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以及相匹配的城市层面的住房价格数据,从住房购买需求的角度,给出了一个近年来家庭杠杆率急剧上升的解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探讨了房价上涨对家庭杠杆率的作用机制以及潜在影响。结果表明,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推动了家庭杠杆率的急剧攀升,从数量上看,房价每上涨1倍,样本期间的家庭贷款数额将会增长288.1%,家庭杠杆率将上升39.2%,而此部分贷款的增加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而非私人借贷,由房价导致的家庭借贷数额和杠杆率的上升大概占到购房家庭总体借贷数额和杠杆率上升的90%左右。机制分析表明,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刺激了家庭必需型和投资型住房需求,并提高了家庭的借贷意愿和风险偏好。分样本的探讨发现,这一效应对于非农户口家户以及有配偶和子女家户的影响更为明显。

本文以我国贷款利率上下限放开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产权性质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放松利率管制如何影响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能够显著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而放松贷款利率上限管制则无显著作用,支持了“市场套利观”。机制检验发现贷款利率下限管制的放松显著抑制企业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作用;拓展性检验还发现对于盈利能力越强、规模越大以及市场竞争压力越小的公司,放松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对抑制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更显著。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利润率差距是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重要诱因,金融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改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助推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不够稳定和报价易被操纵是Shibor基准利率地位的两个主要挑战。本文结合ARJI-GARCH模型构造了一种较新的可以检测更轻微羊群行为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基于2007到2017年Shibor报价的日度数据,分析了市场利率自律定价机制对Shibor波动性及报价中羊群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自律机制明显降低了Shibor的波动程度,尤其是极端波动明显减少;但报价中的羊群行为在自律机制发挥作用后有增强的态势,报价行出于维护声誉动机在Shibor波动较大时会倾向于从众报价。自律机制改善了Shibor的稳定性,但在应对羊群行为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

我国国债期货市场能否发挥稳定现货市场功能,金融周期风险是否会改变国债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波动的影响,是投资者实施风险管理和监管部门构建市场稳定机制的重要依据。本文通过信息传递机制和交易者行为两个维度探析国债期货市场发挥稳定功能的微观机理,分析金融周期风险对衍生工具稳定功能的影响,解析引入国债期货合约能否缓解金融周期波动对国债市场冲击,同时关注我国国债期货交易机制改进与现券波动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国债期货市场已实现抑制现货市场波动的功能,金融周期风险会引发现货价格波动,国债期货市场能够降低金融周期的波动冲击;(2)改善现货市场深度和套保交易是国债期货市场发挥稳定功能的微观路径,国债期货市场增进国债预期交易量流动性、减弱非预期交易量干扰,金融周期低波动区间套保交易稳定作用受到抑制;(3)国债期货投机交易和波动溢出效应助长现货市场波动,正负期现基差对国债波动影响具有非对称特征。

税收工具作为财政扶贫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CFPS2012入户调查数据和中国2012年投入产出表,运用微观模拟方法测算出家庭的间接税负,在此基础上,借鉴衡量经济“涓滴效应”的亲贫增长指数,构建了识别和测度税制“亲贫性”的数量方法,评估间接税的减税政策能否自发惠及穷人,进一步测算家庭不同年龄层的间接税负代内归宿。结果显示:间接税整体上不具有“亲贫性”,其中增值税的“亲富性”最强,减税能让穷人比富人获益更多;儿童、成人以及老人均是间接税的负税人,贫困家庭抚养小孩而承担的间接税负比重高于非贫困家庭,赡养老人而负担的间接税负比重低于非贫困家庭。据此本文认为,继续推动大规模的间接税减税政策、采取差别化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减免策略、逐步形成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是改变间接税"亲富性"和强化税收扶贫职能的有效措施。

本文分析了商业银行吸收存款能力和发行理财产品的关系及其经济后果。本文发现商业银行吸收存款能力越弱,通过理财产品募集资金越多,理财产品收益率越高。具体来说,非四大国有银行,通过理财产品募集资金越多,理财产品收益率越高;银行的网点数量越少,通过理财产品募集资金越多,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越高;银行所在地区贷存比越高,通过理财产品募集资金越多,理财产品收益率越高;银行所在地区的金融机构密度越大,通过理财募集资金越多,理财产品收益率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非保本理财产品加大了银行经营业绩波动,从而增大了银行经营风险。

