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绿色结构性货币政策促进我国经济绿色转型,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首先构建嵌入气候环境模块和绿色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理论模型,从绿色投资和碳排放两个维度,分析绿色结构性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理论机制;然后,进一步考察银行绿色政策预期的影响机理;最后,采用微观面板数据模型和基于混频数据的局部投影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绿色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通过绿色信贷渠道显著提高绿色投资,并通过绿色投资的作用机制降低碳排放。第二,银行绿色政策预期增强会提高绿色信贷渠道的传导效率,进而强化绿色结构性货币政策提高绿色投资的效果,最终带动更多碳减排。第三,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与绿色结构性货币政策具有协同效应,提高企业环境信息透明度可以强化绿色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经济绿色转型成效。

本文研究银行竞争对不同所有制银行利润和居民福利的影响。首先,基于我国银行业实际,建立银行竞争Stackelberg差分博弈模型。数值模拟发现,存贷款利率上升会提高银行业总利润和居民福利,存贷款市场竞争程度、存贷比和银行利润、居民福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存贷款市场竞争程度既直接影响国有银行利润和民营银行利润、存贷款市场福利(以消费者剩余度量),也会通过存贷款利率造成间接影响。其次,运用2007—2021年我国446家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以及2011—2018年分省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存贷款利率上升、市场竞争程度提高以及存贷比上升会增加银行利润,会提高居民福利,银行利润与居民福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实证部分还进行面板门槛回归和中介效应分析,基本结论不变。

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利率传导效率,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2019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oan Prime Rate,简称LPR)改革。本文基于LPR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连续DID等方法探究LPR改革对实体经济融资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第一,LPR改革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第二,LPR改革提升了信贷配置效率,高成长性企业贷款可得性显著上升;第三,LPR改革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成本产生异质性影响,低风险企业、战略新兴产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相对显著;第四,微观机制结果验证了,LPR改革不仅通过传统的竞争性机制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还会通过利率传导机制与贷款定价机制畅通利率传导过程,提升中小银行贷款定价能力,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2015—2021年地方债发行量累计超过36万亿元,其中80%以上由商业银行持有。作为仅次于国债的优质担保品,地方债供给增加是否促进了银行的抵押融资交易？本文利用2018年取消地方债主承销银行20%投资比例限制为准自然实验,识别银行增持地方债对银行参与回购交易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20%限制取消后,银行主承销地方债增加1元可导致同期债券回购交易增加约0.12元,此结果具有较强经济显著性和统计显著性;当银行处于流动性困难程度较高、流动性创造程度较高、利息支出-利率敏感性较强、存款-利率敏感性较大的时期,增持地方债更有助于银行进行回购融资交易以缓解流动性紧张;经济发展增速较高地区的地方债被更多用于回购融资交易;银行增持地方债并未提高其回购融资成本,但提升了其未来的风险承担水平。本文研究表明,地方债发行经由抵押担保渠道显著提升了金融机构融资流动性,在处理地方债问题时,应从财政金融协调发展的整体视野出发,充分发挥地方债的担保品功能。

本文基于融资平台退出(原)银监会名单制管理系统政策,采用交错型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分类监管政策对地方融资平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分类监管政策有利于推动地方融资平台绩效提升,且这一影响主要集中在高市场化程度地区、负债率较高的平台、高信用等级平台以及经营性业务平台;(2)分类监管政策通过收入提升效应、成本管控效应和营运效率提升效应改善融资平台绩效;(3)退出名单制管理系统后,融资平台债务结构得到优化,长期债务比重上升,但长期偿债能力有所下降。本文结论对加强地方融资平台治理、促进融资平台分类转型具有参考意义。

随着《证券法》修订生效和执法趋严,我国企业诉讼风险愈加凸显。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表明,共同机构所有权能显著降低企业诉讼风险。机制检验显示,行业内持股网络的广度(信息规模经济)和深度(行业影响力)赋予了共同机构股东充分的动机和能力积极监督治理其持股的企业;共同机构所有权发挥了利益协同和风险治理效应,信息、监督和合规渠道是关键作用路径。另外,共同机构所有权是企业内外部治理有效的替代性治理机制,其作用在私企更显著。最后,不同类型的共同机构投资者呈异质性效果,且共同机构股东主要作用于与企业资金和经营密切相关的诉讼风险。本文从持股网络和利益相关者视角解释共同机构所有权的治理效应,为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和稳定资本市场秩序提供了参考。

