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影子银行体系迅猛发展且结构日趋复杂化,不仅加剧了市场流动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还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货币政策调控。本文分别从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两个角度,对银行表外理财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金融脱媒理论的回归结果表明,银行表外理财的发展确实提高了货币乘数,加大了中央银行准确控制广义货币供给的难度,货币数量调控的有效性也因而明显下降。同时,影子银行扩张也使金融市场流动性需求上升且更不稳定,尤其是,近年来大量银行理财资金以委外方式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加杠杆投资,更是加大了存款类金融机构与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信用利差。实证研究还发现,银行表外理财的扩张规模,与存贷款利率(尤其是存款利率)水平与市场利率水平的差异密切相关。从未来趋势看,一方面要通过加强监管和完善宏观审慎评估弥补货币数量调控的局限,另一方面更要加快实现利率并轨,优化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

“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一度持续下跌。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国“货币超发”的必然结果。本文通过分析信用货币创造过程指出,中国较高的M2绝对值和与GDP的相对值是由经济快速增长引致的货币需求以及较低的货币使用效率造成的,不能简单得出“货币超发”的结论,人民币并不存在因“货币超发”而必然贬值的逻辑。保持汇率稳定、实现汇率制度成功转型的最大挑战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而非货币数量。因此,本文提出了发展是关键、预期很重要、金融要稳健、开放宜审慎的政策建议。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商业银行利率定价机制的发展,中国货币政策利率的传导效率也不断提高。基于2008年1月-2017年6月的宏观时间序列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本文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利率对银行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总体而言,基准利率是影响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的主要因素。分时间段看,贷款利率浮动限制放开之后,货币市场利率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显著提升;基准利率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影响略有下降,但仍然占主导。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定价的微观机制进行探讨后,本文发现贷款利率定价机制的变化是中国利率传导效率出现变化的主要原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资金来源和市场利率波动均是影响货币市场利率传导效率的重要因素。最后,本文就如何提高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对完善价格型货币政策体系以及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本文在国内外金融周期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设计了中国金融周期的实证方法。根据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制度特征和发展实践,选择广义信贷、广义信贷/GDP以及房地产价格作为金融周期的构建指标以及具体的代理指标,在实证方法上对识别周期的转折点法和带通滤波法的参数设置进行优化调整,提高了中国金融周期实证研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1998年一季度至2018年一季度的数据,对中国的金融周期进行了实证分析和交叉检验。结果表明,中国金融短周期与国家金融调控政策导向高度吻合,与经济短周期峰谷交错。金融中周期的持续时间和波动幅度显著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反映出中国主动的金融调控政策在调控经济周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降低了中国金融体系的中长期波动。

本文关注了在美国对外投资目的地中,中国是否具有特殊性。利用2002-2012年美国对156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对华投资整体上没有明显偏离应有规模。在制造业领域,甚至有部分证据显示美国对华投资高于应有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在中国,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开放度等更有力地促进了制造业领域美资的流入,但治理层面的差异等则相对是一个制约性因素。与制造业领域吸引美资的成效形成对照的是,服务业的美资利用还有改善的空间。结合这些研究发现,就美国对中国投资看似偏低的判断,我们有两个解释:一方面,那就是只看到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开放度等引力因素,而忽略地理距离、治理水平和文化差异等制约性因素;另一方面,服务业的美资利用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对整体的美资利用产生了一些影响。

本文探索了银行授信在地方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的贯穿性作用。研究发现:(1)在融资平台发行城投债的过程中,银行授信向债券市场提供了增量信息,拥有更高的授信额度将显著提升城投债的信用评级,降低发行成本。(2)获得授信额度越高的融资平台,发行城投债主动置换银行贷款的倾向越强,置换规模越大。进一步,随着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授信额度对主动债务置换行为的影响逐渐强烈。本文的政策建议在于,地方融资平台应进一步提升其盈利能力,发挥授信额度积极的信号传递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应通过财税改革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建立金融机构主导的监督机制,促进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依赖的主体切实转向融资成本敏感的市场化主体。

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利用2004年增值税转型的政策变化,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结构性减税的去杠杆效应。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降低了企业的流动负债率,提高了企业的长期负债率。这一结论在不同类别的企业间存在差异,说明企业去杠杆需要有针对性的减税政策。本文有助于理解减税对企业杠杆率的异质性影响,并为制定具体政策提供经验支撑。

在“十三五”供给侧改革和建设美丽中国的新时期,如何更好地推进绿色金融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并加大对环境友好型企业的金融支持,从而引导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正式实施为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首次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发现重污染企业的有息债务融资和长期负债均显著下降且高排放地区国有大型企业的降幅最大,同时,国有、大型重污染企业的新增投资显著减少,另外,重污染企业的债务成本显著上升且经营绩效大幅下滑,表明绿色信贷具有显著的融资惩罚效应和投资抑制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力推动绿色信贷、不断完善绿色融资、切实引导资金流向资源技术节约型和生态环境保护型产业,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为上市公司提供了一个来自境外的特殊且专业的监督力量。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采用Kim and Verrecchia(2001)的方法测度信息披露质量,发现QFII持股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在使用PSM-DID、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和反向因果识别来缓解内生性后,本文证明了QFII持股与公司信息披露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说明QFII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力量。分样本研究发现,QFII持股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作用对内部治理较好和被“四大”审计的公司更加明显。最后,机制检验发现QFII可以通过增加持股公司的分析师跟踪人数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来改善信息披露质量。因此,增加QFII的数量和逐渐放松资本项目管制有助于改善信息环境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进而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本文采用2009-2017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基金持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对两条影响途径(监督管理层和抑制控股股东侵占)做了分析。结果表明:(1)基金持股比例增加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价值,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而增强,同时这种效应只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显著,在国有企业中则不显著;(2)按投资策略分类发现,除主动型和被动型基金外,准指数基金持股也可以提升公司价值;(3)在控制了基金数量后,基金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显著降低。以上结果表明,与发达国家基金持股主要通过监督管理层来提升公司价值的传导途径不同,我国基金持股对上市公司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为对控股股东侵占行为的约束。

农业保险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管理农业风险、降低农业生产不确定性的重要措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现象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本文从农业保险的特点和主要类型出发,概述了全球农业保险的发展态势和典型经验,以及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概况,结合农业保险研究进展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存在问题和挑战进行讨论。为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应当明确界定我国农业保险的目标,厘清与宏观经济目标的区别,制定农业保险发展的长期战略性规划;注重农业保险创新的科学性、有效性验证,避免农业保险创新催生新的风险;改革农业保险核损的组织形式,提高农户分散经营背景下的农业保险经营效率;加强微观层面的研究,切实提升农业保险需求;深入全面地研究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效率和效果,动态调整支持力度,丰富支持农业保险的方式。

本文对比了美国和中国关于期权隐含方差的两个典型理论规律所表现出的实证差异。首先,期权隐含方差作为公认的风险度量指标,应该与未来期间的股权溢价成正相关关系,在这一点上中美实证结果完全相反;其次,现代期权定价理论预测期权隐含方差应该高于标的资产实现方差,而中国市场期权隐含方差和实现方差的比值要显著低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