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预期作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核心要素,对市场主体行为和债券市场定价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基于2010—2022年专家预测与A股上市公司信用债交易数据,实证检验了通胀预期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通胀预期与信用利差呈现显著的“U”形关系,拐点为1.99%,即接近2%的通胀目标时利差最低。从机制来看,通胀预期通过违约风险溢价(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超额风险溢价(表征系统性宏观风险)双重渠道影响信用利差。分析表明,通胀预期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低杠杆企业和低评级债券中尤为突出。此外,适度的通胀预期有利于企业保持经营灵活性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未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能够显著影响通胀预期,并对债券价格波动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有效管理通胀预期、降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提供了决策依据。

本文探究股价波动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的最优路径。研究发现,最优双支柱政策需根据冲击来源动态调整:面对生产率提升等基本面利好,应采取宽松的顺周期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面对市场情绪异常变化引起的股价上行,则须采取紧缩的逆周期政策以抑制过度投资。这一策略突破了传统简单线性规则逆周期调控的局限,可更灵活地调控经济并增加社会福利。双支柱框架可通过宏观审慎政策调节风险、货币政策调节通胀进行分工协同,较单一货币政策更具优势,能显著提升社会福利。本研究对资产价格波动应对和风险管理具有政策启示。

分析房地产价格变动对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对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防范系统性风险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某股份制商业银行2010—2021年的逐笔贷款数据研究发现:房价上升会显著提升银行对企业的信贷供给,且抵押品渠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房价上升并未对非房地产企业贷款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资金实力、地区经济制度和市场环境差异以及信贷政策松紧等因素均会显著影响房价变动对银行信贷配置的效应。本研究不仅拓展了资产价格与信贷配置的关系研究,更为当前房地产价格回调背景下银行信贷配置调整、金融结构转型以及监管政策优化提供了丰富的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企业—大型银行—中小银行”决策行为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结合理论分析、仿真实验与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探讨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战略进取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小银行市场份额提升带动的银行业竞争程度加剧,能够改善信贷配置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对企业战略进取性产生正向作用;(2)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战略选择的正向作用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和不存在特定银企关联的企业中更显著,印证了银行业竞争的“距离—信息”效应和“市场势力”效应;(3)银行业竞争激励企业实施更进取的战略,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产出和生产效率。本文研究为金融激发企业市场主体活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产业政策对于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优化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重点产业政策为例,从信贷资源配置、企业行为激励、发展方向引导视角,探讨产业政策对企业信贷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及机制,从而为产业政策有效性提供微观证据。研究发现,重点产业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信贷资金使用效率,表现为企业信贷资金的单位产出显著提高,且这种政策效应在成立时间更长、盈利能力更强、研发投入更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可以优化信贷配置方向以缓解企业贷款不足问题,发挥行为激励作用以提高企业信贷资金使用强度,明确产业发展方向以引导企业更加注重长期发展。本文深化了关于产业政策如何提升企业内部资源使用效率的研究,也为精准实施产业政策以推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利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作为联结双循环的关键枢纽,外资网络对于“稳资提质”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3—2020年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与Bureau van Dijik数据库,从外资股权关联视角检验外资网络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网络对企业税负存在显著抑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外资网络通过提高企业避税动机和避税能力降低企业实际税负。从避税动机来看,外资网络能够缓解母子公司间委托代理冲突、降低企业交易费用,促使关联企业更积极地实施转移定价和利润调整策略。从避税能力来看,外资网络增强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优化税收专有知识配置,进而提高企业供应链议价能力和税负转嫁效率。进一步分析表明,外资网络中心度提升对位于供应链上游企业或大中型企业税负的抑制效应更显著。此外,企业借助外资交叉持股形成的股权网络能够内生创造税收优惠,促进企业财务绩效优化,有助于吸引高质量外资流入。本文为全球税改浪潮下更好地利用外资网络优化产业布局,畅通双循环,制定高质量外资引进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本文利用2015—2022年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和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名录,深入探讨了美国出口管制措施对中国企业供应链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1)为应对出口管制,众多企业采取了供应链多元化策略。虽然这种策略在短期内造成了外部供应链创新水平的下降,但同期国内供应链创新度的提升对此进行了有效弥补。(2)面对外部创新产品供给的短缺,加强自主研发成为企业寻求突破的有效途径。(3)网络搜寻效率较高、获得较高补贴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更可能采取多元化策略,但对于专业化程度高、供应商网络中心度大的企业,高昂的转换成本可能成为其多元化策略的绊脚石。(4)出口管制的影响存在“传导效应”,会促使受管制企业的同行业竞争者、技术同群企业以及下游企业实施多元化策略。(5)相较于未直接受影响的企业,受管制企业在经营绩效上普遍受到负面影响,提升供应链效率成为缓解这一不利影响的可行途径。

