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别利用生产函数法、状态空间模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及DSGE模型四种方法,对我国1993-2018年的潜在产出进行了估算,详细分析了其变动原因和政策含义,并给出未来10年的趋势预测。主要结论有:(1)1993-2018年我国潜在产出呈现出逐步放缓走势,平均增长率为9.4%,略低于9.5%的实际GDP平均增长率。其中,全要素生产率趋势平均增速为3.6%,资本投入平均增速为11.7%,劳动力投入平均增速为0.6%,对潜在产出增速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38.3%、58.3%和3.4%。(2)近年来潜在产出增速的趋势性放缓主要源于高投资并未形成有效资本,进而导致有效资本投入对潜在产出的拉动力持续走低。而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放缓,投资调整成本上升,资本形成效率快速下降,是有效资本投入不足和潜在产出放缓的深层次原因。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3)劳动力市场搜寻成本较高,供需结构不匹配,导致劳动的增长贡献率较低,我国的人口优势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和有效发挥,进一步加剧了近年来潜在产出增速的趋势性放缓。(4)如果不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来5-10年我国潜在产出平均增速仍将缓慢下降。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潜在产出增长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在劳动投入方面。(5)政策上,应在平衡好短期需求与中长期改革目标基础上,以结构性改革为导向,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力质量,降低就业主体的搜寻成本。着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加注重优化投资质量和结构,提高投资专有技术进步水平。

本文建立一个包含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的两部门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且引入金融加速器以分析货币政策对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同时使用1999Q1至2015Q4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估计结果表明,两个部门的菲利普斯曲线都具有较高的价格粘性。外部融资溢价对两个部门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投资品部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更加明显。脉冲响应分析表明货币政策扩张时,投资品部门的产出和通胀膨胀上升幅度比消费品部门更大。理论模型的脉冲响应与VAR实证分析得到的经验事实相一致。金融摩擦导致的消费品和投资品部门需求结构的异质性是解释货币政策对两个部门影响差异的关键。数值模拟分析发现金融加速器机制主要改变货币政策对投资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对消费品部门影响改变较小。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加总技术冲击、投资边际效率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

2012-2016年间,我国CPI和PPI走势呈现长期背离分化走势,整体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通缩特征。本文将外部冲击、产能过剩及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相结合,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结构性通缩分析框架。通过深入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在此期间中国的结构性通缩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内外经济形势等周期性因素,以及产能过剩、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等结构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周期性因素是诱因,结构性因素是主因。未来需在保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优化结构方面进行政策布局,改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产能过剩部门的市场出清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金融体系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是影子银行的较快发展,其规模迅速膨胀,交易结构日趋复杂,各类市场主体都牵涉其中。这些变化吸引了政策制订者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给出了中国影子银行的功能性定义,即依赖于银行信用、从事银行业务、但又没接受严格的银行业监管的金融业务,具体指传统的银行表内贷款和债券投资以外的,具备完整的信用转换、期限转换和流动性转换功能的金融业务。本文逐项分析影子银行业务,详细总结各类型业务的交易结构、业务主体、业务实质、资金来源、法律基础、资产负债表表示,准确测算了2002年至今影子银行总量和资产负债表结构月度数据。只从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着手加总,既完整地涵盖了影子银行的全部业务,得到其宏观总量,又剔除了重复计算。本文测算数据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基础。

自2000年以来,为了缩小地区间差距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迅速扩大。本文利用1994-2015年省级年度数据发现,地方政府获得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年度一般预算财政支出将分别增加1.61元和2.12元,远远超过本地财政收入增加所产生的影响。这也意味着财政转移支付在我国产生了较大的“粘蝇纸效应”。在2010年提前下达固定数额转移支付指标改革后,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有所下降。使用分月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年底突击花钱”对专项转移支付“粘蝇纸效应”的贡献最大。本文的研究表明,转移支付引发的地方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转移支付下拨时滞以及刚性的年度预算平衡制度是导致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膨胀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央应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制度、扩大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指标的范围、加快转移支付的拨付进度、建立和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积极防范转移支付的道德风险问题。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强化预算约束力。

