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对宏观经济均衡和资源配置有重要导向意义。央行确定政策利率要符合经济规律、宏观调控和跨周期设计需要。目前,中国的真实利率略低于经济增速,处于较为合理水平。中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释放政策利率调控信号,在利率走廊的辅助下,引导市场基准利率以政策利率为中枢运行,并通过银行体系传导至贷款利率,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中国具备继续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条件,将尽可能地延长正常货币政策的时间,目前不需要实施资产购买操作。在市场化利率体系中,收益率曲线非常重要,它反映利率由短及长的期限结构,可为各类金融产品和市场主体提供定价参考。收益率曲线的短端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直接受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长端则为国债收益率,主要反映市场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期。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应用日益广泛,整体趋于成熟,而在市场基础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建立了金融风险传染模型,对金融风险通过价格渠道传染的过程进行推演。模型根据金融市场数据校准了主要债券资产的需求曲线,模拟银行面临资本充足率约束条件下的最优抛售行为,有助于解决现有文献微观基础不足的问题,并为监管机构建立宏观审慎压力测试模型提供研究参考。本文模拟结果和政策含义如下:(1)银行的资产结构和金融市场深度都是影响金融风险传染的重要因素,过去几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深度的增加,金融风险传染的强度有所降低;(2)单个银行的最优行为在整个系统中可能会加剧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3)金融风险的演化呈非线性,判断风险的阶段对于监管部门至关重要。

在中国开放经济体制下的基准货币需求模型中,本文将源于国际金融市场的持币成本设为遗漏潜变量,并构建特定的国际金融综合指数(CIFI)作为该潜变量的测度。借鉴机器学习与测度理论,本文利用对数误差修正模型提出了分步降维的CIFI构造算法,构造了长期CIFI和短期CIFI。结果表明,CIFI构造中的无监督降维步骤有助于减少高维金融数据中的冗余信息。实证分析发现,国际机会成本对中国货币需求具有规律性的前导影响,而在2007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央行的应急措施对长期CIFI所代表的非均衡冲击起到明显的阻截效果,对短期CIFI的影响基本是持续不变的。通过综合指数构造与宏观货币需求模型的算法连接,可以利用CIFI的构成结构从前导时间与影响强度两方面追踪冲击货币需求的国际金融风险的具体来源,这为宏观决策者监测国际金融市场提供了颇有规律的信息。在方法论上,本研究为如何利用模型监测国际金融市场影响宏观经济开辟了一条新路。

“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要求持续推进污染减排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基于2007年起排污费提高的政策冲击和2004-2013年工业企业污染数据,本文使用倍差法考察排污费提高的污染减排效果以及融资约束对政策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费提高后,污染排放水平显著下降,但产出也受到较大冲击;企业减排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大型企业主要通过降低污染强度的方式来降低污染排放,而中小型企业则主要采取降低生产规模的方式来降低污染排放;进一步基于环境投融资角度对企业减排行为的分析揭示,融资约束影响中小企业污染减排,加剧排污费提高对产出的影响。因此,提高绿色金融的环境投融资供给能力是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

产业间的良性互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本文基于2004-2016年我国各省份29个细分制造业行业与房地产业的数据,采用耦合评价模型,对我国制造业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测度。同时,本文尝试从内在机制上找出两产业的最佳耦合度,并实证分析了两产业耦合协调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进一步,本文运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房地产限购政策这一外部冲击对两产业耦合度的影响。测度结果表明,两产业的互动程度不断增强,由2004年的失调发展上升到2016年的良好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与房地产业的耦合协调度略高于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房地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均于2012年前后超过制造业。计量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制造业与房地产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负面的经济影响,这能从东部地区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中找到原因;对于房地产过度发展地区而言,限购政策改善了地区内制造业与房地产业的耦合度。

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倾向愈加凸显,城市服务的多样性福利将成为吸引劳动力和优化人才结构的重要支撑。本文利用“美团网”生活服务分类和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研究城市服务多样性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服务多样性会显著降低流动人口的迁出意愿,服务品类多样性每增加1%,劳动力迁出的概率平均约降低3.23%;城市服务多样性的影响具有群体差异性,年轻化、高技能群体的敏感度更高,边际效应可达4.62%和4.03%。考虑调节效应和地区异质性的扩展分析进一步发现,城市信息化、市场化水平对服务品类多样性吸引留住人才具有正向放大作用,尤其是在东部地区和5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中表现尤为突出。本研究为城市人才吸引和劳动力竞争提供了政策启示。

我国于2012年实现了社会保障在制度上的全覆盖。然而,对于自愿参与型社会保障项目,政策目标人群的参保率过低,无法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体系的风险分担和福利保障作用。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分析政策目标人群的参保决策,有针对性地提高群众参保率,对于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为例,使用家庭调查数据和工具变量方法,考察同群效应在社会保障项目参与决策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同村居民参与新农保的比例每增加10个百分点,个体参保概率显著增加4.24个百分点;同村居民之间的信息传递以及其内部形成的社会规范是同群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男性的参保行为具有更强的示范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加强基层政策宣传和提高政策透明度,以及有针对性地提高特定群体的参保率是提高社会保障项目整体参与率的有效手段。

基于2006-2017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政策连续性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会抑制社会责任承担行为,且这种效应在市场套利动机强、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外部融资能力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政策连续性程度提高会减弱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社会责任承担之间的负向关系。因此,本文提出抑制经济“脱实向虚”,增强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发展的政策建议。

本文以尾市交易操纵为研究对象,尝试对中国股票市场可疑的尾市操纵行为进行识别与监测,并基于监测结果实证分析市场操纵如何影响市场信息效率。具体来看,本文利用沪市A股2013-2018年的日内高频交易数据,基于股票尾市交易相关指标异常变化特征,构建了尾市交易操纵识别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操纵对信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场操纵对信息效率存在不利影响,市场操纵后股票流动性和股票波动性的异常变化是影响信息效率的关键传导路径,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此外,研究还发现,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情形下,市场操纵对信息效率不利影响程度较小。

本文以2011－2017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以是否入选“中国年度最佳雇主100强”榜单衡量上市企业的员工满意度,考察员工满意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入选榜单的企业平均而言比其它主要特征相似的匹配企业的专利申请总数高约47%。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上,而在外观设计专利上不显著。进一步地,员工满意度可以通过提高失败容忍度来提升企业创新。最后,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员工满意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提升员工的创新效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说明较高的员工满意度有助于企业效率和长期价值的提升。

管理者能力是管理者有效率地利用企业资源创造价值的能力。本文以企业股价大幅下跌风险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了管理者能力对资本市场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未来股价大幅下跌的风险,具有市场稳定效应。这种稳定效应主要体现在管理者隐藏坏消息动机较强和隐藏坏消息空间较大(内部缺乏大股东治理和外部制度环境水平较低)的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提高企业治理水平等路径缓解企业未来股价大幅下跌的风险。本文丰富了管理者能力和股价下跌风险的研究,还对如何合理利用企业家资源维护我国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现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