现实基金市场中常见到“买基金不赚钱”、甚至“基金赚钱投资者亏钱”并存的现象。本文从共同代理视角,构建了契约型基金运作过程中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经理的利益关系与博弈模型,首次对这一现象给出了模型化解释:基金经理、基金管理公司的行为选择,取决于基金持有人的申购—赎回行为特性;当持有人理性或有限理性时,三方净收入与基金业绩均正相关,基金经理将努力获得正的基金收益;当持有人非理性时,基金经理和基金管理公司的净收入与基金业绩负相关,基金经理与基金管理公司将选择“维持”业绩与增发产品,产生“买基金不赚钱”、“基金赚钱投资者亏钱”并存的现象。本文通过数值模拟验证了上述理论模型,提出将投资者教育辐射至基民以增加其投资理性程度、适时试点具有中国式特征的公司型基金组织形式等政策建议。

设立北交所并将原新三板精选层股票整体平移至北交所上市的经济后果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分析并检验了平移上市影响公司价值的可能渠道,研究发现:(1)平移上市的市场反应显著为正,初始上市效应、总上市效应、净上市效应分别为14.84%、16.28%、8.77%。(2)平移上市后股票的价格冲击指标显著下降,换手率显著上升;持股机构家数显著上升,股东户数显著下降,但机构持股比例并未显著上升;价格延迟指标和股价信息含量显著降低,但Gamma指标的变化不显著。(3)在以个股的初始上市效应为因变量的回归中,价格冲击指标、换手率、Gamma指标和价格延迟指标的变化的系数均显著为负,持股机构数和股价信息含量的变化的系数显著为正;在以个股的总上市效应和净上市效应为因变量的回归中,换手率和Gamma指标的变化的系数均变得不显著。(4)平移上市对小规模公司和低股票流动性公司的正向影响更大。(5)相较于原新三板精选层公司,设立北交所对于新三板创新层同类公司的正向影响更大。

家庭金融脆弱性是家庭金融风险的先行性指标。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面板数据,考察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显著降低了家庭金融脆弱性,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不足的家庭而言,这种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社会网络有助于缓解流动性约束、促进风险分担和增进信息传递,进而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此外,社会网络在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方面发挥了与正规金融制度互补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为理解社会资本在应对家庭金融风险中的作用提供了微观证据,丰富了家庭金融相关文献,为提升家庭应对金融风险能力、强化金融体系稳定性提供了有益参考。

住房保障制度是国家解决困难群体住房问题、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制度设计。本文以公租房为例,采用基于公租房准入条件的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D),考察保障性住房对流动人口家庭消费、社会融入和购房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公租房政策显著降低了受保障家庭的住房成本,提高了家庭的非住房消费,但对总支出和储蓄的影响不显著;第二,住房支出减少的正向“收入效应”和远离工作场所的被动“区位效应”,都会增加受保障家庭的非住房消费,其中“收入效应”的作用更明显;第三,公租房政策显著提高了受保障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感知和融入意愿,但并未增加其在流入地购房需求;第四,公租房政策对于低教育水平、年龄较大和已婚家庭的影响,主要是降低其住房成本,对于高教育水平、年轻和未婚劳动力,则具有显著的促消费效应和社会融入提升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住房保障制度的经济社会效应,以及优化保障性住房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权衡理论认为公司存在目标税负水平,当发生偏离时,公司会进行动态调整。关于公司税负水平动态调整的研究刚刚起步,亟待学者们展开更多深入的分析。立足于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本文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的速度。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信息管理效率以及降低组织协调成本的方式提高税负水平调整速度。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公司税负水平向上调整(提高至目标值)和向下调整(降低至目标值)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数字化转型对公司向目标税负水平调整速度的影响,在未经营海外业务、决策权配置较为分散、面临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以及处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公司中更明显。本文不仅发现了影响公司税负水平调整速度的新因素,弥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而且从税务管理视角考察了公司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对于理解数字化转型对公司的影响,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