果,最终带动更多碳减排。第三,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与绿色结构性货币政策具有协同效应,提高企业环境信息透明度可以强化绿色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经济绿色转型成效。

本文采用多元多分位数条件自回归风险价值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我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尾部风险联动关系。基于股债风险联动新视角,结合前沿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预测模型,分析发现,股市(债市)风险信息能够有效降低债市(股市)风险预测误差。应用分位数梯度提升模型等机器学习方法,有助于克服传统模型局限性、改善尾部风险预测效果。分行业看,我国股市风险与债市风险之间存在非对称预测关系,多数行业存在“债市风险→股市风险”的单向预测关系,但双向预测关系仅存在于材料、日常消费、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本文对完善我国重点领域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的政策建议,可为“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研究银行竞争对不同所有制银行利润和居民福利的影响。首先,基于我国银行业实际,建立银行竞争Stackelberg差分博弈模型。数值模拟发现,存贷款利率上升会提高银行业总利润和居民福利,存贷款市场竞争程度、存贷比和银行利润、居民福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存贷款市场竞争程度既直接影响国有银行利润和民营银行利润、存贷款市场福利(以消费者剩余度量),也会通过存贷款利率造成间接影响。其次,运用2007—2021年我国446家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以及2011—2018年分省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存贷款利率上升、市场竞争程度提高以及存贷比上升会增加银行利润,会提高居民福利,银行利润与居民福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实证部分还进行面板门槛回归和中介效应分析,基本结论不变。

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利率传导效率,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201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oan Prime Rate,简称LPR)改革。本文基于LPR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连续DID等方法探究LPR改革对实体经济融资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第一,LPR改革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第二,LPR改革提升了信贷配置效率,高成长性企业贷款可得性显著上升;第三,LPR改革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成本产生异质性影响,低风险企业、战略新兴产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相对显著;第四,微观机制结果验证了,LPR改革不仅通过传统的竞争性机制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还会通过利率传导机制与贷款定价机制畅通利率传导过程,提升中小银行贷款定价能力,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家庭金融脆弱性是家庭金融风险的先行性指标。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面板数据,考察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显著降低了家庭金融脆弱性,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不足的家庭而言,这种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有助于缓解流动性约束、促进风险分担和增进信息传递,进而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此外,社会网络在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方面发挥了与正规金融制度互补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为理解社会资本在应对家庭金融风险中的作用提供了微观证据,丰富了家庭金融相关文献,为提升家庭应对金融风险能力、强化金融体系稳定性提供了有益参考。

台风作为一种强度大、高频发的极端天气,不仅对经济活动造成巨大破坏,也会对金融部门产生强烈冲击,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和反馈行为。本文以2010—2019年台风事件作为自然实验,选取295家地方性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匹配3452家A股上市公司的经营数据,运用风场模型构建城市级台风破坏指标,从企业经营渠道探讨台风灾害对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台风灾害导致银行信贷违约风险显著上升,促使银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台风灾害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造成了企业固定资产损失,由此导致当地银行信用违约风险上升。进一步分析表明,台风灾害影响金融机构的传导过程并非是单向的。银行信贷违约风险的上升降低了银行风险偏好,引发更为谨慎的信贷决策,传导至企业层面,使得企业融资成本上升,最终放大台风灾害对整个经济金融活动的影响。本文为银行气候风险治理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随着金融科技迅速发展,可充分挖掘并发挥互联网理财推动居民消费增长、扩大内需方面作用。本文基于经典财富效应理论,从支付宝平台随机抽取约3万个活跃用户的理财行为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理财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互联网理财投资收益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财富效应,且此效应在电商消费层面更为显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交叉验证结果表明,该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②中介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理财主要通过优化收入结构来促进居民消费;③互联网理财的财富效应并不存在明显的下沉效应;④互联网理财能够提高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在电商消费中的占比,显著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本文为进一步优化收入结构、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权衡理论认为公司存在目标税负水平,当发生偏离时,公司会进行动态调整。关于公司税负水平动态调整的研究刚刚起步,亟待学者们展开更多深入的分析。立足于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的速度。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信息管理效率以及降低组织协调成本的方式提高税负水平调整速度。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公司税负水平向上调整(提高至目标值)和向下调整(降低至目标值)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数字化转型对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速度的影响,在未经营海外业务、决策权配置较为分散、面临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以及处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公司中更明显。本文不仅发现了影响公司税负水平调整速度的新因素,弥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而且从税务管理视角考察了公司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对于理解数字化转型对公司的影响,具有启示意义。

