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跨境资本流动由利差决定,政策制定也强调利差对资本流动的指示意义。但本文发现,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历史上主要是由套汇而非套息资本决定,且套汇的显著指标是多边美元指数(DXY)而非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之为“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之谜”。我们提出,汇率影响大于利率且多边汇率影响大于双边汇率的原因在于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历史上波动幅度较小,及时和充分反映中美基本面的分化还不够。美元指数是市场指标,能够预示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走势,进而驱动资本流动。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中美经济基本面的分化不仅决定中美利差,还在很大程度上驱动美欧、美日经济基本面的分化,进而略有时滞地驱动美元指数。因此,中美利差在统计意义上是美元指数的同步甚至略微领先的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策制定仍要关注利差。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中美利差和美元指数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解释力都会边际减弱。

及时、准确地获得GDP短期预测值对于宏观调控和企业决策至关重要。本文在收集我国实时碎尾数据集的基础上,采用混频动态因子模型,将我国季度GDP的预测频率由“季度”提高到“日度”。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混频抽样模型以及MFVAR等现有模型,混频动态因子模型能够有效解决实时预测中需要面临的数据问题,包括混频指标、碎尾特征、数据的周期性缺失等。本文模型在每个数据发布日,均可更新GDP的预测结果,这不仅将最新的经济活动信息迅速地体现到GDP预测中,而且显著提高了GDP即时预测的准确性,且预测结果随着月度数据信息的增加趋近于GDP真实值。此外,本文还估算了拟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和GDP月度同比增长率两个月度数据序列,为我国宏观经济监测与政策分析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

完善住房市场体系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议题,限购政策作为政府稳定和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主要手段,对房地产企业以及住房市场体系建设均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上市房地产企业2008—2013年以及2015—2019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两轮限购对上市房地产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两轮限购政策均显著降低了上市房地产企业市场价值,当企业在限购城市销售占比越大时,价值下降幅度越大;第二,从企业经营绩效来看,两轮限购对其实际盈利和营运能力并未产生显著影响,第一轮提高了企业偿债的经营风险,而第二轮只是影响了企业的资产增长能力;第三,两轮限购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异质性影响,第一轮并未显著影响房价上涨,而第二轮则显著遏制了房价上涨;第四,从股票市场看,第一轮限购主要是通过企业经营风险影响投资者预期,而第二轮限购则是通过影响房价来改变投资者预期,这进一步凸显了“房住不炒”的政策作用。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制定与推进政策时应关注预期的作用,这对于当前“房住不炒”政策的长期实施及其政策效果的长期稳定都具有一定启示。

当前,贸易壁垒对中国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制造成了多重复杂影响。基于中国微观企业跨国并购以及反倾销微观案件数据,本文全面探究了反倾销贸易壁垒对跨国并购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通过多种稳健性估计发现,国家、行业不同层面反倾销壁垒,对企业跨国并购规模、并购数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反倾销贸易壁垒有助于企业规避特定国家政策冲击,进而对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具有一定带动效应;反倾销贸易壁垒加大了“上下游企业”并购协同成本,显著抑制了跨行业并购;反倾销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多重影响,与一国行业贸易竞争力降低存在显著关联。因此,要全面理性分析反倾销带来的跨国并购障碍与风险,制定符合企业自身的并购策略,积极利用同行业协同并购优势,规避贸易壁垒带来的负向冲击。

全球有27亿人口生活在地震带上,但现有经济学文献关于地震对家庭储蓄和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并不充分。本文认为,相比“未雨绸缪”,“活在当下”假说更适合刻画地震经历对家庭储蓄和消费习惯的长期影响,并提出如下经济机制:地震经历在长期内并不会影响家庭的收入水平,但它带来的死亡风险和心理冲击会使地震带居民更多地进行享受型消费,从而降低家庭储蓄率。基于国家统计局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本文实证发现:户主5岁以后经历的地震频率越多,其家庭储蓄率显著越低;户主经历的地震频率显著提高了家庭的享受型消费支出(如文化娱乐、养生保健、美容奢侈品支出等),但是对家庭可支配收入和非享受型消费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地震对城镇居民储蓄和消费习惯的长期影响,并为制定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有关政策提供启示。

