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变化,一些影响长期化的新现象、新问题、新概念不断涌现。作为全球重要的宏观经济研究力量,各国中央银行纷纷着手对后危机时代的新理念、新规律展开深入研究,并努力进行政策性的探索。本文重点讨论当前全球中央银行比较关注的三大问题:一是负利率政策的逻辑与效果;二是全球稳定币的宏观政策挑战;三是气候变化导致的宏观金融风险。现有宏观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政策实践面临的新问题,对研究工作者而言,既是重大挑战,也是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应立足中国国情,放眼全球百年变局,密切跟踪极具未来性的热点问题和理论前沿并将其科学应用于我国高质量发展时代的政策实践。

全球金融周期存在的背景下“三元悖论”是否依然成立充满争议。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银行与金融摩擦的两国DSGE模型,为考察全球金融周期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货币政策通过资本流动传导到外围国金融市场,使外围国信贷利率、银行风险承担以及杠杆率与美国银行趋同,形成全球金融周期。金融渠道的传导速度快于实体经济渠道导致外围国国内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相背离,外围国想要稳定经济就不得不与美国保持同向的政策利率变化,货币政策独立性将不再存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估值效应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浮动汇率制度并不能隔离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也无法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外围国金融市场越不发达,受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越大,货币政策越不独立。

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分析我国中央银行沟通行为对股票价格走势的影响。研究发现,影响确实存在且影响方向和力度与央行沟通方式以及股票市场背景有关。具体而言:(1)书面沟通影响显著,口头沟通则无明显作用;(2)宽松性政策信息沟通产生了正向影响,紧缩性信息沟通影响为负;(3)沟通事件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一种短期作用,并伴随着即时效应、预知效应和滞后效应;(4)在熊市或牛市的不同市场背景下,央行沟通对股价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结果表明,央行的沟通手段对金融市场有重要影响。

本文利用城市级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企业专利数据,实证分析银行业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产出,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尤为显著。进一步地,本文基于资源配置角度,从新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双重视角探讨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途径。检验发现,银行业竞争提高条件下,更多的高效率企业进入创新部门,更多的高效率在位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且上述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检验结果显示,银行业竞争能提高银行对高效率企业的信贷支持,优化企业之间创新资源配置,并通过引导高效率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而推动整体层面的创新产出。本文拓展了银行业竞争对企业创新的微观影响研究,为制定基于创新驱动的金融发展政策提供新思路。

中国正在经历的市场化改革究竟能否推进产业技术进步？本文在理论分析市场化进程影响产业技术进步机制的基础上,利用行业市场化指数和中国高技术产业1995—2014年面板数据进行的经验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显著推进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进步,而且加入WTO后的推进效果更为明显,而市场化进程的这种推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增加研发投入、促进技术扩散等机制实现的。市场化进程的不同方面对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差异,制度环境改善的影响最为显著,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影响次之,随后依次是产品市场发展和要素市场发展,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的影响最为有限。此外,市场化进程对不同技术特征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市场化进程对技术密集度较高行业的推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研究结果对中国正在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和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政策措施设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以母公司为视角,基于科层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母子公司现金分布变化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母公司管理层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在成长期,母公司 “自主型”财控模式下子公司高持现比率导致了过度投资,对母公司管理层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能够抑制过度投资,此时对母公司管理层激励表现为抑制子公司经理人圈地的监督机制;在成熟期,母公司 “平衡型”财控模式适度降低子公司持现比率,缓解了过度投资,对母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能够进一步抑制过度投资,但薪酬激励无效;在衰退期,母公司“家长型”财控模式下过度回笼资金带来投资不足,股权激励能够抑制投资不足,此时对母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表现为驱动子公司经理人投资的勉励机制。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结合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股权质押频繁的现实背景,利用2006—2015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是否以及如何对企业的创新效率产生影响。研究表明,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创新效率。进一步地研究发现:(1)当第二类代理问题越严重,或质押风险越大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抑制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越明显,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伴随的掏空效应及短视效应,是导致二者负向关系的重要原因;(2)掏空效应和短视效应在影响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效率的关系上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3)研发投入强度下降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效率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及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规范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处置效应是指投资者过早卖出盈利股票而长期持有亏损股票的现象。大量文献表明金融市场投资者存在显著的处置效应,但其产生的原因和机理存在争议。本文在前景理论框架下,构建了包含投资者非理性预期的离散时间投资组合决策模型,发现处置效应随投资者情绪升高而减弱。本文使用我国某券商2007—2009年近177万个人投资者股票账户的交易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与理论模型预测的一致结果,即投资者情绪与投资者处置效应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且,受情绪影响,投资者处置效应在估值难度较大的股票中更弱。本文结论对理解投资者处置效应、优化投资者卖出决策和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利用1995—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公开数据实证检验了A股市场中的MAX异象,并从博彩性投机和有限套利视角深入探讨了异象的形成持续机制。结果显示:中国A股市场存在显著的MAX异象,个股当月MAX越小下月收益率就越高,构造多空组合可实现年化15.72%的收益。在投资者博彩性投机心理作用下,短期内MAX有惯性传递特征,投机性特征越强、内在价值越低的股票异象越显著。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套利限制对MAX异象具有正向强化作用,套利限制越强异象越显著,多空策略组合获得的收益越高。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股市中MAX异象,也对提升市场有效性、减小异象的影响有实践意义。

本文实证检验了不同内部控制水平下,异质机构持股在抑制管理层盈余操纵方面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相比外地或短期机构持股,本地或长期机构持股更有助于提升应计质量和降低盈余噪音;当公司存在实质性内部控制缺陷时,本地或长期机构持股在抑制管理层盈余操纵方面的治理效应显著降低;相比国有控股,异质机构持股治理效应的发挥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受内部控制的影响更大;当公司存在财务报告实质性内控缺陷时,异质机构持股发挥的治理效应明显更弱。这些结果表明,异质机构持股治理效应的发挥离不开公司内部控制机制,二者之间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主要由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驱动。本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异质机构持股影响公司治理的具体作用机理,为实务界和监管机构改善公司治理、加强投资者保护提供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