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金融体系从无到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已基本建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具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体系。这四十年,现代货币经济学和全球中央银行政策实践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发展加转轨经济体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面临的现实约束条件更加复杂,央行的研究为推动中国金融体系发展和央行科学决策提供了可靠支撑,既与世界同步,也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本文以世界经济十年左右的周期波动及与之相伴随的货币经济学理论进展和中央银行政策变迁为主线,总结了四十年来中央银行的研究进展和中国经验,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央银行的理论研究,更好地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

杠杆周期理论表明,杠杆周期会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资产的质押率(相应地,杠杆率)上升会提高资产价格;由于杠杆率一般是内生的,所以在实证上一直很难确立杠杆率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首次运用2017年1月到8月中国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债券发行数据,利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同类债券的不同质押率规定的自然实验,对杠杆率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债券的可质押属性可以提高债券的价值,这验证了杠杆周期理论的预测,即杠杆率上升会使得资产价格上升。因此,杠杆率对资产价格有重要影响,是宏观审慎监管的一种工具,也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一种工具。

为了对我国金融部门间的系统性风险溢出进行实时监测和有效预警,本文基于Adrian and Brunnermeier (2016) 的CoES指标构想,在左尾视角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右尾视角,构建下行和上行ΔCoES分别作为系统性风险的同期度量指标和前瞻预警指标,并提出了更为有效合理且同时适用于下行和上行ΔCoES的计算方法。本文一方面采用下行和上行ΔCoES对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三个金融部门间的系统性风险溢出进行监测预警研究,另一方面还基于我国的经验数据检验上行和下行ΔCoES的性质。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金融部门间具有显著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且三个部门间的风险溢出存在非对称性,银行部门是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发送者,证券部门是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接收者;三个部门两两间的风险溢出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协同性和周期性,且上行的风险溢出水平高于下行。同时,基于我国的经验数据发现,上行ΔCoES对下行ΔCoES具有显著的先导性、前瞻性,上行ΔCoES可以作为系统性风险的前瞻预警指标。此外,下行ΔCoES能够引领ΔCoVaR和基于MES估计方法计算的短期ΔCoES指标,表明本文构建的下行ΔCoES实时性更强,更适合作为系统性风险的实时监测指标。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国际投资环境不容乐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必要举措。本文探索环境规制下我国FDI变化的影响因素,通过FDI的子向量距离函数定义“环境规制生产技术”和“非环境规制生产技术”,以此构造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测度中国30个省份1999-2015年的环境规制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对实际FDI的变化进行分解。本文的主要结论有:2001年后,中国各省份的环境规制成本呈现整体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果最为明显;环境规制下,中国各省份的实际FDI增速先加快后减缓,2015年之前,第二产业对FDI的吸引力最强,2014年开始,第三产业对FDI的吸引显著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显成效,促进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反事实检验显示导致各个时期FDI变化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对FDI分布的影响显著增强。

政府对企业利润享有征税权,事实上是几乎所有企业的最大的中小股东,因此有动机对企业进行严格的税收征管,进而影响公司治理。本文以1998-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为样本,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自然实验,从企业盈余管理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能够显著抑制县辖区内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仅对具有征管权限的企业发挥作用;同时,当县级政府财政状况较差和税基较大时,财政“省直管县”对辖区内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强,表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能够激励县级政府加强税收征管,进而改善辖区内企业盈余质量。更进一步地,本文还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能够抑制企业逃税,提升县级政府财政收入。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政府行为影响公司治理方面的文献,同时也为财政“省直管县”如何缓解县级政府财政困难提供了微观证据。

