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构建蕴含耐用品与非耐用品的两部门DSGE模型,研究投资专有冲击对货币政策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改进了投资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效率,放大边际成本波动,增加了厂商调价动机和价格水平变动。即使耐用品价格完全灵活,最优货币政策也无法同时稳定价格和实际GDP。研究发现:(1)耐用品相对价格缺口波动率的上升虽然增加了实际GDP波动,但能够有效地降低投资专有技术对边际成本的冲击,减少价格变动的福利损失。所以两部门投资专有冲击时,央行倾向于稳定价格水平。与其相反,在单部门投资专有冲击和两部门生产技术冲击时,最优货币政策应降低耐用品相对价格缺口波动,稳定实际GDP。(2)对比三种泰勒规则:钉住非耐用品PPI、钉住加权平均PPI及钉住CPI,福利分析发现钉住非耐用品PPI最优,钉住CPI次之,钉住加权平均PPI的福利损失最大。就损失程度而言,投资专有冲击的福利损失是生产技术冲击的2倍,表明投资专有冲击加剧了最优货币政策在稳定价格与实际GDP间的权衡。

准确测度金融机构对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边际贡献是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基本前提。本文对常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以“能否涵盖规模、高杠杆率和互联紧密性三方面信息”、“排序结果是否与银保监会认定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相吻合”、“是否具有宏观经济活动预测力”三方面对上述指标在我国金融体系的适用性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SRISK更适于作为我国微观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同时,本文发现,“LRMES约等于1-exp(-18*MES)”的经验关系不具有普适性,不适用于我国金融体系。

本文利用事件研究法考察了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资产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美联储货币政策会显著影响我国资产价格,美联储加息会降低我国债券和股票回报,降息则会提高债券和股票回报。将美联储货币政策进行细分后发现,预期到的货币政策调整对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回报都有显著影响,而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调整和前瞻性指引只影响债券市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未预期到的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和前瞻性指引还会加剧我国金融市场的波动率。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对于投资者提高投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以及货币当局完善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和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医疗保险能否有效减少贫困,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利用CHARLS全国调查数据,基于资产度量个体的贫困脆弱性(即陷贫概率),实证分析医疗保险参保行为及其保障水平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参与医疗保险和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减贫效果都存在健康异质性,对健康状况差的群体有显著的减贫效果,而对健康状况好的群体减贫效果不显著。此外,本文证实了改善劳动供给是医疗保险减贫的重要中介渠道之一。

本文利用我国出口加工区(EPZs)成立之初所实施的“主导产业”扶持政策构造“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该政策对于企业全球价值链(GVC)升级的效果并进一步探讨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发现:(1)EPZs的“主导产业”政策对我国出口企业GVC升级存在负向影响,而这种负向影响在多重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2)异质企业视角下考察产业政策对GVC升级的影响发现在国有资本份额较大的企业和重工业企业中产业政策对GVC升级的负向影响尤为明显;(3)对EPZs的“主导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进行检验,发现在比较优势较强的行业,产业政策对GVC升级的负向影响不明显甚至存在正向影响;同时,在错配程度较低的行业负向影响也不明显。由此本文认为,政府在推动GVC升级方面应当“有所作为”,但也不能“无所限制”,即产业政策要针对比较优势“精准定位”,但也应当以不造成资源严重错配为前提。

本文从空间视角下考察了经济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关系。基于2000-2016年长三角地区152个县级行政区的数据,运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考察了经济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内生双向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经济集聚与区域创新间存在双向促进关系,忽略区域创新对经济集聚的反向影响会显著高估经济集聚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经济集聚与区域创新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地区交互影响,即本地和邻近地区的经济集聚均显著促进了本地的区域创新,本地和邻近地区的区域创新均显著促进了本地的经济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的边界检验表明,经济集聚与区域创新的空间溢出及地区交互影响均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区域创新通过增长极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和创新网络化对经济集聚产生反向影响。本文认为经济集聚与区域创新可实现双赢,区域发展和区域创新政策应形成融合联动。应树立经济发展与区域创新的全局战略思维,构建共生互利的区域发展和创新格局。

以往研究表明多元化并购源于代理问题、内部市场和生命周期,其绩效一般低于同行业并购。本文利用我国2008年-2014年277个重大资产重组样本发现多元化并购存在8.42%的溢价。机制上,转型到新业务企业(“另起炉灶”型)完全导致了多元化并购溢价,其并购前业绩较差,并购后业绩明显改善,企业转型的力度可以解释多元化溢价。同时,此类并购改善公司业绩的效果在并购后三年依然存在。上述结果说明,多元化并购在短期内帮助业绩较差的已上市企业实现转型,金融市场能部分反映并购后基本面的改善。

基于2008至2015年期间公司债券发行主体的信用评级数据和手工收集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数据,本文研究了环境信息透明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公司获得高信用评级的概率与其环境信息透明度显著正相关;环境信息传递出公司的特质风险、盈余持续性以及盈余质量等信息,从而影响评级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信用评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内部控制质量高、具有高质量外部审计的公司中更显著。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方法、公司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倾向得分配对方法控制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此外,本文发现环境信息透明度可通过影响企业信用评级降低公司的债券融资成本,环境信息透明度对企业信用评级和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在污染行业中显著更强。上述研究发现有助于拓展环境信息披露对市场中介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对认识非财务信息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和推进节能减排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文以2007至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个人大股东持股与股价暴跌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个人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公司未来股价暴跌风险。这一结论在剔除了个人大股东中董监高持股数量、进行内生性处理、更换不同统计检验方法后依然成立。第二,个人大股东持股对公司管理层监督的效果并不明显,个人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对于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投资效率、过度投资等可能影响公司股价暴跌风险的经营指标并没有显著影响。第三,个人大股东的持股加强了公司股权制衡的力度,进而显著降低了公司股价暴跌风险。股权制衡机制解释了大股东持股对股价暴跌风险一半以上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个人大股东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的作用,促进股市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多维断点回归设计,研究了在分层制度的三套不同标准下,新三板挂牌企业由基础层进入创新层对股票流动性的影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发现:(1)通过盈利标准进入创新层的股票,Amihud价格冲击指标和换手率分别提升了74.1%和45.1%,成长标准存在操纵报表进入创新层的情形,通过做市标准进入创新层的股票流动性未能得到显著提升。(2)做市商制度对分层制度的流动性提升效应不明显;相比于协议转让,做市转让的股票流动性更低,对于做市转让的股票,其流动性与做市商数量正相关。本文对新三板分层标准的逐步调整和做市商制度与分层制度的协调配合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近年来雾霾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话题,而雾霾频发导致PM2.5概念股受到投资者广泛的关注。本文结合现实环境问题,研究投资者通过对环境的关注度继而对与环境相关的股票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探究投资者对雾霾和PM2.5概念股的关注度对PM2.5概念股的影响。分析发现投资者对雾霾和PM2.5概念股的关注度的增加能拉升PM2.5概念股的股价。投资者对雾霾的关注度和PM2.5概念股的收益率显著正相关。关注度的增加同时也提高PM2.5概念股交易的活跃程度以及PM2.5概念股涨停的可能性。此外,本文发现正面的新闻报道会拉升PM2.5概念股的股价而负面的新闻报道会降低其股价。最后,本文通过讨论内生性和异质性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上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