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媒体对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实践的报道为切入点,系统考察报道情绪如何影响公司债券风险溢价。研究基于2009—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债券样本,采用远期密度模型对信用利差进行分解,识别其信息传导路径。研究发现,积极的媒体ESG报道情绪主要通过缓解投资者风险感知,进而降低超额风险溢价的方式发挥作用,而非直接改变公司基本面违约风险。该影响具有显著的条件依赖性:当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差、分析师覆盖不足、机构持股比例较低或审计质量欠佳时,媒体ESG报道情绪发挥更强的信息协同作用;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信用风险集中暴露、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频发以及市场信心低迷时,其预期修正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积极的媒体情绪能够显著增强ESG偏好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意愿,而负面报道的持续积累则会推高风险溢价。本文为理解媒体在债券市场ESG信息传导中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对完善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具有一定启示。

通胀预期作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核心要素,对市场主体行为和债券市场定价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专家预测与A股上市公司信用债交易数据,实证检验了通胀预期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通胀预期与信用利差呈现显著的“U”形关系,拐点为1.99%,即接近2%的通胀目标时利差最低。从机制来看,通胀预期通过违约风险溢价(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超额风险溢价(表征系统性宏观风险)双重渠道影响信用利差。分析表明,通胀预期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低杠杆企业和低评级债券中尤为突出。此外,适度的通胀预期有利于企业保持经营灵活性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未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能够显著影响通胀预期,并对债券价格波动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有效管理通胀预期、降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提供了决策依据。

本文探究中国与近40个国家/地区签订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对主要货币国际地位和国际货币格局演变的影响。通过手动收集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的签订公告,将动用条件划分为仅促进贸易结算(第一层级)和同时促进贸易结算与维持金融稳定(第二层级)两类,研究发现:若动用条件为第二层级,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能显著增加签订经济体与中国双边进口贸易中的人民币使用份额,并带来美元使用份额的显著下降。机制分析表明,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通过降低人民币离岸市场融资成本,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增强了人民币在国际主流货币间的地位和影响力。此外,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的效应在与中国贸易关系更紧密和金融稳定程度较弱的经济体以及美元加息周期内更显著。本文对更好地认识国际货币格局演变,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5—2022年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和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名录,深入探讨了美国出口管制措施对中国企业供应链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1)为应对出口管制,众多企业采取了供应链多元化策略。虽然这种策略在短期内造成了外部供应链创新水平的下降,但同期国内供应链创新度的提升对此进行了有效弥补。(2)面对外部创新产品供给的短缺,加强自主研发成为企业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3)网络搜寻效率较高、获得较高补贴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更可能采取多元化策略,但对于专业化程度高、供应商网络中心度大的企业,高昂的转换成本可能成为其多元化策略的绊脚石。(4)出口管制的影响存在“传导效应”,会促使受管制企业的同行业竞争者、技术同群企业以及下游企业实施多元化策略。(5)相较于未直接受影响的企业,受管制企业在经营绩效上普遍受到负面影响,提升供应链效率成为缓解这一不利影响的可行途径。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需要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对消费的提振作用。金融科技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居民对市场利率的关注,这是否会畅通货币政策向消费的传导？本文构建了金融科技影响货币政策向消费传导的理论模型,并利用个人用户数据对理论机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第一,居民对金融科技产品的使用频次越高,其消费受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越大,这意味着金融科技可能通过提高居民的利率敏感性,增强货币政策影响消费的直接效应;第二,居民对金融科技平台数字资产板块的使用频次越高,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减少数字储蓄来增加消费的程度越大,这意味着货币政策通过储蓄替代渠道发挥了作用;第三,居民对金融科技平台数字信贷板块的使用频次越高,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增加数字消费信贷来提升消费的程度越大,这意味着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成本渠道发挥了作用,且存在非对称效应。本研究为提高金融科技水平,进一步助力货币政策向消费传导提供了证据支撑和政策启示。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探讨绿色金融是否有助于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企业“脱虚向实”为切入点,基于2012—2023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政策对于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且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研发与投资的内部治理机制和提升机构投资者绿色关注的外部治理机制而实现。此外,上述促进作用在内部治理水平低、融资约束程度高以及公众环境关注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在省内存在显著的辐射溢出效应,且其引致的企业“脱虚向实”程度提升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可持续绩效、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统一,从而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本文综合使用人民银行RCPMIS数据库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数据与SWIFT的人民币真实交易数据,实证分析了人民币清算行设立对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结果发现,人民币清算行设立对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影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人民币清算行设立可以通过提供离岸人民币融资可得性、降低双边汇率风险等渠道来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使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一带一路”国家、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国家而言,人民币清算行设立对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推动效果更强。进一步地,本文发现接入CIPS能够强化人民币清算行设立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促进作用。本文为加强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运用大语言模型构建了衡量企业网络安全风险治理水平的指标,实证检验网络安全风险治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网络安全风险治理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其关键机制在于数据利用效率提升、合作创新关系稳固和融资约束缓解;(2)该促进作用在地区网络环境较为复杂、数字技术依赖程度和国际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中表现更显著,并推动企业更加重视网络安全领域的专利创造;(3)企业网络安全风险治理在供应链纵向关系中存在非对称溢出效应,对上游供应商开展网络安全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下游客户则产生反向抑制。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须着力提升网络安全风险治理能力,在保障网络安全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创新。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完善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需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对居民消费的财富效应。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以2014年中国股票市场短时期内快速上涨作为外生“政策冲击”事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股票市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论表明:(1)我国股票市场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该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调整样本范围及考虑外部有效性后依然稳健;(2)机制分析表明,财产性收入增加和预防性储蓄动机减弱是股市财富效应的主要传导渠道:(3)股市财富效应对低消费、低收入、低金融知识以及低流动性资产居民家庭的消费倾向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在股票市场参与率较高且走势与经济基本面保持一致、有效发挥经济晴雨表功能时,对居民消费的提振作用将更加突出。