中国的高经济杠杆率和地方债务风险受到广泛关注,目前较少研究地方债务中的银行贷款,而地方融资平台的土地抵押贷款是其中重要的融资来源。本文首次利用爬虫工具获取了中国土地市场网上的土地抵押数据,并且搜集了地方融资平台名单,通过对比融资平台和非平台公司的土地抵押信息,发现地方融资平台在抵押金额和抵押率上,都显著高于非融资平台的土地抵押。我们进行了各种稳健性检验,通过采用PSM方法,降低样本选择偏误,发现结果是稳健的。此外,本文还探究了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发现中西部的抵押金额和抵押率显著高于东部;未到期的城投债存量越大,土地抵押越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压力越大,土地抵押也越大。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融资平台获得的土地抵押较高,是出于地方政府强烈的举债动机和对信贷市场的干预,导致信贷资源的无效率配置。即使是土地抵押这种相对来说风险较小的融资渠道,依然可能蕴含着地方债务风险,这也为地方债务融资的抵押率高提供了证据。

本文将一个基于动态新凯恩斯理论的连续时间黏性价格一般均衡模型与随机动态资产配置模型相结合,进而研究基于内生宏观经济动态和货币政策规则进行资产配置的问题。在最优配置策略下,投资者相对风险偏好随无风险名义利率的增大而单调减小,而随通胀率的变化呈“U”型,说明投资者在通胀偏离稳态幅度较大时配置风险资产的相对意愿较高。此外,本文也给出了使用该模型讨论投资者最大化跨期效用对经济反作用这一宏观审慎问题的方式。

本文从县域和省际两个层面,采用OLS最小二乘法和DID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普惠金融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初期,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这种效应仅在集中连片特困区显著,受资源倾向性配置的效率损失、农贷的“精英俘获”以及金融知识匮乏的影响,银行服务包容性的提高没有反映出明显的益贫性;在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中介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程度较强的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对金融资本扭曲配置行为加以约束,纠正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的负面效应;银行、保险等正规金融机构忽视弱势群体的资源配置结构是导致包容性金融体系无法实现减贫的根源。因此,兼顾广泛包容、特定配比和商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才能扭转正规金融机构现有效率和公平皆损的局面;构建信息化普惠金融体系,能够克服正规金融机构高门槛、服务成本高以及逆向选择等问题,成为对社会帕累托最优的政策框架选择,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减缓贫困。

信用卡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家庭平滑消费,但是否会影响家庭的投资决策尚缺少事实检验。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和2013年的调查数据,本文首次检验了信用卡对城镇家庭股市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控制家庭财富、融资渠道、社会资本等特征,持有信用卡在边际上促进了家庭的股市参与率,股市投资额取决于信用额度。(2)中国信用卡市场的发展,并未像流动性约束理论预测的可以平滑消费,反而刺激了家庭风险性资产的配置,最终提高了储蓄率。原因在于,中国家庭更多地将信用卡作为应对未来短期突发性风险的金融工具,从而在当期将更多资产配置在风险资产上,以实现资本积累。使用信用卡数目、信用额度等多种衡量方式,并采用工具变量法(IV)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等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稳健。该研究有助于理解信用卡在中国家庭投资决策的作用,并为流动性约束或有限股市参与假说提供中国经验。

本文搜集了2006-2016年中国201个地级市高铁开通的情况,并匹配了A股1,244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研究了高铁开通对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铁通车之后,分析师盈余预测的精准度显著提升,分歧度和乐观度显著下降。进一步考察高铁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增加了对沿线公司进行实地调研的分析师数量及人均调研次数。高铁开通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处理成本较低的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较好的企业以及分析师面临买方压力较小的企业中。动态地来看,高铁开通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通车两年以后。此外,在利用工具变量法、控制飞机出行以减少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结论仍稳健。这说明高铁的开通改善了资本市场的信息环境,使得分析师能够更好地扮演信息中介的角色。文章较早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揭示了高铁在金融市场的信息传导效应。

本文基于2000-2017年上市公司的财务及股票交易数据,研究了上市公司综合盈利水平与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我们使用目前资产定价文献中较新的偏最小二乘法和组合预测法,从12个衡量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中提取了一个测度上市公司综合盈利水平的指标。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综合盈利水平能够显著预测未来股票收益。使用单因子偏最小二乘法、取12个月斜率的平均值构造的综合盈利水平最有效,以其构建的多空对冲投资组合能产生15%的年平均收益,夏普比率达到0.75。与此对应,组合预测法提取的上市公司综合盈利水平的预测能力稍低,但依然显著。在控制了其他公司特征变量后,综合盈利水平对于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依然稳健。本文还从经济机制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综合盈利水平对收益的预测来源。我们发现,上市公司综合盈利水平与股票预期回报的正向关系在投资摩擦更低的组中更高,而在错误定价程度更高的组通常更低。这些结果支持了基于投资摩擦的Q理论,而与行为金融的错误定价理论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