本文基于中国场内期权交易数据,研究期权隐含信息的收益率预测能力,检验中国期权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实证结果表明:波动率指数、方差风险溢价和波动率偏度等期权隐含信息,能够有效预测股票市场未来不同期限的超额收益率。信息假说和限制做空假说,是解释期权市场价格发现职能的2个经济学机制:期权隐含信息包含了一定的宏观经济信息和企业盈利信息;在中国期权市场上,由于对冲效应大于投机效应,做空限制会影响期权隐含信息的预测效果。本文对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建设高质量场内期权市场和加强监管政策协同,均具启示意义。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劳动和就业结构转变、生产和技术结构转型、产业部门和家庭生产部门时间配置的系统性理论框架,从时间配置结构转型和人工智能技术变革视角,开展关于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关系的理论研究。本文提出,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在产业部门和家庭生产部门同时推动了机器换人和结构转型;由于低技能劳动在家庭生产部门更有比较优势,高技能劳动在技能密集型产业更有比较优势,在不同产业之间替代弹性较低、非技能密集型产业智能机器设备(家庭生产部门智能耐用品)与劳动替代弹性较高时,偏向非技能密集型产业的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将增加高技能劳动相对需求,偏向家庭生产部门的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将增加低技能劳动相对供给,二者都会推动生产结构转型并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如果劳动供给结构转变较快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较慢,加深结构性就业矛盾,可以通过定向加强非技能密集型产业和家庭生产部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挖掘人力资源潜力、释放人才红利和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利率对宏观经济均衡和资源配置有重要导向意义。央行确定政策利率要符合经济规律、宏观调控和跨周期设计需要。目前,中国的真实利率略低于经济增速,处于较为合理水平。中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释放政策利率调控信号,在利率走廊的辅助下,引导市场基准利率以政策利率为中枢运行,并通过银行体系传导至贷款利率,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中国具备继续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条件,将尽可能地延长正常货币政策的时间,目前不需要实施资产购买操作。在市场化利率体系中,收益率曲线非常重要,它反映利率由短及长的期限结构,可为各类金融产品和市场主体提供定价参考。收益率曲线的短端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直接受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长端则为国债收益率,主要反映市场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期。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应用日益广泛,整体趋于成熟,而在市场基础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在可持续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减排技术内生化,建立带有环境约束并包含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绿色金融通过支持绿色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制。这一理论得到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中介效应分析的支持。本文为绿色金融的经济学建模提供了新的思路,推进了绿色金融的“功能”理论,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绿色创新渠道”,这意味着绿色金融不限于对少数清洁行业的支持,针对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内部环保技术升级的金融服务也至关重要,是未来绿色金融政策需要关注的问题。

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国际贸易增长一直是贸易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本文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对外公布的《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绿色金融与中国出口贸易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出口贸易发展,改善出口贸易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优化出口贸易的量价结构;绿色金融带来的出口促进作用,就不同的样本分类存在异质性。渠道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通过缓解出口方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进而对出口贸易产生积极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在考虑双重差分法设定条件、安慰剂检验、极端值影响、零贸易问题等后,绿色金融对出口贸易的积极作用依然成立。本文研究证实了绿色金融是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绿色金融政策能够带来生态环境改善和出口贸易发展的双赢局面,这为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进绿色金融体系构建提供了来自现实层面的有效证据。