本文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解释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虽然基准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能够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基于欧拉方程分解和中介变量法的验证发现,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对工资水平产生正向溢出并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即表现出“盈利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企业金融化却会抑制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客观上造成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上升进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即表现出“技术抑制”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获益幅度小于普通员工(私营企业中更明显),说明经典的“委托-代理”框架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与此同时,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金融市场收益率具有强相关性,表明企业金融化的动力来自金融市场的收益激励。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是企业在金融市场超额收益时期的“理性选择”,伴随金融市场回归并运行在合理区间,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持续损害,借助趋利性的企业金融化来获得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无异于“饮鸩止渴”。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提供有益参考。

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参与金融市场的门槛与成本迅速降低,金融产品也不断丰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异质性增加,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本文研究发现:(1)家庭在安排储蓄与消费时,金融素养有显著影响,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呈倒U型关系。(2)理财规划和借贷约束是影响家庭储蓄率上升的两个渠道。(3)金融素养由低逐渐升高时,家庭的理财规划意识增强,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保障资金充足。当金融素养增加到一定程度,理财规划意识优化资产配置的作用增强,抑制消费的作用减弱,同时借贷约束缓解会帮助家庭增加消费。本文的发现有助于厘清家庭储蓄率差异的成因,对提升居民福利,增强金融教育政策的针对性,有积极意义。

网红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模式,打赏也成为消费者支配财富的一种新型方式。探索打赏背后的影响因素和经济规律不仅对网红娱乐平台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且可为相关监管规定的落实和完善提供有益参考,有助于引导“网红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当前学术界尚缺乏探索网红主播打赏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获取了5家网红经纪机构中41位游戏类网红主播每场直播的收入与直播时长数据,研究发现:首先,网红主播的直播收入和观众打赏强度均与直播时长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网红主播对观众的更多娱乐陪伴使其获得了更多的打赏收入;其次,头部打赏者对网红主播的打赏使非头部打赏者的打赏强度更大,这表明观众对网红主播的打赏存在“羊群效应”。

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导致劳动者职业转换愈加频繁,失业保险的作用日益突出。本文探究了失业保险金水平对企业财务杠杆的影响。运用2009—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失业保险金上升会导致公司财务杠杆下降。渠道检验显示,提高失业保险金可以降低员工失业风险溢酬,公司劳动力成本下降,公司有更多自由现金流和盈利进行内源融资和偿还债务,公司财务杠杆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失业保险金的作用在失业率高的地区更加显著。主要结果在分别运用《社会保险法》和《关于调整失业保险金标准的指导意见》构造双重差分模型和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更改模型设置、排除投资水平影响、删除特殊省份、更换样本期间后,依然成立。本文结果说明加大失业保险保障力度有助于降低企业财务风险。

在一些国家,强制股利支付是改善公司治理和弥补法律保护不足的重要手段,我国自2001年起陆续出台了类似的半强制股利系列政策。然而现有部分研究却发现,半强制股利政策可能会产生监管“悖论”。那么,事实是否如此？以往这些研究主要从监管成本角度来分析,可能忽视了监管带来的收益,我们认为虽然半强制股利政策提高了融资门槛,但也可能实现股东之间的利益共享,并有利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股利预期,从而实现治理的“溢价”。本文利用2008年监管政策提供的良好自然实验机会,主要从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角度来评估政策产生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从总体平均意义上看,半强制股利政策有助于降低受影响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代理成本高的公司,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作用更为明显,存在一定的治理“溢价”。当然,半强制股利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差和外部融资约束较大的公司,半强制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被削弱。

与国外发达市场相比,我国A股主板市场的市场摩擦因素对市场微观结构和资产定价的影响更大。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过程中,进一步分析市场摩擦如何作用于特质风险定价效应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采用多维市场摩擦指标来代理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买卖限制、卖空限制、风险对冲和外部冲击,检验中国股市特质风险和预期收益率的关系,并判断出市场摩擦因素间的差异性影响机制。回归发现,市场摩擦和特质风险因子(特质波动率和特质偏度)都具有定价效应。各维度市场摩擦因素降低了股票流动性,进而增强了特质波动率的负向定价效应,部分解释了“特质波动率之谜”,但市场摩擦对特质偏度因子溢价的影响较为微弱。同时,基于特质波动率和特质偏度因子的投资策略能够产生超越CAPM、三因子和五因子模型的绝对收益,并印证了市场摩擦对特质风险因子绝对收益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