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对宏观经济均衡和资源配置有重要导向意义。央行确定政策利率要符合经济规律、宏观调控和跨周期设计需要。目前,中国的真实利率略低于经济增速,处于较为合理水平。中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释放政策利率调控信号,在利率走廊的辅助下,引导市场基准利率以政策利率为中枢运行,并通过银行体系传导至贷款利率,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中国具备继续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条件,将尽可能地延长正常货币政策的时间,目前不需要实施资产购买操作。在市场化利率体系中,收益率曲线非常重要,它反映利率由短及长的期限结构,可为各类金融产品和市场主体提供定价参考。收益率曲线的短端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直接受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长端则为国债收益率,主要反映市场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期。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应用日益广泛,整体趋于成熟,而在市场基础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建立了金融风险传染模型,对金融风险通过价格渠道传染的过程进行推演。模型根据金融市场数据校准了主要债券资产的需求曲线,模拟银行面临资本充足率约束条件下的最优抛售行为,有助于解决现有文献微观基础不足的问题,并为监管机构建立宏观审慎压力测试模型提供研究参考。本文模拟结果和政策含义如下:(1)银行的资产结构和金融市场深度都是影响金融风险传染的重要因素,过去几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深度的增加,金融风险传染的强度有所降低;(2)单个银行的最优行为在整个系统中可能会加剧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3)金融风险的演化呈非线性,判断风险的阶段对于监管部门至关重要。

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本文基于经济“增长”视角,从理论上分析金融政策在经济低碳转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清洁(绿色)与非清洁(非绿色)生产部门、定向技术进步、金融约束与金融政策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基于模型的理论证明与数值模拟,我们发现:(1)清洁部门相对非清洁部门更强的金融约束会推迟经济低碳转型过程、导致环境恶化,绿色金融政策能够缓解清洁部门的金融约束。(2)绿色金融政策能够增加清洁部门的产量,在一定条件下,还能促进经济实现低碳转型并阻止环境恶化。(3)通过金融政策推动经济低碳转型,相比部分财政政策具有成本效益优势;两类政策存在组合搭配的空间。(4)在疫情冲击后加大绿色金融政策力度,将有益于实现“绿色复苏”,并有可能以相对平时更低的成本,加快“碳达峰”与经济低碳转型的进程。

网红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模式,打赏也成为消费者支配财富的一种新型方式。探索打赏背后的影响因素和经济规律不仅对网红娱乐平台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且可为相关监管规定的落实和完善提供有益参考,有助于引导“网红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当前学术界尚缺乏探索网红主播打赏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获取了5家网红经纪机构中41位游戏类网红主播每场直播的收入与直播时长数据,研究发现:首先,网红主播的直播收入和观众打赏强度均与直播时长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网红主播对观众的更多娱乐陪伴使其获得了更多的打赏收入;其次,头部打赏者对网红主播的打赏使非头部打赏者的打赏强度更大,这表明观众对网红主播的打赏存在“羊群效应”。

“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要求持续推进污染减排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基于2007年起排污费提高的政策冲击和2004-2013年工业企业污染数据,本文使用倍差法考察排污费提高的污染减排效果以及融资约束对政策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费提高后,污染排放水平显著下降,但产出也受到较大冲击;企业减排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大型企业主要通过降低污染强度的方式来降低污染排放,而中小型企业则主要采取降低生产规模的方式来降低污染排放;进一步基于环境投融资角度对企业减排行为的分析揭示,融资约束影响中小企业污染减排,加剧排污费提高对产出的影响。因此,提高绿色金融的环境投融资供给能力是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陆续出台且支持力度不断强化,政策效果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将绿色金融政策和绿色转型纳入可持续投资(ESG)资产定价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风险资产均衡收益和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绿色债券纳入央行合格担保品这一准自然实验,分别从企业融资成本和绿色创新两个角度实证检验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降低绿色债券的信用利差为绿色企业提供融资激励,同时通过提高棕色债券的信用利差给棕色企业的绿色转型带来倒逼促进作用。(2)这一影响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内作用更为显著,但随时间推移逐渐弱化。(3)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融资途径显著提升了棕色企业的绿色创新,倒逼棕色企业绿色转型。

一般认为跨境资本流动由利差决定,政策制定也强调利差对资本流动的指示意义。但本文发现,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历史上主要是由套汇而非套息资本决定,且套汇的显著指标是多边美元指数(DXY)而非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之为“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之谜”。我们提出,汇率影响大于利率且多边汇率影响大于双边汇率的原因在于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历史上波动幅度较小,及时和充分反映中美基本面的分化还不够。美元指数是市场指标,能够预示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走势,进而驱动资本流动。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中美经济基本面的分化不仅决定中美利差,还在很大程度上驱动美欧、美日经济基本面的分化,进而略有时滞地驱动美元指数。因此,中美利差在统计意义上是美元指数的同步甚至略微领先的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策制定仍要关注利差。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中美利差和美元指数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解释力都会边际减弱。

