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完善金融稳定制度体系的一个革命性思考是引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和研究进展基础上,对中央银行传统目标及其政策手段局限性进行了深刻反思,指明了金融稳定重回中央银行目标菜单后,中央银行协调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的逻辑框架,以及有效政策工具的变革方向。本文研究认为:第一,以逆周期调节和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的宏观审慎管理必须依托流动性管理方能收到实效。第二,金融业经营模式和信息技术发展使流动性管理面临一般均衡要求,中央银行目标应该从狭义价格—即通货膨胀转向广义价格—即更广泛的金融资产价格体系。第三,金融风险决定了危机是一个概率事件,危机救助决定了道德风险是必然事件,金融系统稳定、金融创新和零道德风险是金融稳定的新“不可能三角”。第四,高效率的流动性管理是在事前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事后有效救助金融崩溃的根本手段,通过流动性对广义价格体系实施有效管理,最终可以同时实现宏观经济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双重目标。第五,在新业态等金融创新冲击下,基于支付体系的实时流动性管理技术,将逐步取代基于事后统计体系的传统管理手段。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发展、创新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内生增长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对二氧化碳强度的影响。理论模型的分析表明,金融发展与二氧化碳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原因是,一方面,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技术水平越高,从而二氧化碳强度越低;另一方面,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越多;上述两种作用之间存在一个权衡。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30个省份1997—2012年的数据,本文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对二氧化碳强度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信贷规模对我国二氧化碳强度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FDI规模对我国二氧化碳强度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金融市场融资规模、金融业的竞争、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对我国二氧化碳强度有负向影响。本文认为,应更好的发挥金融发展的技术提升效应,通过金融发展和创新实现我国经济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

本文在马骏和王红林(2014)的静态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中国的利率传导机制。根据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体的特点,该模型刻画了在银行体系面临诸多制度约束、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央行的政策利率调整如何传导至各个金融市场利率,继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动态过程。模型的模拟结果进一步证实,贷存比限制、对贷款的数量限制、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因素会不同程度地弱化和扭曲政策利率的传导,削弱利率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此外,我们将动态模型加以拓展,用来测算经济周期因素所造成的政策利率传导的效率损失。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取消贷存比上限、逐步淡出对贷款的数量限制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将有助于改善利率传导机制,为向新的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创造条件。

本文基于全球88个国家1970~201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对系统性银行危机发生概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将提高系统性银行危机发生几率;存款保险制度对系统性银行危机发生几率的影响,取决于存款保险制度的金融稳定作用和导致的银行道德风险问题;尽管利率市场化完成后存款保险导致的银行道德风险上升、存款保险的金融稳定效应可能并不明显,但若利率市场化时期建有存款保险制度,将有助于降低利率市场化改革时期系统性银行危机发生概率。另外,加强银行监管有助于限制存款保险导致的银行道德风险、增进银行系统稳定性;提高市场约束力和防范道德风险的存款保险制度设计,也有助于防止系统性银行危机发生。

本文基于2006-2012年中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数据,从影子银行体系资金融出方的角度,分析了商业银行从事影子银行业务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本文发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业绩好的银行、资产规模小的银行、贷款比率和存款比率高的银行以及位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省份的银行,其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业务规模更小,说明银行业绩压力以及外部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商业银行开展同业业务的重要因素。而且,商业银行从事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业务的规模越大,其潜在经营风险越高,具体表现为买入返售业务的低收益率降低了商业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但是这种负效应在存贷比比率高的银行并不显著,说明商业银行向影子银行体系融出资金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规避贷款能力受监管限制而对业绩造成的负面影响。

本文以2010~2013年某大型银行的非上市中小微企业贷款数据为样本,比较了保证担保与抵押担保两种担保方式在贷款风险缓释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与抵押担保贷款相比,保证担保贷款的对象具有高风险特征,贷款的违约风险也更高。这意味着保证担保不但没有缓解贷款中的信息不对称,反而加剧了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从现实来看,不合理的“银担”风险分担机制以及保证人专业性不足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研究还发现,银企关系提高了银行的信息优势,减少了银行对保证担保贷款的发放。

经济理论表明收入不平等影响城市房价和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可及性。本文基于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我国城市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家庭住房可及性的影响。经验研究表明,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上升会显著加重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成本负担,显著降低其人均住房面积和居住质量。在控制自身收入的影响后,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可及性仍然存在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住房产品的差异化能够对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起到缓冲作用。

企业预期被认为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中国民生银行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合作编制的民生新供给宏观经济指数调查问卷,将定性的企业调查数据转化为定量数据,通过构建模型描述企业总体经营预期和固定资产投资预期的形成过程,并对企业预期偏误进行测度。经研究发现,企业用工、企业融资以及企业对自身现状的评价不仅是企业预期形成也是企业预期偏误的关键因素,并且这两方面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会随着企业所属行业类型、企业规模产生显著差异。

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CFPS),本文分析了朋友圈网络和宗族网络对于不同家庭借贷行为的异质效应。在考虑社会网络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家庭融资具有正向作用,在正规渠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朋友圈网络,但只影响获得借贷的可能性,而不影响具体的借贷额度;非正规渠道借贷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宗族网络,同时影响获得借贷的可能性和借贷额度。对于宗族网络而言,强度效应比规模效应更重要,即拥有以祠堂和家谱为宗族联系纽带的家庭更容易获得贷款,而以亲戚拜年人数测度的网络规模没有显著影响;相比“祠堂”载体,“家谱”载体所代表的宗族联系比较松散,但是覆盖范围更广,其对非正规借贷的影响更为稳健。

本文研究了信用担保网络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且探讨了传导机制以及制度环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信用担保网络对公司绩效具有负面效应。从具体机制上看,加入担保网络导致了企业过度投资和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政府干预水平越高或者金融机构市场化水平越低,担保网络降低公司绩效、诱发股东机会主义行为的效应越强,并且差绩效公司参与信用担保的激励越高。上述结果说明,政府对企业信用担保行为的干预以及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了社会网络嵌入正规金融过程中的虚构和滥用,抑制了信用担保的信息功能。本文的研究对于商业银行贷款实践以及如何通过转型实现社会资本的“趋利避害”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

现有研究多局限于探讨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投资的整体影响,而集团控制是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集团公司与独立公司投资行为存在差异,那么增值税转型对这两类企业的影响是否也有差别,目前尚无从这一视角分析的文献。本文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背景下集团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显著高于独立公司,且两权分离度越高,差距越大。对两类企业投资动因研究显示,融资约束是影响集团公司与独立公司投资行为的主要因素,并且随着两权分离度的提高,代理成本对两类公司尤其是集团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也会提高。此外,增值税转型中集团公司的过度投资显著高于独立公司。

本文通过分析1999年至2012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对公司违规犯罪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增加时,公司违规的可能性增加。在解决了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该结论仍旧稳健。此外,本文还发现,公司所在地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越高,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对公司违规倾向的影响越弱;而所在地的风险偏好越高,这一影响则越强。最后,本文研究了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影响公司违规行为的一个潜在渠道——阻碍和延长稽查时间。本文的研究表明,作为重要的软性公司治理机制,上市公司、监察机构和投资者需对CEO对董事会的影响力给予重视。

2005年施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资本市场有着深远意义,但关于此次改革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影响仍鲜有研究。本文基于上市公司2002至201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股权分置改革对于不同行业国有控股比例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工具变量方法研究了国有控股比例与企业绩效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非国家重点战略行业公司在股改后,其国有股权下降幅度显著高于战略行业公司;同时,国有控股下降使非战略行业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评价指标有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