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退休年龄延迟是我国老龄化加深进程中的重要趋势。本文从家庭存在隔代抚养和劳动者退休年龄存在性别差异的实际出发,以男女在就业市场和家庭生育中具有的各自比较优势为切入点,研究了劳动者退休年龄延迟对产业结构转型和人口增长趋势的影响。研究发现,退休年龄延迟通过收入增长效应和隔代抚养效应直接影响了人口增长。如果女性在隔代抚养孙辈时更有比较优势,那么女性退休年龄延迟的隔代抚养效应更强,可能降低人口增长率。由于女性在服务业、男性在制造业更有比较优势,当退休年龄延迟使女性劳动相对供给提高时,制造业比重会扩大。本文将就业市场和家庭生育中存在性别差异的新视角与我国隔代抚养文化相结合,深化了关于退休年龄、结构转型和人口增长的相关研究。

随着金融监管的加强,理财从过去作为“银行的影子”逐步回归本源,设立理财子公司是其重要方面。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具有商业银行和理财子公司平行运行特点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正向住房偏好冲击、正向技术冲击、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分别具有挤出效应、溢出效应、整体降温效应,其中理财子公司在不利冲击中起到了缓冲器作用,在有利冲击中其融资供给的稳定性不如商业银行。反事实模拟显示:对理财子公司的宏观审慎管理缺位会加剧经济波动,宏观审慎管理扩容具有帕累托改进效应,其与不同偏好的货币政策配合在效果上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宏观审慎管理扩容还可缓解理财受到压降时导致的非合意波动。本文研究为加强金融监管背景下的宏观审慎调控优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防范化解实体企业参控股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是维护金融稳定和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举措。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首先研究实体企业参控股金融机构的影响因素及其风险后果,其次探讨外部治理机制能否有效降低此举带来的金融风险。研究发现:第一,实体企业规模和财务杠杆率对其参股和控股金融机构的预测能力较强,且二者与参股和金融机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第二,参控股金融机构会通过关联交易显著增加实体企业的风险。第三,市场竞争的加剧能够降低参控股金融机构的实体企业的金融风险。主要机制是,市场竞争通过减少与持股金融机构的关联交易、促使实体企业提高实体业务绩效,从而降低风险。总的看,通过强化外部市场治理、推动资源市场化配置,可有效降低实体企业参控股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本文探究中国与近40个国家/地区签订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对主要货币国际地位和国际货币格局演变的影响。通过手动收集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的签订公告,将动用条件划分为仅促进贸易结算(第一层级)和同时促进贸易结算与维持金融稳定(第二层级)两类,研究发现:若动用条件为第二层级,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能显著增加签订经济体与中国双边进口贸易中的人民币使用份额,并带来美元使用份额的显著下降。机制分析表明,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通过降低人民币离岸市场融资成本,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增强了人民币在国际主流货币间的地位和影响力。此外,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的效应在与中国贸易关系更紧密和金融稳定程度较弱的经济体以及美元加息周期内更显著。本文对更好地认识国际货币格局演变,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科技创新不仅是大国战略博弈的关键,更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通过分析逾70万份美国分析师报告和20余万份中国分析师报告,构建了中美供应链不确定性指标,并结合独特的中美供应链上下游微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中美供应链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中美供应链不确定性的提升抑制了中美供应链上中国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且该效应可由投资不可逆性与企业融资条件改变所解释。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中美供应链不确定性的提升对其创新的抑制影响并不明显;而政府扶持则可以有效帮助本土企业迎难而上,缓解外部供应链不确定性增加对其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全球经济格局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不仅为理解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如何维持和提升中国企业的创新动力提供参考。

当前,企业商业信用中的账款拖欠问题成为制约企业健康发展和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拖欠企业账款清偿法律法规体系。本文基于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启动的“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考察了司法资源配置优化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研究发现:(1)试点地区企业商业信用占用显著降低。(2)繁简分流改革通过增加拖欠企业的被起诉频次和涉案金额、抑制企业对商业信用的投机需求,进而发挥治理作用。(3)繁简分流改革对金额大、期限长的商业信用以及企业“被动拖欠”和“主动拖欠”的行为均有更显著的治理作用。(4)繁简分流改革对商业信用的治理降低了拖欠方的代理成本,抑制了其过度投资。本文的研究为健全账款清偿法律法规体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证支持。

国际国内环境的复杂多变以及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冲击,对构建科学高效的政府投资基金发展格局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立足于政府投资基金对地区、行业产生的系统性影响,探讨其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进入。研究发现,政府投资基金显著提高了新企业进入数量,这种正面效应在市场化水平和社会信用程度较高时有所减弱。机制分析表明,政府投资基金的产业链建设作用和资源整合能力催化了产业集聚效应,“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的有机结合提升了资本配置效率,两者共同构成政府投资基金促进企业进入的核心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各地加速开展政府投资基金投资,其对新企业进入的促进作用有所下降。此外,政府投资基金投资还促进了低创新力在位企业的退出。本文为进一步优化政府投资基金政策、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环境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金融资源的支持。本文聚焦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手动搜集碳交易企业名单并匹配企业财务和碳排放数据,研究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纳入碳市场后债务融资成本显著降低,该影响可以由碳信息披露效应解释。同时,加入碳市场提升了企业的环境表现并降低了其环境风险。然而,ESG等易于观察的指标对企业融资成本影响较大,碳排放强度等不易观察的指标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较小,反映出金融机构对企业碳排放的动态跟踪与定价存在一定局限性。本研究对于完善碳市场信息披露机制、推动环境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同以及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本文在风险分担与风险传染的视角下,通过将创新决策引入企业股权网络博弈均衡框架,研究了上市企业股权网络及其拓扑结构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股权网络内生于微观企业风险分担与风险传染的权衡决策过程,企业进入股权网络尤其是网络的大型分支,能够通过股权网络进行风险分担,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2)大型分支中,中心度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负向关系。位于中心的大型企业需要通过更加稳定的收益以及较低的风险水平承担起整个分支的“压舱石”作用,而位于外围的小型企业则可以通过承担高风险的创新项目提高整个分支的创新能力和收益水平。本文研究为释放企业创新潜力,提升社会创新水平提供了借鉴参考。

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创造依赖于抵押品,抵押品在金融市场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银行是有效利用抵押品(创造的贷款)来创造流动性的金融机构,银行信贷资产进一步证券化则可以利用这种抵押品为经济体创造出流动性强的安全资产。基于抵押品均衡理论,本文首先在理论上揭示了银行与证券化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其次,将2015年我国存贷比监管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借助微观数据与双重差分等方法,识别信贷资产证券化出表决策的变化,并检验其对银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适度的证券化活动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提升了经营稳定性。机制方面,信贷资产证券化不仅通过抵押品升级提高了银行体系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促进了信贷和流动性创造,还为经济体补充了抵押品并创造了安全资产。这表明,适度的证券化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本文研究对我国银行业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借鉴参考意义。

本文利用2015年7月至2024年6月6000余只股票策略量化私募的业绩数据,对我国量化私募的业绩和风险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1)基金整体存在对系统性尾部风险的正向敞口;(2)高系统性尾部风险水平的基金具有较高的收益,这可能是基金进行主动风险暴露的背后动因,但也同时使其在风险实现时出现更大幅度的亏损;(3)相比于主观私募,量化私募有更高的系统性尾部风险敞口,这可能受到客户需求和基金经理能力的影响;(4)在风险溢价之外,我国量化私募整体不存在创造超额收益的能力。本文揭示了量化私募的中国特征,为科学监管量化交易、推进机构能力建设、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