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文献发现政府制定的经济目标能够产生经济增长绩效,本文考察政府目标实现经济增长绩效的渠道和机制,提出经济增长目标驱动辖区投资增长的理论假说,并采用2001-2016年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每提高1%,地区投资显著上升约0.44%。这一发现在采用不同的核心变量度量指标、回归样本和估计方法后依然稳健。本文还发现,经济发展阶段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导致了目标驱动投资效应的异质性。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经济增长目标推动辖区投资增加的边际效应下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所制定的增长目标更有效地扩大了辖区投资。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了税收分成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竞争中,税收分成比例的提高将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增加生产性公共支出,发挥生产性支出的产出外部性,提高产出水平和自身税收收入水平,实现福利最大化。一系列经验分析显著地验证了上述结论,即当地级市政府的税收分成率提高10%,该地区生产性支出占比将提高1.39%。本文的分析和结论有助于解释中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变动的原因,从而为政府间税收分配改革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导致全球流动性异常充裕,对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环境造成显著影响。本文运用28个新兴市场国家2003-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和美国影子利率数据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影子利率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美国影子利率的降低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进一步地,这一影响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但汇率弹性僵化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上述发现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在调控企业部门杠杆率的过程中,除要考虑国内因素外,也应高度重视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

本文通过构建纳入互联网金融的银行环形城市模型,推演了“互联网金融→存款结构/付息成本→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以2003-2016年我国83家商业银行为样本,建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互联网金融发展经由恶化存款结构和抬高付息成本两种渠道显著加重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其中,恶化存款结构效应的相对贡献为50%左右,抬高付息成本效应的相对贡献为35%左右;(2)相较于互联网渠道构筑业态,互联网支付结算、互联网资源配置和互联网财富管理业态对银行存款结构和付息成本的不利影响更为强烈;(3)相对于国有、大规模、低流动性和低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非国有、小规模、高流动性和高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的客户存款流失更快,平均付息成本上涨更多。

本文首次利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失信被执行人数据(俗称“老赖”)度量地区诚信水平,并以2003—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地区诚信水平对上市公司银行借款比例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诚信水平较高的地区,上市公司在失信环境下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借款。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更高、受外部监督更多,能够缓解失信环境下企业违约风险的提高。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当银行作为原告方的诉讼中“老赖”比例越高时,失信环境对上市公司银行借款比例的作用更加显著;而当企业遭遇行业危机或企业所在城市信用体系建设相对完备时,地区诚信水平的影响会被削弱。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本文从银企借贷的视角解释了地区诚信水平对企业融资和发展的作用,也为企业获取信贷资源、缓解融资难问题提供了可行路径。

庞氏骗局是金融学的重要话题,但是使用大样本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较为匮乏。本文首次利用e租宝88.9万名投资者的微观数据研究投资者陷入庞氏骗局的原因,研究表明,信任是使投资者陷入庞氏骗局的重要原因。首先,投资者的投资探索行为使其逐步积累起对平台的信任。本文发现:投资者待回收本金会随着投资笔数的增多而显著增多,即投资者过往投资中得到及时还款等正面反馈而逐步建立起对平台的信任。其次,投资者也会受到朋辈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e租宝平台存续时间延长,投资者待回收本金显著增多所需的投资笔数越来越少,即投资者投资决策会受到朋辈的影响,所以在投资者整体数量变多后,投资者加深了对平台的信任。此外,外部信任背书也是导致投资者陷入庞氏骗局的重要因素。本文发现央视广告当期新增投资者首次投资金额和原有投资者待回收本金都显著增加,即央视广告使投资者相信该平台的可靠性。本文从内部视角研究庞氏骗局投资者的微观投资规律,对后续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企业投资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是识别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是否畅通以及IS曲线斜率的重要参数。本文基于新古典投资模型框架,使用2004-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估计了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侧重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1)上市企业投资的加权资本成本弹性显著为负,且已具有较强敏感性(长期弹性系数为-0.16～-0.27),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条件在上市公司投资环节正逐渐具备 ;(2)对加权资本成本的结构性估计显示,企业投资主要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变动较为敏感且系数显著为负,而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变动敏感程度较低且不稳定;(3)与传统观点相反的是,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低于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较强的融资约束是导致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较低的重要原因,应重视民营经济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的支持。

环境污染及其治理问题日益被全社会所重视。在此背景下,本文实证考察企业环境污染曝光是否影响公司价值以及影响机制。以发生于2005-2015年间的71起上市公司环境污染曝光事件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环境污染事件曝光当天,市值平均下跌1.51%。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司在污染事件曝光后,更容易受到政府的环保监管和处罚,且更难获得银行债务融资;并且,环保监管与债务融资的变化与污染事件窗口期公司股票的累计超额报酬率显著相关,表明投资者对于环境污染给公司造成的不利后果具有理性预期并相应地做出了负面反应。此外,2010年政府环保政策趋严后,污染事件曝光后政府监管力度的上升和债务融资的减少都更为明显;在公众环保需求高的地区,污染事件曝光后政府环保监管力度上升更显著。总之,本文的研究表明,环境污染事件曝光会降低公司价值,且政府监管力度上升和债务融资困难是环境污染曝光降低公司价值的两个重要作用机制。本文揭示了环境污染曝光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以及影响的机制和异质性,对于当前的环境治理和经济转型具有较好的政策启示意义。

资本市场的持续对外开放是党的十九大强调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沪港通开通这一准自然实验,检验了股票市场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沪港通的开启促进了标的公司投资效率的提高,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环境不透明、治理水平低的公司;机制分析发现,沪港通开启后,公司信息质量的提高和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增加是股票市场开放影响标的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渠道;最终标的公司在沪港通开通后经营业绩也得到提升。本文结论表明,股票市场开放改善了公司的投资效率,提高了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这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系列改革有重要启示。

基于买方(Buy Side)与卖方(Sell Side)存在的利益关系(交易佣金),本文考察了买方(基金)调研对于卖方证券分析行业信息精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基金调研行为对卖方机构预测准确度的影响机制并不单一。一方面通过“信息共享”效应提高了券商的平均预测准确性;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效应,该作用降低了卖方分析师的预测公允性。此外,本文更具体地研究了两种效应的内在传递机制。从“信息共享”的角度发现基金调研吸引更多券商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关注,从而为证券分析行业带来“信息增量”;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的二级市场中佣金关系(交易佣金席位)更能代表中国市场买卖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带来的“利益冲突”降低信息有效性。进一步,本文通过TF-IDF方法挖掘调研文本信息,分析了牛熊市、投资者情绪和调研报告文本情感色彩对调研信息质量的影响。

本文聚焦于公司违规曝光这一特定事件,使用三重差分的计量分析方法,探讨了媒体的事前新闻报道是否会影响其在投资者群体中的声誉,即是否存在声誉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媒体对违规公司的事前新闻报道越正面(负面),其日后针对非涉案公司发布的新闻报道的市场反应就越弱(强),即存在双向声誉溢出效应。然而该效应存在不对称性,表现为负面报道带来的正向溢出效应明显强于正面报道带来的负向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声誉溢出效应取决于投资者对于媒体声誉的主观感知以及对于违规事件的信息解读能力。当媒体的既有声誉水平较低、违规案件较为严重,或非违规公司机构投资者比例较高时,媒体的声誉溢出效应更加明显。本文论证了媒体客观公正性对于声誉积累的重要性,为媒体是否应当以及如何维护在投资者群体中的声誉形象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对投资者如何判断和使用媒体发布的信息,进而做出正确投资决策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