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一个包含价格与工资双重黏性的动态新凯恩斯框架中引入内生资产泡沫和劳动力市场摩擦。本文研究发现,资产泡沫能够通过金融成本渠道缓解企业信贷约束,进而对通胀形成向下的压力。因此在经济过热、资产价格上涨的条件下,通胀依旧可能是温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短期内资产价格的上涨反而可能压低通胀。在此情形下,通胀指标可能会失真,传统货币政策规则虽然能够稳定通胀,却可能无法有效稳定经济,货币政策有理由针对资产泡沫实行逆风干预。本文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降低资产泡沫的规模,在货币政策目标中考虑资产泡沫或资产价格将有助于稳定经济,并且能够有效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在模型中引入宏观审慎政策之后,逆风货币政策依然能够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这说明盯住资产泡沫的货币政策在理论上是有效的,对于完善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治理资产泡沫的根本途径仍在于消除金融市场摩擦,增加安全资产的供给以及建立健全安全、透明和高效的融资体系。这不仅能挤出资产泡沫,还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提高投资效率。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依赖金融市场的基准利率体系,探讨货币政策在不同利率间的传导,对于货币政策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货币政策冲击传导分析中引入金融网络模型,为其提供了结构性分析视角。首先,本文将DY溢出网络的信息溢出作结构性分解,由此所构建的信息溢出网络可刻画货币政策冲击在不同利率间的传导。其次,本文在实证中构建了由银行间市场基准利率所组成的时变DY溢出网络,并探讨了货币政策冲击对该网络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天质押式回购利率处于总信息溢出的核心位置,信息的净溢出由货币市场指向国债市场。货币政策冲击显著降低了1天质押式回购利率的信息净溢出,并且货币政策冲击的信息由国债市场向货币市场溢出。机制分析表明,国债收益率中的预期收益率提高了其对货币政策冲击信息的溢出能力。

基于银行独特定位有效评价银行绿色水平,有助于银行更好服务经济绿色转型。鉴于此,本文通过甄别“遵从型”与“主动型”绿色实践、区分银行绿色“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双重角色,构建了银行绿色治理评价体系,并测算我国50家重要商业银行2005-2020年绿色治理指数。发现:(1)银行绿色治理指数逐年提高,且银行间差距日渐缩小;(2)银行遵从型与主动型绿色治理共同提升了我国银行业整体绿色水平;(3)制度建设、绿色成效和组织管理先后成为银行推进绿色治理的引擎。进一步考察银行绿色治理的绩效效应后发现:第一,银行绿色治理不显著影响银行收益,但能显著降低银行风险。第二,绿色声誉效应、绿色成本效应是银行绿色治理影响绩效的主要作用机制。第三,主动型绿色治理、银行绿色“治理者”实践、以及全国性银行的绿色治理提升银行绩效的效果更强。本文为深化绿色银行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经验证据。