当前,绿色金融备受关注,然而该领域的基础理论尚需进一步强化。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由于污染的外部性问题,环保的主要力量应当是公共部门而非金融系统。然而为何越来越多国家选择发展绿色金融?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是有效制定政策、构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的基础。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表现出与公共部门环保投入的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基于经济增长框架的绿色金融理论模型,对经验事实给出理论解释。模型证明:绿色金融的成本分摊与风险分担功能使其具有独特的长期增长效应,是经济发展必然选择;绿色金融政策与绿色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从理论层面回答了“为什么需要绿色金融”这一问题,为绿色金融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和政策分析提供了可借鉴的框架。

在深化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科学评价银行业的结构性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区别于早期针对个体样本的技术性TFP增长研究,本文通过构建并分解加总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对我国银行业以及不同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及来源进行有效评价。结果显示,研究期间,我国银行业的结构性TFP增长表现良好,其中,整体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进一步分解发现,制度创新改善和加总的个体技术进步推动了银行业结构性TFP增长。在整体效率变化方面,加总的个体技术效率变化和结构效率变化都有待提高,其中,范围效率变化是抑制结构效率改善的主要因素。考虑不同类型银行,制度创新变化对所有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都影响显著,加总的个体技术变化对股份制和地区性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贡献更突出;加总的个体技术效率变化、结构效率变化、范围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对不同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作用有限。

完善住房市场体系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议题,限购政策作为政府稳定和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主要手段,对房地产企业以及住房市场体系建设均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上市房地产企业2008—2013年以及2015—2019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两轮限购对上市房地产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两轮限购政策均显著降低了上市房地产企业市场价值,当企业在限购城市销售占比越大时,价值下降幅度越大;第二,从企业经营绩效来看,两轮限购对其实际盈利和营运能力并未产生显著影响,第一轮提高了企业偿债的经营风险,而第二轮只是影响了企业的资产增长能力;第三,两轮限购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异质性影响,第一轮并未显著影响房价上涨,而第二轮则显著遏制了房价上涨;第四,从股票市场看,第一轮限购主要是通过企业经营风险影响投资者预期,而第二轮限购则是通过影响房价来改变投资者预期,这进一步凸显了“房住不炒”的政策作用。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制定与推进政策时应关注预期的作用,这对于当前“房住不炒”政策的长期实施及其政策效果的长期稳定都具有一定启示。

利率对宏观经济均衡和资源配置有重要导向意义。央行确定政策利率要符合经济规律、宏观调控和跨周期设计需要。目前,中国的真实利率略低于经济增速,处于较为合理水平。中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释放政策利率调控信号,在利率走廊的辅助下,引导市场基准利率以政策利率为中枢运行,并通过银行体系传导至贷款利率,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中国具备继续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条件,将尽可能地延长正常货币政策的时间,目前不需要实施资产购买操作。在市场化利率体系中,收益率曲线非常重要,它反映利率由短及长的期限结构,可为各类金融产品和市场主体提供定价参考。收益率曲线的短端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直接受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长端则为国债收益率,主要反映市场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期。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应用日益广泛,整体趋于成熟,而在市场基础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农业生产的规律和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容易触发由偶然事件引发的金融道德风险,这些道德风险经农业供应链的规模经济性、范围经济性、羊群效应和合成谬误集聚并放大,可能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这一论点,本文采用序贯博弈方法以及实证方法证明了基于龙头企业决策的农业供应链金融道德风险放大的可能性。为了防范农业供应链金融引致的系统性风险,商业银行可与农业龙头企业合力推行订单模式,强化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封闭式管理,积极融入农业供应链文化价值体系,并加强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协调监管。

本文旨在评估金融市场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尤其是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公共治理能力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其中,城市公共治理能力以基于实时数据计算的防疫能力和复工复产能力指标来刻画。主要发现如下:第一,防疫能力会影响投资者情绪,但不会直接影响股票收益率;第二,所在地复工复产能力对股票收益率存在正向影响;第三,机制分析表明,经营基本面更容易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如小企业、成长型企业、所在地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较差的企业,其股票收益率对当地复工复产能力的反应更敏感。本文结论表明,在全国一盘棋的抗疫努力下,投资者对于战胜疫情有信心,短期内复工复产能力对金融市场更重要。从应对措施来看,短期内可对比较脆弱的企业实施精准果断的帮扶,长期内可考虑加强地区防疫能力建设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变化,一些影响长期化的新现象、新问题、新概念不断涌现。作为全球重要的宏观经济研究力量,各国中央银行纷纷着手对后危机时代的新理念、新规律展开深入研究,并努力进行政策性的探索。本文重点讨论当前全球中央银行比较关注的三大问题:一是负利率政策的逻辑与效果;二是全球稳定币的宏观政策挑战;三是气候变化导致的宏观金融风险。现有宏观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政策实践面临的新问题,对研究工作者而言,既是重大挑战,也是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应立足中国国情,放眼全球百年变局,密切跟踪极具未来性的热点问题和理论前沿并将其科学应用于我国高质量发展时代的政策实践。

