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创新性地将衡量健康不平等的Erreygers指数分解为收入增长效应、收入分布效应、收入流动效应和人群老化效应;然后采用2011年和2013年两期CHARLS基线调查微观数据,以中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混合区间回归模型估计健康与收入和非收入变量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到全样本和各特征人群的Erreygers指数,并对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的动态变化进行分解。结果表明:(1)中老年群体存在亲富的健康不平等,且亲富程度正在加剧;女性和沿海农村地区人群的健康不平等程度相对较高;(2)健康不平等问题的加剧主要源于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布效应,收入流动效应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健康不平等程度,人群老化效应的缓解作用则相当微弱;(3)与农村的负向效应不同,城市人群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流动效应均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健康的亲富不平等。

本文基于“碳排放强度”的分组思路,分别建立低碳发展区域和高碳发展区域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信贷投放的面板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方差分解和Granger因果检验,比较分析上述三者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1)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信贷投放之间的动态关系在低碳发展区域和高碳发展区域存在显著差异。(2)低碳发展区域的信贷投放和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存在着信贷投放对经济增长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而高碳发展区域的这一现象并不显著。(3)信贷投放是能源消费的Granger原因,表明金融机构较好地执行了国家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了能源消费强度的下降。

本文根据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运用MIMIC模型(多指标多原因模型)构建了集聚综合指数,并用广义倾向评分法(GPS)实证分析了不同集聚水平对三种污染物的影响。研究发现集聚对三种污染物的影响存在差异且存在临界点:集聚对二氧化硫的影响作用呈倒“U”型,集聚对工业废水、工业粉尘的作用呈现“S”型。集聚水平小于0.2时,集聚促进了二氧化硫的排放;集聚水平超过0.34后,集聚对二氧化硫的排放产生抑制作用。集聚水平小于0.18时,集聚抑制了工业废水和工业粉尘的排放;集聚水平超过0.18后,集聚明显促进了工业废水和工业粉尘的排放。

本文研究我国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影响因素及其盈余平滑行为。我们发现当期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与下一期不良贷款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同时,贷款损失准备被用来作为盈余平滑的工具,城市商业银行和非上市银行的平滑盈余现象更为明显。对于非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发行债券或发行总量越多,使用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平滑的程度越大,而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商业银行使用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平滑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从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的监管流程角度出发,运用我国71家商业银行 2003年至2013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监管强度提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相较于事中现场审查而言,银行业监管部门事前发布监管公文和事后违规惩戒措施实施强度提升的风险抑制效应更为明显。监管强度提升的风险抑制效应对大银行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作用普遍更强。但对于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的影响则存在差异,其中,监管公文发布对上市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应要弱于非上市银行,而违规惩戒措施的效果与之相反,现场审查对上市、非上市银行的影响则不存在显著差异。

随着“走出去”战略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增加。本文利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异质性和对外投资决策的相互关系。除验证了企业生产率越高越有可能对外投资的传统理论外,本文还发现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特征。具体表现如下:第一,与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相比,投资高收入国家的企业生产率不一定高;第二,越有效率的企业不一定进行市场寻求型投资,但越有可能进行技术研发类投资;第三,对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可能不比其它类型的对外投资企业生产率更高;第四,如果目的国是中低收入国家,投资目的国越多企业生产率不一定越高。因此通过本文的微观数据检验,深化了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理解。

本文发现企业环境绩效对机构投资者投持股比例有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只体现在长期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上,短期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不受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本文还发现环境绩效较好的企业有更高的超额回报,这意味着机构投资者投资于环境绩效较好的公司能够带来更高股票收益。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绩效较好的企业,银行贷款更多、贷款成本更低、所得税负担更轻,可能说明政府为了鼓励企业提升环境绩效在银行贷款获得与所得税优惠方面给予支持,政府的支持可能带来企业长期价值的提升。以上所有结果仅在国有企业样本中存在。