本文采用贸易四元边际的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并对比了非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背景下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行为影响的差异性。主要发现:(1)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决策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融资约束会显著抑制企业的进口行为,包括进口规模、进口来源国数量、进口产品种类。(2)相对于外资企业,内资企业的进口行为更容易受融资约束的影响;相对于一般贸易,企业的加工贸易进口更容易受融资约束的影响;相对于只进口的企业,同时具有进口和出口行为的企业更容易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另外,不同行业的企业、不同地区的企业受融资约束的影响也具有较大的差异。(3)不同的外部金融环境导致融资约束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金融危机导致企业的进口行为对融资约束表现出更强的敏感性,高融资约束企业与低融资约束企业在进口四元边际上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本文首次提出基于新闻文本共现性衡量银企关系强度的指标。相比多数传统方法,该指标能够更为全面地反映银行和企业间的业务和非业务联系,并在数据可获得性上也具备优势。据此,本文对2009年至2014年间我国238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与19家主要内资银行之间的银企关系强度进行了定量度量,并利用该指标对银企关系影响企业信贷融资能力的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良好的银企关系确实能显著提高企业的信贷可得性,但整体上对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有限。同时,上述影响规律存在显著的企业间差异,对于规模小或盈利能力弱的企业,银企关系尤其能够帮助其提高信贷可得性或降低信贷融资成本。

基于资产定价的视角,本文通过将标准的动态戈登增长模型和传统的住房使用成本模型相结合,建立了一个关于住房市场租金收益率的动态住房使用成本模型。该模型将租金收益率分解为购房的预期资金成本、预期购房相对于租房的风险溢价和预期未来租金增长率三个部分的现值之和。进一步,本文将该模型应用于京沪广深四大城市的季度数据,并使用方差分解方法来考察国内住房市场动态波动的影响因素及其相对重要性。本文结果表明,资金成本变动在四大城市的住房市场波动中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租金在住房市场波动中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并不如资金成本显著。此外,本文还发现,不能直接观测得到的购房相对于租房的风险溢价也是影响国内住房市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四大城市居民租房面临的风险相对于购房正日益上升。

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股市大幅下跌期间,对股指期货严格限制交易政策这一独特事件前后的高频数据,研究限制交易政策对股指期货与股票市场价格引导关系的影响。利用I-S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的实证结果表明:限制交易政策实施前,股指期货对股票市场的价格影响更强,尤其表现在价格急剧下跌时期;限制交易政策显著增加了期货市场交易成本,从而降低了期货市场的信息份额,削弱了其对股票市场的价格影响,并且改变了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助跌强于助涨”的影响模式,增强了股指期货在价格上涨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一方面直接量化了期货交易成本变动对其价格发现功能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从价格引导关系的视角提供了股市危机时期股指期货限制交易政策监管效果的实证证据。

本文从成本粘性这一视角,研究了董事会留有前任总经理对公司资源调整的影响。结果发现,董事会留有前任总经理会提高成本粘性,此效应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非国有控制和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公司中更强;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前任总经理无论是留任为董事长还是其他董事,都会提高成本粘性;无论是在家族企业还是非家族企业,董事会留有前任总经理均能提高成本粘性。上述结果表明董事会留有前任总经理会导致公司资源投入“易增难减”,其原因是前任总经理会阻止公司向下调整资源。从前任总经理积累的知识、经验和社会关系对资源调整成本的影响和前任总经理对现任管理层代理问题的影响这两个视角不能完全解释上述结果。本文既从成本粘性这一视角增进了我们对董事会留有前任总经理的经济后果的认识,也从董事会留有前任总经理这一视角丰富了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政府部门规范公司在董事会中留任前任总经理的行为,对公司通过调整董事会结构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具有启示意义。

本文以2006年1月至2016年12月中国64家股票型主动管理基金为样本,从基金净资金流变化的角度,检验了投资者决策与基金业绩结构的关系,以期更好地理解投资者行为。本文结论有:(1)整体上,投资者在衡量基金经理能力时,更关注原始超额收益率或只基于市场风险调整风险敞口,这可能与中国市场投资工具仍然不够充分、风险难以有效对冲有关;(2)机构投资者相比个人投资者对风险敞口的识别更严格;(3)简单模型的优势集中在市场波动低、投资者情绪高的时期;(4)除基金经理能力外,净资金流变化对市场风险报酬也很敏感;(5)从alpha的角度,我国基金市场仍存在“赎回异象”,可能与“处置效应”有关,仍需提升投资者对风险的认知,引导市场形成更加科学的投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