本文使用2011-2015年263家银行的年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基于蚂蚁金服用户数据构建的地市级数字金融普惠指数,探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实质上推动了一种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改变了银行的负债端结构,使得银行负债端越来越依赖于同业拆借等批发性资金。负债端结构的改变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承担偏好上升,但是借贷利率和净息差都有所下降。即银行选择了更高风险的资产来弥补负债端成本上升所造成的损失,但并没有将成本向下游企业转移。此外,本文还发现规模越大的银行受到金融科技的冲击越小。

本文在国内外金融周期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设计了中国金融周期的实证方法。根据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制度特征和发展实践,选择广义信贷、广义信贷/GDP以及房地产价格作为金融周期的构建指标以及具体的代理指标,在实证方法上对识别周期的转折点法和带通滤波法的参数设置进行优化调整,提高了中国金融周期实证研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1998年一季度至2018年一季度的数据,对中国的金融周期进行了实证分析和交叉检验。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短周期与国家金融调控政策导向高度吻合,与经济短周期峰谷交错。金融中周期的持续时间和波动幅度显著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反映出中国主动的金融调控政策在调控经济周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降低了中国金融体系的中长期波动。

本文从流行性传染病特征和医学传染病模型出发,对影响疫情的非理性因素、疫情的直接与间接结果进行文献综述,分析极端事件中的反应不足与过度反应。在成因上,本文梳理了不完全信息贝叶斯学习和显著性理论等决策行为假说,来理解人们行为背后的信息处理机制和情感作用渠道。在结果上,疫情及有关政策对经济金融活动的直接影响尚缺准确评估,恐慌情绪与羊群行为、社会信任危机、风险态度转变及异质性信念等疫情间接结果也有待深入研究。最后,本文基于已有文献和疫情行为分析,对未来学术研究及政策管理提供思路和建议。

文物艺术品既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印记和文化瑰宝,也是情感资产和动产。本文基于2000-2017年全球艺术品核心市场——北京、香港、纽约和伦敦核心拍卖行中国书画的微观数据,使用特征价格法构建全球中国艺术品市场价格指数,展示全球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发展的全貌,同时创新性地使用重复交易数据探讨离岸和在岸中国艺术品市场投资特征和互动关系。研究表明:北京和香港市场作为中国艺术品最大的在岸和离岸拍卖市场价格相互联动,走势基本一致;艺术品财务收益和精神回报是艺术品投资收藏和消费的主要原因,不同市场间财务收益和风险分散的差异是艺术品市场资产配置和资金流动的动力;纽约和伦敦市场中国艺术品投资收益率低于北京和香港,香港是全球中国艺术品投资收益率最高的地区,重复交易中的北京-香港交易策略占优,离岸香港市场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使香港中国艺术品市场未来发展前景可期。

本文从县域和省际两个层面,采用OLS最小二乘法和DID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普惠金融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初期,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这种效应仅在集中连片特困区显著,受资源倾向性配置的效率损失、农贷的“精英俘获”以及金融知识匮乏的影响,银行服务包容性的提高没有反映出明显的益贫性;在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中介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程度较强的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对金融资本扭曲配置行为加以约束,纠正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的负面效应;银行、保险等正规金融机构忽视弱势群体的资源配置结构是导致包容性金融体系无法实现减贫的根源。因此,兼顾广泛包容、特定配比和商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才能扭转正规金融机构现有效率和公平皆损的局面;构建信息化普惠金融体系,能够克服正规金融机构高门槛、服务成本高以及逆向选择等问题,成为对社会帕累托最优的政策框架选择,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减缓贫困。

基于2005—2017 “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的对外投资微观数据,本文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不仅减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也抑制了投资规模,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样本选择性偏差、不同的汇率波动指标等一系列问题后仍然稳健。基于手工搜集的企业年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前期的套期保值行为,可以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弱化汇率波动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汇率波动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有明显的异质性,投资于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企业以及不同投资方式的企业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反应各异,这又与中国现阶段对外投资的一些独特特征有关。本文研究为汇率波动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