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

本文将传统泰勒规则发展为具有时变转换概率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泰勒规则,基于Kim(2004)以两步MLE方法估计了该货币政策规则,并证明了其稳定器作用。研究发现:(1)货币政策中规则性成分的稳定器作用存在非对称性,在区制一内,规则性成分不存在稳定器作用,在区制二内,规则性成分有较强稳定器作用;(2)货币政策中相机抉择成分可以影响各区制的自我演化概率,在进行相机抉择逆周期调控的同时,又可以引导经济系统转向规则性成分有稳定器作用的区制。文章最后根据该货币政策规则的稳定器作用机制给出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在经济增长放缓时期,中央银行应该以增大基础货币增长和宽松型窗口指导为直接操作工具,以短期名义利率为中间目标;在经济高涨时期,中央银行应该以提高直接标价法的中美汇率水平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为直接操作工具,以短期名义利率为中间目标。

为提高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与信贷配置效率,监管部门于2014年开展了资本管理高级方法的试点工作。本文基于上市银行2010至2016年的微观数据,与银监会公布的行业信贷风险进行匹配,采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法,实证分析前述改革如何影响试点银行的风险偏好和信贷调配。研究发现,在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实施后:(1)试点银行显著降低了风险加权资产的规模;(2)试点银行风险偏好的变化存在非线性的特征,在调减高风险行业贷款的同时,并未显著增加最安全行业的贷款,而是增加了风险略高行业的贷款,体现出试点银行对风险与收益的权衡;(3)进一步将行业划分为“虚”与“实”,研究发现试点银行减少了房地产业(“虚”)、制造业(“实”)和建筑业(“实”)贷款,显著增加了金融业(“虚”)贷款。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资本监管方面的文献,也对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启示意义。

基于大样本微观银行信贷数据,本文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导致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增加,且使得在中小型银行贷款的企业成本增加更多。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对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的企业如小微企业、私营企业等的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对企业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企业的银行贷款违约风险反而降低。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使得银行选择风险评级更低的贷款,符合谨慎性动机。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时,银行“自我保险”动机的增强使得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增加,这在中小型银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同时也更多地转嫁给中小企业。本文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宏观经济波动等的研究提供了微观解释机制,并揭示了政府经济政策的一致性、稳定性对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周期性发布的货币政策相关公告为市场判断货币政策走向提供重要信息。较于实体经济反馈政策信息具有滞后性,股票市场是否在货币政策公告期内及时对政策消息做出反应,即存在公告效应？股票价格是否体现预期货币政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本文基于2011-2017年A股市场数据,研究我国股票市场在我国货币政策相关公告发布前后几日这一较短窗口区间内的市场反应。结果表明,股市指数在发布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公告前几天内会出现显著为正的风险溢价,而在指标发布后溢价并不显著,这一现象我们称之为货币政策相关公告的“预公告溢价效应”。本文发现,预公告溢价的产生并非由于市场提前预期到货币政策的走向,而是来源于投资者预先获得了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溢价补偿。本文进一步就防范系统性风险、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型转变等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讨了社会互动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互动显著提高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与参与程度,并且在控制了内生性之后,这种促进作用依然显著;同时本文通过金融知识和商业保险信任度等变量验证了社会互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行为的两种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互动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中等学历、高收入水平、低参与率社区中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特征视角,重视社会互动的促进作用,加强保险业诚信建设,以此推动我国商业保险业健康快速发展。

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以《物权法》出台为标志的担保物权制度改革是否降低了企业的债务成本。实证结果显示,《物权法》出台后,与固定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相比,固定资产占比较低企业的债务成本显著降低。进一步,与《物权法》出台通过扩大可抵押资产范围、加强债权人保护等渠道降低企业债务成本的经济直觉一致,三重差分检验结果表明,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表现出丰富差异性:其一,与法律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相比,《物权法》对企业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相对更大;其二,与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相比,《物权法》对企业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相对更大;其三,与融资约束较弱企业相比,对于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而言,《物权法》对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相对更强。这些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经验证据识别并揭示出了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促使企业债务成本下降的作用机理,从而对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结合我国工薪所得税税负较重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探讨工薪所得税筹划是否以及如何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研究发现:(1)工薪所得税筹划程度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2)员工应税压力越大,二者正相关关系越显著,且2011年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会抑制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表明纳税筹划主要通过降低工薪税负的不利影响,强化薪酬的激励效应,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当公司为国有企业或公司处在税收征管强度较大的地区时,二者的正向关系更强;(4)当企业人均薪酬波动较大时,二者的正向关系削弱;(5)当创新员工更有可能是避税行为的受益者时,二者的正相关关系更强。本研究对于降低工薪阶层税负,以及如何提高企业创新意愿,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从客户集中度的视角考察其究竟是促进了企业的改进型创新抑或突破型创新。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客户集中度越高,其越倾向于进行突破型创新,但是这种关系只在国有企业以及与主要客户地理位置相似度比较高的企业中显著;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分别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以及与主要客户地理位置相似度比较高的企业中,客户集中度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企业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但是并不会对企业申请的实用新型专利数量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不仅为客户集中度究竟是促进了企业改进型创新抑或突破型创新的不同观点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而且对于我国推进制造强国战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不确定性并不是都是“坏”的,“好”的不确定性也同样存在。本文采用Barndorff-Nielsen et al.(2010)提出的已实现半方差作为股票市场“好”的不确定性和“坏”的不确定性的代理指标,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相对符号变差(RSV),分析RSV对中国股市定价的影响。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5分钟高频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与理论解释相一致,RSV与股票收益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无论是基于单变量分组、双变量分组还是公司层面的截面回归,这种影响在经济上和统计上都显著。(2)RSV是独立于已实现偏度的一个重要定价因子,且RSV对股票的定价能力强于已实现偏度的定价能力。(3)RSV对中国股市的影响是状态依存的,相对于经济景气程度高的状态,在经济景气程度低的状态下RSV定价影响更大。(4)基于RSV构建的投资组合的表现明显优于市场超额收益率组合、SMB组合和HML组合的表现。

通过创新性地使用日内高频交易数据对A股市场中的羊群行为进行研究,本文发现:(1)羊群行为具有短期脆弱性特征,随着度量频率的提高,羊群行为的程度严格递增。(2)信息不对称程度、机构投资者比例、股票规模等因素,会显著影响短期羊群行为程度。(3)短期羊群行为会伴随着明显的价格反转:短期买入(卖出)羊群行为后,股票的超额收益显著为负(正),并且短期羊群行为越显著,价格反转的程度越大。(4)价格反转效应存在不对称性:规模越大、交易越活跃的股票,短期买入羊群行为的价格反转越明显,而短期卖出羊群行为的价格反转越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