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是当前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任务。本文利用2016—2023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2020年退市新规实施对壳公司定价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2020年退市新规实施后,壳公司的价值偏离程度显著降低,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退市新规对股价较低、净利润较低、被出具过非标准审计意见以及存在财务造假违规记录的壳公司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退市新规实施后,壳公司经营质量显著提升,市场“炒壳”等投机行为被有效抑制,从而壳公司的定价效率明显提升。本文从退出机制的角度为监管制度改革影响资本市场效率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持续深化退市制度改革、进一步畅通多元化退市渠道具有实践启示意义。

本文以清宫所藏奏折与内务府档案中所包含的大量获罪官员的抄家记录为基础,系统估算清代官绅家庭的资产结构。过去对传统社会精英阶层家庭财产和收入的理解,以田地、房屋首当其冲,偶或涉及借贷资本,但是对各自比重一直没有明确数字。我们先设计一套可以与现代家庭资产统计方式接轨的分类框架,然后介绍对家产各项内容的估价方法,并举案例说明。最后通过对185个官绅家产案例进行统计和分析,发现这些案例在金融商业类资产项下有不低的比重,同时,金玉铜磁、绸缎皮衣等各种实物也占据了相当的份额。作为传统资产形式的田房不动产一方面是投资置业首选,但另一方面当财富积累到一定水平后比重不断下降,以致在社会财富阶梯顶端已不具明显优势。

国际收支对研究经济体的内部结构和对外联系意义重大,是理解一个经济体宏观状态的重要指标体系。本文旨在运用统一的、标准化的国际收支项目系统,梳理中国历史上国际收支的基本情况。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挖掘、甄别和估算,形成了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至1948年共计398年时间跨度、完整的中国国际收支表,并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的国际收支特征及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本文所做的工作为进一步深入分析中国国际收支格局的影响因素,以及国际收支情况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提供了研究基础。

在可持续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减排技术内生化,建立带有环境约束并包含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绿色金融通过支持绿色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制。这一理论得到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中介效应分析的支持。本文为绿色金融的经济学建模提供了新的思路,推进了绿色金融的“功能”理论,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绿色创新渠道”,这意味着绿色金融不限于对少数清洁行业的支持,针对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内部环保技术升级的金融服务也至关重要,是未来绿色金融政策需要关注的问题。

