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多部门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NK-DSGE),从理论层面识别劳动收入不稳定的成因并揭示其引起的经济后果,在此基础上采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规则进行逆周期与跨周期政策调控模拟分析。研究发现,劳动力供需不匹配与技能不匹配对劳动收入不稳定具有动态持续性影响,且该效应呈现非线性与结构性特征。兼顾总需求与通胀,采用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相协同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能够有效降低劳动收入不稳定并缓解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不利冲击,从而有助于提高政策调控效果并实现社会福利改进。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降低劳动收入不稳定性冲击、完善政策协同调控体系进而促进实现共同富裕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清晰的央行沟通和畅通的国债收益率曲线传导渠道是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重要环节,也是建设强大中央银行的重要保障。本文基于《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公开讲话、新闻发布会等沟通信息形成大数据文本语料库,构建央行沟通情绪指数,在混频无套利期限结构模型的框架下,基于信号效应阐释央行沟通与国债收益率曲线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较高的央行沟通情绪指数体现了未来政策的宽松预期,会导致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整体下移以及期限利差的收窄。同时期限结构隐含的市场预期信息也会影响未来央行沟通的方向和力度。进一步分析表明,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来,央行沟通对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影响更加显著,国债收益率曲线对央行沟通情绪的影响也明显增强,央行在沟通中更加注重市场信号的反馈机制。这种预期信号的双向互动体现了我国现代货币政策框架日益健全。

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协同演进的背景下,出口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面临的汇率风险备受关注。本文将全球价值链出口—进口双维度位置特征纳入企业定价模型,系统考察全球价值链位置对汇率传递的影响机制,并采用中国出口至172个国家的4038类产品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能够显著降低汇率变动对外币出口价格的传递程度,且相比进口位置,出口位置攀升的影响更为显著。(2)出口位置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效应直接影响企业定价能力,进口位置则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间接影响企业价格调整空间。(3)核心产品占比高以及累积贸易成本低的企业表现出更低的汇率传递率。本研究从微观层面拓展了不同类型企业视角下的汇率传递理论,为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稳定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2008年后全球需求疲软,我国出口增速随之放缓。本文基于2012年至2018年家庭调查微观数据,构建城市层面出口需求冲击,考察了外需疲软下出口放缓对我国个体劳动力市场表现和家户经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个体层面,出口放缓显著降低了个体的工资水平,增加了低技能工人的失业率,提高了个体从事灵活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负面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女性、可贸易部门就业人员、低技能工人、中老年群体以及职业社会认知得分较低的人群中。在家户层面,出口减速显著降低了家庭的总收入和享受型消费支出,且家庭倾向于通过减少金融资产投资、增加借贷和延迟还贷的方式来平滑支出。本文的结论为新形势下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巩固外贸基本盘,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依据。

本文基于量化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歧视性与非歧视性两类跨境数据流动壁垒的影响,以及利用产业政策与跨境数据流动政策进行反制的可行性。结果表明:第一,非歧视性跨境数据流动政策(欧盟GDPR)对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福利造成负面冲击,其中欧盟国家的福利损失最为明显。第二,美国针对中国的歧视性跨境数据流动政策降低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福利,且随着数据规模经济弹性的提升,中国能够借助数据规模优势减少福利损失。第三,面对跨境数据流动壁垒,产业政策和跨境数据流动政策均能实现对跨境数据流动限制的有效反制,且产业政策对本国福利的提升幅度与数据规模经济弹性呈倒U形关系。本文研究为大数据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

信贷风险跨期匹配是提高企业风险管理水平的重要机制。本文基于信贷风险跨期决策理论,考察根据风险期限分布动态调整薪酬的银行跨期薪酬契约设计对借款企业风险管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银行跨期薪酬契约设计能够缓解借款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从而显著提高企业风险管理水平,且该效应在风险偏好高、成长性较高以及内部控制薄弱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识别发现,跨期薪酬契约设计通过信贷风险跨期匹配机制,促使银行将信贷期限结构与借款企业的投资期限相匹配,提高投融资期限匹配度。进一步分析发现,伴随着银行跨期薪酬契约的实施,企业投融资期限匹配程度的提高有助于防范短期与长期风险。本文从信贷风险跨期匹配视角揭示了银行跨期薪酬契约设计推动企业风险管理的内在机理,为完善金融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了参考。

本文通过识别在建工程和研发开支中的工业智能化项目,探讨工业智能化应用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智能化应用显著提高了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准确度和精确度。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智能化应用主要通过降低成本不确定性和收入波动性两条路径,改善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分组分析表明,当企业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更高、面临的市场竞争更激烈时,工业智能化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的改善作用更显著。本研究从理论上拓展了“新技术与会计”的研究范式,也为新发展阶段下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实证证据。

在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和技术不断进步背景下,机器换人成为促进微观企业转型升级和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实施机器换人对其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机器换人显著降低了其权益资本成本,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实施机器换人能够产生经营风险降低和盈余信息质量提升两种效应,进而降低企业权益融资成本。进一步分析发现,当企业数字化水平和地区数字建设水平较高、地区工会组织数量较多或最低工资水平较高,以及当企业低技能劳动力占比更高时,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效应更加显著。本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生产力转型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为资本市场助力新质生产力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持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沪深A 股金融上市公司的年报文本数据,采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方法筛选文本,并运用大语言模型构建金融上市公司诚信文化强度指标,系统考察了诚信文化对公司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及内外部机制。研究发现,作为正式制度的重要补充,诚信文化对金融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行为规范和道德约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资源非均衡流动和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初创型、绩效较差、股权集中度较高、所在地市场化水平较低和外部关注度较低的金融上市公司,诚信文化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研究表明,诚信文化通过增强信息透明度和降低经营风险,显著提升了金融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表现。本文研究对进一步理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具有启示意义。

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是当前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任务。本文利用2016—2023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2020年退市新规实施对壳公司定价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2020年退市新规实施后,壳公司的价值偏离程度显著降低,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退市新规对股价较低、净利润较低、被出具过非标准审计意见以及存在财务造假违规记录的壳公司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退市新规实施后,壳公司经营质量显著提升,市场“炒壳”等投机行为被有效抑制,从而壳公司的定价效率明显提升。本文从退出机制的角度为监管制度改革影响资本市场效率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持续深化退市制度改革、进一步畅通多元化退市渠道具有实践启示意义。

不合理信用评级收费是否会导致信用评级膨胀？本文利用我国2013—2022年信用评级机构公布的评级收入信息,分别从绝对水平维度和偏差维度(即实际水平减去合理水平)考察了信用债评级收费对信用评级质量的影响,发现高额评级收费,尤其是高收费偏差,导致了信用债评级膨胀和相应的评级质量下降。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大型信用评级机构中、行业竞争程度较低时、评级机构涉及债券违约事件后以及《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后,评级收费和高收费偏差所致的低评级质量问题有所减轻。此外,本文发现存在收费较低但评级机构也出具相对较高评级的现象。综合分析表明,当前我国信用评级确实存在因评级收费不合理所致的评级膨胀问题,且激烈的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声誉机制和监管压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评级迎合问题。本文为揭示监管与信用评级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