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综合使用人民银行RCPMIS数据库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数据与SWIFT的人民币真实交易数据,实证分析了人民币清算行设立对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结果发现,人民币清算行设立对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影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人民币清算行设立可以通过提供离岸人民币融资可得性、降低双边汇率风险等渠道来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使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一带一路”国家、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国家而言,人民币清算行设立对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推动效果更强。进一步地,本文发现接入CIPS能够强化人民币清算行设立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促进作用。本文为加强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探讨绿色金融是否有助于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企业“脱虚向实”为切入点,基于2012—2023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政策对于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且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研发与投资的内部治理机制和提升机构投资者绿色关注的外部治理机制而实现。此外,上述促进作用在内部治理水平低、融资约束程度高以及公众环境关注度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在省内存在显著的辐射溢出效应,且其引致的企业“脱虚向实”程度提升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可持续绩效、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统一,从而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本文通过收集CEO慈善组织参与数据研究社会价值导向型CEO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2010—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社会价值导向型CEO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该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价值导向型CEO主要通过资源基础渠道与绿色意识渠道推动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表明,该促进作用在非重污染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当CEO权力较大或持股比例较高时更为明显。此外,社会价值导向型CEO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实质性绿色创新方面,且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具有长期价值。本文进一步拓展了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有关研究,也为CEO个体价值导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构建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战略举措。多支柱模式在优化养老保险结构的同时,也增加了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确定性。在理论模型分析基础上,本文以2015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为政策实验,探讨养老金待遇不确定性对家庭储蓄及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提升了机关事业单位家庭的储蓄率,降低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机制分析表明,养老待遇不确定性,包括职业年金市场化运作及其收益波动是驱动上述效应的主要因素,而改革对养老金财富及税后工资的影响不显著。本文对完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引导长期资本形成以及缓解居民过度储蓄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探讨由风险投资机构缔结的辛迪加投资网络对所投资公司的治理效果。辛迪加投资网络是指多个风险投资机构对同一目标企业开展联合投资而形成的关系网络,相较于单一投资,它通过信息共享与声誉约束提升治理效能。文章以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部分可观测的Bivariate Probit估计方法,考察了辛迪加投资网络中心度(风投机构在辛迪加网络中所处位置)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辛迪加投资网络中心度能够有效抑制上市公司违规倾向,同时提高其被稽查的概率。其中,辛迪加投资网络中心度可借由信息渠道与治理渠道共同抑制上市公司违规倾向,提高其被查处的可能性。进一步地,辛迪加投资网络中心度对于信息披露违规和经营违规均有显著的治理作用,既能有效抑制其违规倾向,又能提高其被稽查的概率。辛迪加投资网络中心度可强化风险资本的监管作用,在降低企业违规严重程度的同时,缩短其违规后被稽查的时间。此外,风投机构的退出会使企业违规倾向提高,被查处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纾解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与成本压力,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构建包含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的企业进入理论模型,基于小微支行设立的准自然实验,使用交错双重差分法,考察小微支行设立对小微企业进入及地区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小微支行设立显著促进小微企业进入,设立县区相比未设立县区小微企业进入率上升25.44％。机制分析表明,小微支行设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促进小微企业进入。进一步分析表明,小微支行设立对小微企业的进入效应在发展质量较高企业、高启动资金和技术密集行业以及东部和低财政分权地区更为明显。拓展性分析表明,小微支行增强小微企业吸纳就业能力,进而提高地区就业规模。本研究揭示了小微信贷供给与企业进入的联系,为激发创业活力、提升经济韧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10—2023年数据,借助文本挖掘技术考察金融保险业特别是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这一促进作用具有时间累积效应、保额强化效应和跨界创新效应,并呈现出行业、地区和企业结构差异。渠道机制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发挥风险分散、治理优化、资金赋能和人才积聚功能从而激励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调节效应表明,完善的金融科技服务、数字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显著强化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本研究验证了保险业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为我国数字技术创新政策制定以及科技金融工作推进提供了启示。

本文利用2015-2023年我国A股市场的高频交易数据和订单簿数据,构建算法交易强度指标,探讨了算法交易对股票市场稳定与信息效率的双重影响。研究发现,算法交易改善了市场流动性并抑制了价格波动,提升了市场稳定;然而,算法交易通过挤出知情交易者和卖空交易者,延缓了市场对新信息的吸收过程,降低了信息效率。上述双重影响在非国有、中小规模及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此外,算法交易对流动性共性风险影响有限;在市场异动期间,算法交易通过更强的流动性支持和波动抑制增强了市场稳定,但与此同时通过降低价格信息含量和信息反应速度导致了更显著的市场信息效率下降;算法交易显示出对股市“好波动”与“坏波动”的非对称抑制效应。本文研究对强化算法交易透明度管理、构建算法交易市场稳定性监管框架和加强市场信息效率保护具有一定启示。

推断预期是理解股票市场参与主体预期形成和过度反应的新理论视角,如何将这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聚焦推断预期理论与股票分析师的过度反应,通过Block-Bootstrap和遍历矩条件优化现有估计方法,利用分析师数据估计推断预期的关键参数。研究发现,中国股票分析师存在显著的推断预期偏差,并且这种偏差对于流动性较差、杠杠率较高、机构持股比例较低的高风险企业更为显著。本文进一步发现,这种偏差与资产价格存在短期正相关与长期负相关,与市场情绪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关系。本文为理解中国股票分析师过度反应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拓展了推断预期与现实数据融合的分析工具与实践场景。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环境特征,本文构建了一个纳入决策者异质性的企业行为理论框架,并实证检验了企业绩效参照点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绩效低于参照点时,控股股东的风险偏好上升,进行股权质押的概率与比例均显著提高。经断点回归、匹配法及排除其他参照点干扰的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从经济动机来看,控股股东若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则倾向于低比例股权质押;若为投资外部项目或掏空上市公司,则倾向于高比例股权质押。从外部股东治理效应来看,中小投资者监督和国有资本参股均对股权质押具有抑制作用,而机构投资者则表现出相机治理效应,即促进支持性动机,抑制投资性动机和掏空性动机。本文为理解股权质押动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也为有效防范股权质押风险提供了监管启示。

新闻媒体是金融市场的重要信息中介,探究基金经理媒体报道在投资者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有助于理解投资者微观决策机制,缓解投资者行为偏差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基于某券商的个体投资者基金申赎微观大数据,实证研究了基金经理媒体报道如何影响基金个体投资者的申赎行为。研究发现:(1)基金经理媒体报道与投资者净买入显著正相关,媒体报道数量增加1%,基金个体投资者净申购率增加1.22%,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净申购率的增加主要来自投资者的非理性有限关注特征,即投资者更容易关注媒体报道数量更多的基金经理,进而增加对该基金经理所管理基金的净申购率;(3)基金经理媒体报道无法有效预测基金未来的收益率。本文为投资者依据基金经理媒体报道进行非理性投资决策的现象提供了微观证据,并从推进专业化投资者教育体系建设、规范基金公司产品营销策略以及强化媒体监督职能等方面为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