本文使用2011-2015年263家银行的年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基于蚂蚁金服用户数据构建的地市级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探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实质上推动了一种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改变了银行的负债端结构,使得银行负债端越来越依赖于同业拆借等批发性资金。负债端结构的改变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偏好上升,但是借贷利率和净息差都有所下降。即银行选择了更高风险的资产来弥补负债端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损失,但并没有将成本向下游企业转移。此外,本文还发现规模越大的银行受到金融科技的冲击越小。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变化,一些影响长期化的新现象、新问题、新概念不断涌现。作为全球重要的宏观经济研究力量,各国中央银行纷纷着手对后危机时代的新理念、新规律展开深入研究,并努力进行政策性的探索。本文重点讨论当前全球中央银行比较关注的三大问题:一是负利率政策的逻辑与效果;二是全球稳定币的宏观政策挑战;三是气候变化导致的宏观金融风险。现有宏观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政策实践面临的新问题,对研究工作者而言,既是重大挑战,也是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应立足中国国情,放眼全球百年变局,密切跟踪极具未来性的热点问题和理论前沿并将其科学应用于我国高质量发展时代的政策实践。

本文在一个包含价格与工资双重黏性的动态新凯恩斯框架中引入内生资产泡沫和劳动力市场摩擦。本文研究发现,资产泡沫能够通过金融成本渠道缓解企业信贷约束,进而对通胀形成向下的压力。因此在经济过热、资产价格上涨的条件下,通胀依旧可能是温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短期内资产价格的上涨反而可能压低通胀。在此情形下,通胀指标可能会失真,传统货币政策规则虽然能够稳定通胀,却可能无法有效稳定经济,货币政策有理由针对资产泡沫实行逆风干预。本文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降低资产泡沫的规模,在货币政策目标中考虑资产泡沫或资产价格将有助于稳定经济,并且能够有效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在模型中引入宏观审慎政策之后,逆风货币政策依然能够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这说明盯住资产泡沫的货币政策在理论上是有效的,对于完善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治理资产泡沫的根本途径仍在于消除金融市场摩擦,增加安全资产的供给以及建立健全安全、透明和高效的融资体系。这不仅能挤出资产泡沫,还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提高投资效率。

本文旨在评估金融市场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尤其是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公共治理能力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其中,城市公共治理能力以基于实时数据计算的防疫能力和复工复产能力指标来刻画。主要发现如下:第一,防疫能力会影响投资者情绪,但不会直接影响股票收益率;第二,所在地复工复产能力对股票收益率存在正向影响;第三,机制分析表明,经营基本面更容易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如小企业、成长型企业、所在地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较差的企业,其股票收益率对当地复工复产能力的反应更敏感。本文结论表明,在全国一盘棋的抗疫努力下,投资者对于战胜疫情有信心,短期内复工复产能力对金融市场更重要。从应对措施来看,短期内可对比较脆弱的企业实施精准果断的帮扶,长期内可考虑加强地区防疫能力建设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基于2005—2017 “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的对外投资微观数据,本文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不仅减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也抑制了投资规模,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样本选择性偏差、不同的汇率波动指标等一系列问题后仍然稳健。基于手工搜集的企业年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前期的套期保值行为,可以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弱化汇率波动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汇率波动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有明显的异质性,投资于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企业以及不同投资方式的企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反应各异,这又与中国现阶段对外投资的一些独特特征有关。本文研究为汇率波动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在国内外金融周期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设计了中国金融周期的实证方法。根据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制度特征和发展实践,选择广义信贷、广义信贷/GDP以及房地产价格作为金融周期的构建指标以及具体的代理指标,在实证方法上对识别周期的转折点法和带通滤波法的参数设置进行优化调整,提高了中国金融周期实证研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1998年一季度至2018年一季度的数据,对中国的金融周期进行了实证分析和交叉检验。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短周期与国家金融调控政策导向高度吻合,与经济短周期峰谷交错。金融中周期的持续时间和波动幅度显著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反映出中国主动的金融调控政策在调控经济周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降低了中国金融体系的中长期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