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A股和新三板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倍差法(DID)检验定向降准货币政策的实施是否对农业和小微企业等所谓“弱势部门”的信贷资源产生了作用,从而实现政策的“普惠”效应。同时基于定向降准政策的影响机制,本文将基于时间维度和区域维度的银行竞争引入实证模型,进一步探讨了银行竞争对定向降准政策“普惠”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我国定向降准政策可以促进农业企业和小微企业获取信贷资源,发挥了普惠效应;其次,银行竞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定向降准政策的“普惠”效应表现出正向调节作用,具体来说,时间维度的银行竞争对定向降准政策的“普惠”效应的影响较为明显,区域维度的银行竞争没有调节作用。

本文采用信息份额模型和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了国债现货、国债期货和利率互换三个市场之间的价格发现机制。信息份额模型表明,从整体来看利率互换相对于国债期货和国债现货都具有信息优势,而国债期货相对于国债现货具有信息优势。另外,国债期货的价格发现能力相对于另外两个市场都在随时间增强。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利率互换在价格发现中单向引领国债期货以及国债现货,国债期货单向引领国债现货。所有结果一致表明, 利率互换和国债期货这两种利率衍生产品在引导中国利率市场价格发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仅依赖法律等正式制度无法确保金融或经济的长期发展,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鉴于此,本文研究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在债券市场中的价值。研究发现,信任不仅有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还有助于降低债券信用利差。同时,利用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还发现,失信及失信程度的增加会降低债券信用评级,提高债券信用利差。此外,本文还利用路径分析法发现,信任不仅会直接影响债券评级和定价,还会通过提升公司财务报告质量间接地发挥作用,即不仅投资者主观上更愿相信高信任度地区的企业,客观上这些企业也的确更为可信。进一步地,信任对债券评级和定价的积极作用在国有企业、金融业更发达地区的企业以及发债次数更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复博弈机会越多,信任的价值也越大。本文研究结论提醒政府在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时,应着重加强对信任这种地区乃至国家公共品的培育和建设。

既有文献较少从银行视角关注年报风险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银行更有能力解读年度风险信息,银行利益也更直接受到年报风险信息的影响,银行贷款利率更能体现年报风险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本文基于2008-2017年单笔银行贷款利率数据的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说明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更符合趋同观假说。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银行风险感知水平进而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即信息质量和风险是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影响银行贷款利率的不完全中介。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与银行贷款利率的负相关关系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紧缩组、非国有企业组以及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组。本文首次研究银行贷款利率与年报风险信息披露的关系,有助于丰富风险信息披露文献和银行贷款文献。

本文以中国政府2002年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所引发的外资自由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评估了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外资进入不仅显著提高了创新程度,而且还有利于延长本土企业的创新持续时间。此外,我们还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使用专利申请数衡量创新以及采用FDI溢出指标刻画外资进入程度之后依然稳健。最后,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外资进入影响本土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研发能力增强与融资约束程度降低是外资进入促进本土企业创新的两个重要渠道。本文研究为客观评估中国近年来引资政策的绩效提供了微观依据,同时对于如何有效促进本土企业创新具有一定政策启示意义。

本文使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国际前沿方法识别出僵尸企业,然后比较了国企控股、国企参股以及转制民企这三种混合所有制改革策略治疗僵尸国企的效果。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僵尸国企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在多种混合所有制改革策略中,转制民企优于国企参股,国企参股优于国企控股,这形成了一种“国企混改类啄序”现象;然而,上述“啄序”现象并非对所有国企都适用,对于那些所处行业垄断程度高、企业政治级别高的国企,单纯民营化导向的混改对僵尸企业治愈的效果较差;最后,混合所有制改革治疗僵尸国企的主要渠道,是降低了国企的期间费用(主要是管理费用)。本文的结果为处置僵尸企业和渐进式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发达国家高科技领域核心技术的典型特征。本文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视角,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成效问题。论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29个OECD成员国OFDI流量,测算了30个省市从发达国家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水平,利用固定效应和面板门槛模型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产生了抑制效应,自主创新对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产生了促进效应;制约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既与国内存在的产能过剩和技术吸收能力不足有关,也与GVC低端锁定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意愿有关。以上研究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本文研究为反驳美国针对中国“通过海外投资窃取核心技术”的指控提供了依据,对中国的对外投资战略调整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地方政府债务过度扩张容易引发系统性经济风险。本文通过一个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间共同事权的支出责任下移、竞争性地区的举债行为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利用279个地级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是支出责任下移与标尺竞争机制共同驱动的结果;政府间支出责任下移造成的财政压力是地方政府被动负债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间的标尺竞争使其在举债融资行为上表现为明显的策略模仿;各地区在债务扩张的主因上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政府债务的增加主要是地区间竞争的结果。这意味着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仅应规范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更重要的是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和违规举债的问责机制。

本文以2006-2015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上市公司网站对于企业文化的叙述和年报董事会报告两份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两个度量企业合作文化强弱的指标,并研究企业合作文化对企业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文化越强调合作,企业的创新产出越多,创新效率越高。这一结论在采用增加控制变量、利用水稻播种面积作为工具变量以及以董事长的非正常离职事件为冲击进行PSM-DID等多种方法后仍然稳健。渠道检验的结果显示,合作文化是通过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的凝聚力和促进企业的“产学研”合作这两种渠道来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合作文化的促进作用在竞争性行业以及地区信任程度和产业集群程度较高的地区中尤为显著。本文不仅从微观层面揭示企业文化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机理,丰富和补充了当前方兴未艾的“文化与金融”研究,而且为国家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方针战略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

本文使用互联网大数据实时采集工具,针对我国三家典型的互联网产品众筹平台逐日抓取了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共130天的在线产品众筹项目的实时大数据,基于实时的社会信息探索了产品众筹过程中的动态性。本文依据社会责任扩散效应与目标梯度效应构建了理论预期,经检验发现,在产品众筹的起始阶段,新增的支持金额(人数)与累计支持金额(人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在结束阶段,两者的回归系数又重新显著为正且呈上升的趋势,但上升趋势不够明显。此外,随着日趋接近于众筹的目标金额,新增的支持金额(人数)存在显著的加速过程。这种产品众筹中体现出来的动态性意味着,众筹的起始阶段和结束阶段由实时的社会信息所决定的筹资状况以及尽快实现众筹目标金额过半的筹资是决定产品众筹成败的关键。

基金经理更换打破了基金共同持股投资组合中股票的关联性,降低了股票收益率相关性,进而影响了股票价格。本文基于基金共同持股和基金经理更换构建了对冲投资组合,获得0.1%的日超额收益率。基金投资组合中股票收益率相关性能够解释这种超额收益率,本文发现基金更换经理后,新基金经理重建投资组合,打破了原投资组合中股票间的关联,股票收益率相关性减弱,基金共同持股程度高的股票价格受到了更大影响。基金的被动流动性冲击不能解释本文的发现。本文的研究表明基金经理变更等基金管理行为通过股票收益率相关性对股票价格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