本文以企业集团为对象,研究违规事件的传染效应。利用2003-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违规样本,本文发现:(1)当公司发生违规行为而被证监会等监管机构进行处罚公告后,违规公司股价显著下跌的同时,同一集团内其他公司的股价也显著下跌,即违规事件在集团内存在传染效应,而这一传染效应主要存在于与信息披露相关的财务违规事件中;(2)进一步的路径检验发现“被传染公司”较低的盈余质量和集团内财务公司的存在能够解释传染效应的发生;(3)分组检验结果表明:集团内的传染效应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少、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借助违规事件的传染效应研究视角,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新兴市场中的企业集团。

文章通过理论分析,探讨了高铁开通影响区域创新活动以及区域创新差距的内在机制,进而以是否开通高铁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4年-2015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数据,实证分析了高铁开通对区域创新及其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考察期内,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水平,其机制主要在于高铁开通后所引发的创新要素流动效应;高铁开通能够对区域创新差距产生重要影响:即相对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来说,开通高铁城市的创新能力和创新速度持续提升,这能够进一步拉大区域之间的创新差距;且高铁开通在促进区域创新过程中也存在着显著的时间动态效应。分地区估计结果显示,高铁开通能够促进东部地区城市创新活动的开展,也拉大了其内在的创新差距;而由于高铁开通所引发的人才流失,高铁开通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创新活动及其差距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文章研究结论可能为优化中国区域创新格局、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启示。

本文考察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本结构变动。基于员工不同教育程度划分人力资本层次,本文研究发现:(1)薪酬差距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大学学历员工的比例,同时提升了高中及以下学历员工的比例;(2)通过构造工具变量和基于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场景设定,我们发现薪酬差距和人力资本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3)在薪酬差距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薪酬差距的增加显著吸引了更有可能进入企业中高层的高学历员工。在薪酬差距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扩大薪酬差距显著提升(降低)了高中及以下学历(大学学历)员工比例,一个可能原因在于不同学历员工的议价能力存在差异。(4)薪酬差距与人力资本结构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规模较大、管理者平均年龄较低的企业。(5)人力资本结构在薪酬差距影响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薪酬差距提升了研究生和本科学历员工比例,促进了企业创新。

“传染性”是股价崩盘三大基本特征之一,会加剧股价崩盘负面影响,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本文重点关注股价崩盘传染机制研究。首先,本文基于两阶段理性预期均衡模型,提出股价崩盘传染两大假设,即投资者理性预期与流动性约束导致传染;其次,基于2000-2016年全球28个国家或地区资本市场数据,实证检验股价崩盘传染机制和传染渠道。研究显示:(1)投资者理性预期、流动性约束会导致股价崩盘发生传染;(2)股价崩盘事件会在资本市场关联国家或地区传染;(3)提高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度、加强金融管制有助于降低受关联国家或地区股价崩盘传染。

文物艺术品既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印记和文化瑰宝,也是情感资产和动产。本文基于2000-2017年全球艺术品核心市场——北京、香港、纽约和伦敦核心拍卖行中国书画的微观数据,使用特征价格法构建全球中国艺术品市场价格指数,展示全球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发展的全貌,同时创新性地使用重复交易数据探讨离岸和在岸中国艺术品市场投资特征和互动关系。研究表明:北京和香港市场作为中国艺术品最大的在岸和离岸拍卖市场价格相互联动,走势基本一致;艺术品财务收益和精神回报是艺术品投资收藏和消费的主要原因,不同市场间财务收益和风险分散的差异是艺术品市场资产配置和资金流动的动力;纽约和伦敦市场中国艺术品投资收益率低于北京和香港,香港是全球中国艺术品投资收益率最高的地区,重复交易中的北京-香港交易策略占优,离岸香港市场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使香港中国艺术品市场未来发展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