利率对宏观经济均衡和资源配置有重要导向意义。央行确定政策利率要符合经济规律、宏观调控和跨周期设计需要。目前,中国的真实利率略低于经济增速,处于较为合理水平。中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释放政策利率调控信号,在利率走廊的辅助下,引导市场基准利率以政策利率为中枢运行,并通过银行体系传导至贷款利率,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中国具备继续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条件,将尽可能地延长正常货币政策的时间,目前不需要实施资产购买操作。在市场化利率体系中,收益率曲线非常重要,它反映利率由短及长的期限结构,可为各类金融产品和市场主体提供定价参考。收益率曲线的短端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直接受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长端则为国债收益率,主要反映市场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期。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应用日益广泛,整体趋于成熟,而在市场基础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本文聚焦商品批发这一重要的供应链环节,检验批发业外资开放通过优化供应链结构,最终对消费市场产生的重要影响。首先,本文理论分析表明,批发业外资开放,会增加选择直接进口零售商的市场份额,削弱零售商通过批发商间接进口商品的成本加成,并且降低在位零售商边际成本,进而降低国内市场零售价格。其次,本文构建了中国批发行业的外资开放指标,并且通过商品名称与消费市场信息匹配,获取了中国2000—2019年城市—行业—商品维度的价格数据。再次,经验分析表明,批发业外资开放每提高1个单位,零售商品的市场价格将下降2.71~11.78%;机制分析发现,零售行业直接进口的市场份额越小,成本加成和边际成本越大,批发业外资开放对商品零售价格的边际作用越大。最后,本文基于经验分析结果,量化了消费市场开放福利,结果表明批发业外资开放对消费福利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本文的研究为实施“更高水平开放”和“创新服务渠道”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国际贸易增长一直是贸易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本文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对外公布的《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绿色金融与中国出口贸易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出口贸易发展,改善出口贸易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优化出口贸易的量价结构;绿色金融带来的出口促进作用,就不同的样本分类存在异质性。渠道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通过缓解出口方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进而对出口贸易产生积极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在考虑双重差分法设定条件、安慰剂检验、极端值影响、零贸易问题等后,绿色金融对出口贸易的积极作用依然成立。本文研究证实了绿色金融是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绿色金融政策能够带来生态环境改善和出口贸易发展的双赢局面,这为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进绿色金融体系构建提供了来自现实层面的有效证据。

《巴III最终方案》致力于提高银行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的审慎性、一致性、可比性和透明度,主要对有关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信用估值调整的计量方法又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并且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资本底线、杠杆率缓冲等方面的要求。巴塞尔委员会的全球定量影响测算显示,新监管规则对各组银行的影响不尽相同,一些银行还将面临资本缺口。由于我国银行资本监管较为严格,各项监管规则修订的影响相互抵消后,对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水平的整体影响可能并不大,但考虑到各银行的异质性,不同银行实际受影响程度会呈现差异。为此,我国银行业需坚持实行严格而科学的资本管理,合理确定过渡期,避免对银行风险管控能力、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较大冲击。

本文以2006—2016年上市的1397家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首日涨停板制度对新股解禁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首日涨停板制度实施期间发行的新股,解禁时有显著更差的市场表现,[-30,30]窗口期间的超额回报低至-8.43%,同时有更小的异常交易量和异常波动率;新股上市时股价高估程度越大、投资者情绪越高,首日涨停板制度对解禁效应的影响越强。上述结果支持了Hong et al.(2006)提出的“解禁与资产泡沫破灭”的理论,即首日涨停板制度导致新股发行后投机泡沫累积,投机泡沫破灭导致解禁时更大幅度的股价下跌。本文的研究结论补充了首日涨停板制度后果的文献,并对防范金融风险和完善新股市场化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本文研究了近代中国银本位制度下外汇市场的运行效率以及国内外金融市场的整合程度。我们从近代上海和伦敦的报纸中手工收集了20世纪前期(1902—1932)外汇市场高频(日度)数据,并基于“银点套利”模型估计了上海和伦敦之间的银套利成本。结果显示,关于银点的估计值与当时两地之间的银贸易成本接近,且当出现银点背反情况时,银跨境流动的方向也与银点套利理论的预测一致。这些结果表明上海与国际市场之间存在有效的银套利机制,为国内外金融市场的高度整合提供了经验支持。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初期,上海与伦敦之间银点的估计值大幅提高,表明中外金融联系受到了战争的严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