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2000-2015年199个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面板数据,基于引力模型理论,考察了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的溢出效应及对全球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外汇储备具有随地理距离递减的空间外溢效应,双边汇率制度关联会增加外汇储备持有比例的相似程度,而且这种溢出效应更多地表现在与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类似、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相近的国家之间。上述结论凸显了国家间加强外汇储备合作调整的战略意义。探究我国外汇储备的溢出效应,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更好地理解外汇储备的变动逻辑,对于完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均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不仅能够通过“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也能通过金融资产需求作用于金融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本文基于宏观数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伴随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金融结构更偏向间接融资,且以金融行为来衡量的风险偏好程度显著下降;其次,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微观主体对金融资产需求的角度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金融结构的影响机制,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风险资产参与行为及风险态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老年人口占比越高,家庭参与股票或基金投资意愿及比重越低;对于已持有风险资产的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重会降低。此外,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风险态度,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升会显著降低风险偏好程度,这是其影响家庭风险资产参与行为的重要渠道。

本文在充分考虑中国信贷市场本地竞争特征的基础上,利用手工收集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独特数据构造了城市层面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指标,并将其与2002-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合并构造基础数据库,考察了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一个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这支持了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市场力量假说”;其次,从影响机制来看,一个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更有利于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最后,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那些面临更多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小企业、非国有企业、新企业和高技术行业的企业从银行业竞争中获益更大。

本文从地方政府行为的角度研究国家产业政策对于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产业政策引致重点扶持行业资本回报率增加,使得地方政府面临降税引资和增税增收的权衡;此时,地方政府将会降低产业政策重点鼓励行业的实际税率。借助国家“五年规划”重点行业的划分度量国家产业政策,我们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策鼓励显著降低了相应行业的实际税率水平;并且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水平越高,实际税率下降幅度越大;机制分析表明这可能是通过降低对鼓励行业的征税努力的方式实现的。分企业类型研究发现,实际税率的降低主要存在于私营企业而非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上述发现对于理解地方政府行为在产业政策中的作用以及产业、财政政策协调有重要意义。

本文研究国有企业民营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民营化企业为实验组、以国有企业为对照组进行双重差分检验,结果发现,国有企业民营化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而融资约束是抑制民营化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对民营化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这种抑制作用并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从融资约束的角度拓展了民营化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且从民营化的角度为金融市场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本文有助于澄清有关民营化的争议,为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以促进民营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本文以2006-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十一五”与“十二五”产业规划所处的时间区间内,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以及作用路径。结果显示,产业政策与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显著正相关,且分别在非国有、小规模和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区分调整方向后发现,产业政策能提高资本结构向上调整的速度,但只有重点产业政策能提高固定资产比例较低的企业向下调整的速度。基于作用路径的分析发现,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选择增加债务的方式来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重点产业政策提高了特定类型企业以增加权益方式向下调整资本结构的概率。上述结果表明,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债务融资方式影响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而只有受到重点产业政策支持的特定类型的企业能够通过权益融资方式提高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针对文献中有关银行业竞争与效率之间关系的争论,本文采用我国区域性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数据做了进一步的探索。文章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计算银行效率水平,并利用银保监会发布的银行分支许可证信息构建区域竞争指数,从而考察区域银行业竞争程度对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印证了竞争程度的增加可以提高区域性商业银行的效率,但竞争度对农村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更大。结果表明,我国区域性商业银行中的竞争与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过度的竞争会对区域性商业银行的效率造成负面影响。通过对区域性银行跨区经营行为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竞争会影响区域性银行跨区经营决策,进而改变其经营效率。具体来讲,当区域性商业银行在银行竞争程度更高的地区设立异地分支机构时,银行效率提高的更多。本文结果对相关文献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并为我国区域银行业的发展规划提供了实证依据。

目前,银行化改制成为农村信用社新一轮改革的主要方向,但改制过程中如何调整经营规模引起了较大争议。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拓展的商业银行最优规模选择模型,深入探讨了农商行在不同目标下规模调整的内在机理,并利用2009-2016年102家农商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农商行能够通过规模调整实现盈利水平最大化和经营风险最小化,因此保持适度规模更有利于盈利水平的提升和经营风险的降低;当前农商行规模扩张会导致支农贷款占比减少、支农力度减弱和支农目标偏移,但农商行资产规模与支农服务间存在阈值效应,资产规模超过一定阈值后,支农贷款占比会再次提升;三重目标约束下的测算结果表明,基于当前经营管理水平下,农商行不适合过度扩张规模。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金融知识体现了小微企业主对经济金融相关信息的认知与决策、以及使用正规金融工具与服务的能力,因此将作用于小微企业的创新意识与创新活力。实证结果发现,金融知识显著提升了小微企业的创新意识,表现为更重视创新的必要性与员工的创新能力,也有效改善了创新活力。这对相关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进一步普及金融知识与开展面向小微企业主的培训,提供了积极的数据支持。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知识通过市场认知机制与信贷约束机制分别作用于创新意识与创新活力。在市场化高、非国有经济发展好、金融市场化高的地区,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力强而创新意识不强,金融知识的作用主要在于提升创新意识,即提升市场认知机制发挥作用;而在市场化低、非国有经济发展差、金融市场化低的地区,小微企业的创新意识强而创新活力不强,金融知识的作用主要在于提升创新活力,即缓解需求抑制型信贷约束的机制发挥作用。

本文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金融市场参与通过风险和收益对家庭幸福产生影响。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市场参与对家庭幸福的影响。为克服内生性,本文选取工具变量,运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从投资风险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投资的风险异质性对家庭幸福有显著影响:家庭参与低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参与高风险金融投资会显著降低家庭幸福。从民间借贷参与中,本文发现家庭参与民间借出款会显著提高家庭幸福的可能性。民间借贷投资风险对家庭幸福的异质性影响也是存在的,高风险借出款对家庭幸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为理解家庭金融投资行为与幸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以我国2005-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公司生命周期对内部薪酬差距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1)总体上,公司内部薪酬差距有利于公司价值,支持了锦标赛理论;(2)结合生命周期考察,内部薪酬差距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在成长期最强,在衰退期最弱,即随着公司生命周期的推移,内部薪酬差距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逐渐减弱;(3)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显示,管理层对于经营绩效影响的重要性以及员工对于公平感的需求是生命周期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在综合得分判别法、留存收益率判别法、企业-行业增长率判别法等多项生命周期度量方法下,上述结论保持稳定。本文的研究为理解内部薪酬差距对公司价值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也为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公司薪酬计划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