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出了“产出—通胀”空间再分割和“菲利普斯曲线束”两个新型研究理念,并深入探讨如何防范实体经济风险和规划经济复苏路径。研究发现:第一,近期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呈现出“逆位反转”特征,表明供需关系仍处于失衡状态;第二,实体经济运行是否面临风险,不仅取决于产出增速和通货膨胀水平,还会受到菲利普斯曲线斜率的影响,低产出、低通胀结合“逆位反转”的菲利普斯曲线,才是真正的风险预警信号;第三,现阶段中国经济已具备稳中向好的可行发展路径,考虑到前期基数效应,中高速到适度高速的经济增长及温和的弱通货膨胀,可作为短期内经济复苏的目标区间;第四,当下单一经济政策已很难令经济驶入目标区域,采取“社会融资规模扩张+减税”的政策组合,有利于产出、通胀和菲利普斯曲线斜率的协同修复。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多种“双支柱”政策的DSGE模型,评估了不同“双支柱”政策支持产业绿色转型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再贷款政策、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和差别流动性覆盖率约束政策,均是通过定向降低银行部门融资成本来引导信贷投放,这三种结构性政策降成本的力度,分别取决于再贷款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三种政策可以通过调整政策力度的方式达到同样的政策效果;(2)差别风险加权因子政策,主要是通过金融加杠杆的方式来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往往会引起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对产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小于前三种政策;(3)央行储备资产配置政策,往往会在金融市场中与金融部门形成竞争关系,导致银行部门投向绿色产业的信贷规模下降,进而弱化央行储备资产配置政策的政策效果;(4)在经济和金融周期中引入合适的逆周期结构性政策,可有效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和改善居民福利,但长期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会对居民福利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银行间市场的局部风险,可能经由借贷网络蔓延为全局性风险。本文构建基于银行间借贷博弈的金融网络模型,发现风险传染会导致银行间市场出现多重借贷均衡。在均衡跳跃的临界点处,流动性冲击发生概率的微小增加,会导致银行间市场借贷规模大幅下降。这一机制可以解释金融危机中银行间市场骤冷现象。本文进一步研究公开市场操作、流动性监管、窗口指导等政策,结果表明,抵押品注入有助于缓解风险传染影响,流动性注入有助于提高借贷金额,流动性监管和窗口指导可服务于市场均衡转换和避免硬着陆。

资源配置效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现有文献在研究资源配置效率时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对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企业层面配置效率缺少关注;二是研究方法上忽略了产业链上行业间的相互影响。本文将国内外投入产出联系引入Hsieh and Klenow(2009)增加值模型,构建基于总产出的模型,利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的数据,考察中国制造业部门的配置效率。分析显示,2009—2015年间,中国制造业部门的配置效率呈现先波动后改善的趋势。这一发现对于不同设定都十分稳健,但随企业规模和地理位置存在异质性。不过,样本期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对制造业部门生产效率提高的贡献较弱。本文有助于理解“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联系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本文扩展了Foster et al.(2008)模型,从供给侧、需求侧和一般均衡条件下,揭示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制造业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1)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外资开放,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专利创新数量、质量和效率;(2)机理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制造业创新行为存在正向的成本节约效应和偏好互补效应、负向的竞争加剧效应,净效应取决于正负效应之和。生产性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制造业创新作用程度呈现U形曲线关系,正向创新效应存在开放度“门槛值”;(3)政策方面,加快通信、商务和科技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外资开放,提升制造业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优化地区市场化程度,促进边境外措施和边境内措施协同互补,有利于更好发挥正向创新效应。本文对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外资开放,促进中国制造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基于信贷歧视和企业治污投入的特征事实,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污染行业与清洁行业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引入环境税并内生化配套政策强度,从调错配和降污染两个目标维度,分析不同环境政策组合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环境税能够缓解因信贷歧视而加剧的环境污染,但较高的税率也会过度抑制污染行业产出,从而形成偏向清洁行业的新的资源错配,而污染行业通过承担治污成本,能有效减少税收对各行业要素边际产出相等造成的扭曲,提升整体效率。本文提出,执行清洁生产补贴和绿色信贷贴息等配套政策,能更好地释放环境税“调错配、提效率、降污染”三重红利。通过区分信贷歧视强度和环境税率高低的三种不同场景,本文模拟出各场景下不同政策组合的效果,并给出配套政策措施最优排序,对利用好环境经济政策工具箱、系统构建环境经济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与实践价值。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环境处罚会降低未受罚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这一结果具有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机制分析表明,环境处罚显著提升未受罚企业的绿色创新程度,从而降低企业生产率。这可能是由于绿色创新短期内不具有盈利性,一方面绿色创新成果转化推广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绿色创新可能挤出其它盈利活动。本文不仅丰富了环境规制相关文献,也有助于全面理解我国环境处罚政策效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绿色金融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手段。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将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体系,旨在通过“绿色化”金融考核机制,激励银行支持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本文以该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使用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其对污染企业绿色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行业污染密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企业进行绿色并购的可能性提高22.77%。此外,绿色并购不仅获得了市场的正面反应,还在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研发能力方面带来了长期的绩效提升。机制分析显示,上述政策效果在大企业、股价被低估和融资约束较为宽松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表明企业借助绿色金融激励政策进行绿色并购,可能并不是为了缓解融资约束,而是向市场传递其绿色转型的积极信号,从而提升市场表现和降低资本成本。本研究为金融考核“绿色化”引导实体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实证支持。

企业年金是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我国企业年金在过去十几年间的发展,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2020年五期数据,探究企业年金对城镇职工家庭消费、储蓄和金融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参加企业年金对城镇职工家庭的当期消费支出和储蓄率没有显著影响,但会显著提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及持有价值,这一结论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工具变量回归及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一致。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年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和有房产的家庭。主要作用机制是,预期老年收入风险的降低和金融素养的提高。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年金扩面改革对我国养老财富储备、家庭福利和金融发展的作用。

提升首发定价效率,是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课题。本文以科创板智能辅助审核平台实施为准自然实验,以2018年9月至2022年8月科创板和创业板公司的首发折价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资本市场监管智能化建设对首发定价效率的作用和机理。本文发现,智能辅助审核平台实施之后,试点公司的首发定价效率显著提升。机制分析表明,智能辅助审核平台主要通过增加公司信息可靠性和降低投资者信息不对称两个渠道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信息环境更差和科技属性更强的公司,智能辅助审核平台提升首发定价效率的作用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智能辅助审核平台还显著降低了公司上市首日换手率和上市后价格修正波动率。本文既丰富了首发定价效率和资本市场监管智能化建设的相关研究,也为健全中国资本市场定价功能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完善方向。

发挥公募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维护市场稳定中的作用,对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意义重大,然而,我国公募基金投资行为散户化一直饱受诟病。本文建立理论模型提出,在基金共同持股情形下,面对负面信息时的竞争性抛售行为,是导致股价崩盘的重要机制。结合理论预测,并使用2010—2022年基金季度持仓数据,本文验证了该影响机制,发现基金重仓持股比例与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正相关。持股基金的集中程度越高、长期持股倾向越强、业绩短期排名压力越轻,越有助于减轻基金持股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基金共同持股下的策略性博弈与竞争行为如何导致股价暴涨暴跌,丰富了从投资者交易行为解释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