本文运用2000-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数据,研究了资本市场错误定价对不同融资约束水平公司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股权融资,无论融资约束水平高低,错误定价对公司股权融资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债务融资,股价高估会显著促进高融资约束公司的债务融资,包括长期债务融资和短期债务融资,而对低融资约束公司则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还发现,错误定价对高融资约束公司短期债务融资的正向影响要远高于长期债务融资。这表明,在中国资本市场,资本市场错误定价对不同融资约束水平公司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高融资约束公司的影响表现为股权融资、短期债务融资、长期债务融资的融资优序现象,而对低融资约束公司则不存在这一现象。

本文通过对2007年至2011年我国A股615组配对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持股金融机构不仅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债务资金,包括短期债务资金和长期债务资金,而且有利于企业改变负债结构,即提高融资成本较低的短期债务融资比重,降低融资成本较高的长期债务。此外,相对于国有上市企业而言,民营上市公司持股金融机构更有利于改变其债务融资水平与债务结构。进一步区分金融机构类型后发现,持股金融机构对企业负债融资和债务结构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持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

本文研究了高管在获得超额薪酬时是否披露了更多的战略信息,并进一步检验了此时战略信息披露动机符合管理者才能信号假说还是薪酬辩护假说。结果表明,战略信息披露与超额薪酬正相关,且在国企尤其是央企中、薪酬业绩敏感性较低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中两者正相关性更强,这表明两者的关系符合薪酬辩护假说,即高管在获得超额薪酬时,为了提高薪酬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会披露较多的战略信息来展现自己的才能。本文从高管薪酬辩护视角考察了信息披露的动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背景下丰富了有关信息披露动机的研究。

现有文献对公司治理效应的研究大多采用了“黑箱”的分析模式,即从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来反向推断治理机制的作用。本文以代理成本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两类代理成本在终极控制权和制度环境与公司绩效之间的不同影响路径,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黑箱”内部的运作机理。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终极控制权集中能够降低两类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最终提升公司绩效;第二,现阶段我国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更有利于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水平;第三,终极控制权集中度和外部制度环境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在制度环境水平低的情况下,终极控制权集中能够有效地提升公司绩效。第四,国有终极控制权能够更好地解决第一和第二类代理问题,对公司绩效产生正的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我国当前尚不具备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的环境下,终极控制权集中以及国有终极控制权可能在现阶段发挥了投资者保护的部分替代作用。

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理论认为,个体行为会受到所“嵌入”的社会网络及其在网络中位置的影响。然而,对于同样嵌入社会网络的风险投资,网络位置会对其经济行为带来什么样的作用,现有研究尚未展开讨论。基于此,本文以2004-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风险投资所嵌入的股东网络对其所支持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的网络位置影响了公司的投资效率。风投的网络中心度越高,越有可能抑制投资不足,但也推动了公司的投资过度;联合投资可能影响风投网络位置的上述作用。当风投采取联合投资时,网络中心度对投资不足的抑制作用以及对投资过度的推动作用,都要强于风投独立出资的情况;并且,当风险投资退出公司、关系网络断裂时,公司投资效率受到的上述影响也随之消失。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关系网络带来的信息优势将影响风险投资对所投资的公司产生的作用。此外,风投在IPO后进入、公司产权性质、公司现金流情况等也会对网络作用产生一定影响。

上交所和深交所于2009年初正式要求上市公司披露XBRL格式的财务报告。采用XBRL格式的财务报告可以降低金融消费者的信息处理成本,提高信息传递效率,使股价能够更充分地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信息,从而提高股票市场的有效性。本文利用上证综合指数、上证A股指数、上证B股指数、深证综合指数、深证成份指数、深证A股指数以及深证B股指数等7个指数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上交所和深交所实施XBRL的效果。结果表明,无论以何种股票指数作为中国股票市场的代理指标,采用XBRL格式财务报告均可以降低其对随机游走的偏离程度,即提高股市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