银行通过持有共同的盯市资产在彼此间形成关联性,在遭遇负向冲击时,银行的资产抛售行为沿着这种关联性构成的网络传染,进而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基于关联网络模型的理论分析和我国上市银行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这一关联网络具有“稳健而脆弱”的特征:一方面,关联性具有风险传染效应,导致系统性风险升高;另一方面,关联性具有风险分担效应,通过抑制银行自身所受冲击来降低系统性风险。这种风险分担效应在银行盯市资产集中度高且遭遇大冲击时表现明显。小银行和资本不足的银行具有更强的风险传染效应,大银行与地理分散程度高的银行具有更强的风险分担效应。本文对监管当局在防范系统性风险时如何处理关联网络在稳健性与脆弱性之间的权衡,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基于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本文将目的国收入分布(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平等)、产品质量以及汇率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出口汇率传递效应和企业的出口定价能力,并运用中国出口至160个国家和地区的5209种商品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出口企业倾向于采取“按市定质”策略,即向人均收入水平高、基尼系数低的国家和地区提供质量更高的产品。(2)出口企业的“按市定质”策略影响“按市定价”策略,目的国收入分布通过产品质量影响汇率传递效应,中国产品的出口定价能力在人均收入低且基尼系数高的国家更高。(3)目的国收入分布同时可调节产品质量对汇率传递的影响大小。因此,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实现出口目的国多元化对推进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企业层面参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数据,基于理论模型和回归分析,系统考察跨境人民币结算与出口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跨境人民币结算推广后,试点企业为增强议价权以便能用本币做出口结算,其创新动力会受到显著激发,专利产出数量大幅提升。且当出口企业对出口收入的依赖度越高、出口至非主导货币经济体的比重越大、货币错配越严重时,上述效应表现越明显。渠道分析表明,使用本币结算能够有效克服出口收入的随机性特征,期望损失及波动均有所降低,与理论模型分析一致。本文还发现,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能够提升生产率,但由于个体垄断势力有限,需要对技术升级所削减的边际成本进行“让利”,致使成本加成率未发生显著变化。本文利用企业层面的人民币结算冲击,为跨境人民币结算相关议题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对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既有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出口品质的提升速度明显滞后于出口规模的扩张速度,本文尝试从僵尸企业的角度为中国出口升级滞后现象提供可能的解释。利用中国企业级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僵尸企业显著抑制了非僵尸企业(即正常企业)的出口升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僵尸企业明显提高了非僵尸企业的信贷约束程度,而信贷约束的加剧是前者抑制非僵尸企业出口升级的重要渠道,并且这一抑制效应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行业越大。本文还从多个维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发现僵尸企业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升级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大,此外,僵尸企业对非僵尸企业出口升级的抑制效应随着地区制度环境的改善而减弱。本文研究为解释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相对滞后的现象,以及理解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的信贷约束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通过对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320.8万篇公告和全国地方政府195.3万篇地方政策文件进行文本分析,实证检验了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第一,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可以使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第二,突破信贷配给与优化企业融资,加强供应链联合投资与关系嵌入,推进合作研发与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是供应链金融促进企业效率提升的有效渠道。第三,在引入地方政策进行进一步分析后,本文发现当企业所在地出台了供应链金融支持政策时,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可以获得更大水平的效率提升。本文的发现为民营企业和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突破信贷配给,寻求发展机会,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提供了现实指引,也为加大对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的准自然实验,本文考察了破产审判专业化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后,当地企业的创新投入显著增加,且这一效应主要存在于司法专业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和债权人约束更强的企业中。此外,本文发现,改革提高了当地破产案件的审判质效,能够通过更好地保障债权人利益来提高其失败容忍度。具体而言,改革加快了当地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的审理速度,且当地企业的信用债发行利率显著下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改革能够破除企业破产阻碍和缓解僵尸企业的创新挤出效应。本文的发现表明完善的破产制度能够为债权人提供司法保护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不仅丰富了司法微观作用相关文献,也从法治营商环境角度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益启发。

在我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强调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大背景下,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实证检验了ETF这一创新型金融工具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ETF在提高上市公司股票流动性的同时,会吸引更多的短期投资者,加剧管理层隐藏负面消息的动机,从而增加股价崩盘风险。然而,A股定价机制不完善以及分析师乐观偏差等外部因素并非ETF增加股价崩盘风险的主要原因。进一步分析表明,代理冲突越严重、公司治理水平越差以及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的企业中,ETF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研究对于辩证认识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都具有一定启示。

传统中国商业利率的水平在文献中时有讨论,但实证上却较为模糊。本文基于综合各种史料的利率数据库及对金融组织层级的认识,估测了17世纪至20世纪初的商业利率变化趋势,表明它长期趋于下降,尤其是最惠级利率的下降更为明显;至19世纪中期,最惠商业利率在多地已下降至接近年利5%的水平,虽略高于同期英格兰的银行利率,但并未超过美国和日本银行的利率。本文也表明,利率的变迁与金融组织的演进息息相关,利率市场等一定程度上非正式但也非人格化的组织与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把资金市场中能够更高效匹配的部分不断区分出来。这一机制直到银行兴起后仍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