本文利用6204万条包括非上市中小企业在内的互联网招聘大数据,探讨了地方政府就业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招聘行为。以各地市层面出台的就业促进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发现:(1)以地方政府为实施主体的就业促进政策总体增加了当地企业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招聘数量,平均而言城市内企业招聘数增加约4.2%;(2)政策通过给予企业补贴优惠、提供劳动者技能培训、提升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匹配效率三个方面,来提高企业的招聘水平;(3)直接提供财政补贴,相比税费减免和信贷支持具有更强的效果,尤其是当政策无附加门槛、即期兑现时效果更佳;以新增雇佣人数而非存量雇佣规模为考核锚定依据时,政策效果更好;(4)就业政策不仅促进了企业招聘,更促进了企业实际的就业吸纳,且提高了企业整体的工资水平;(5)地方就业政策提高了企业的资本性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导致劳动对资本的显著替代,总体呈现出效率改进特征,且城市整体层面的失业率趋于下降、工资水平有所上升;(6)对于非高科技行业企业、国企,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低和禀赋较弱的城市,政策效果更显著。

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而公司内部收入不平等对社会整体的收入分配格局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IPO新股发行定价视角,利用企业在发行上市过程中披露的预期投资项目信息,以实际募集资金相对计划投资的缺口来测度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以新股发行定价制度变迁造成的外生融资约束波动作为契机,检验了融资约束的外生缓解与公司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因果关系。结果显示: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相较于定价管制阶段上市的公司,融资约束的外生缓解加剧了公司内部收入不平等。机制检验发现,新股发行定价变动带来的融资约束缓解不仅直接增加了公司的现金流,也促进了企业的资本投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增加了员工与公司分享的租金。但因管理层能够获得更多的租金分享,从而加剧了公司内部收入不平等。进一步分析发现,管理层权力和高管的薪酬操纵动机扩大了融资约束对公司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但职工力量和外部环境制约能够有效抑制这一影响。本文有助于从收入分配角度审视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带来的经济后果,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启示。

基于我国主动型公募基金数据,本文研究了投资者在获取财务收益外,是否对环境收益有所追逐。结果表明,基金的财务绩效与环境绩效均对资金净流入有显著促进作用。拓展分析发现,绿色基金的投资者对环境绩效表现出更强的正向反应;财务绩效较低基金的投资者更加重视基金的环境表现,表明投资者对环境收益的追求和青睐。此外,持有绿色股票并未对基金的财务绩效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均追求绿色投资所带来的环境收益;规模较小、成立时间较短的基金的投资者,更重视基金投资组合所披露的环境绩效信息。本文研究对投资者引导、企业绿色信息披露以及基金运行管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本文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构建公募基金持股超网络,以企业为节点,以基金重仓股票集合为超边,刻画股票间基金共持关联,并分析其资源效应与股价稳定机制。研究发现,公募基金通过投资组合在企业间形成紧密的关系网络,该网络具有资源效应,显著提升了企业的信息优势和市场关注度,进而有效抑制股价极端波动。即使在股市大幅波动时期,企业仍能有效获取网络资源,但其对股价暴跌风险的缓解作用有所减弱。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募基金持股网络的资源效应能够对冲基金抛售带来的负面冲击,在抑制极端风险的同时提升市场活跃度。本文研究为理解公募基金的市场稳定机制提供了新依据,对完善监管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具有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