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化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科学评价银行业的结构性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区别于早期针对个体样本的技术性TFP增长研究,本文通过构建并分解加总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对我国银行业以及不同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及来源进行有效评价。结果显示,研究期间,我国银行业的结构性TFP增长表现良好,其中,整体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进一步分解发现,制度创新改善和加总的个体技术进步推动了银行业结构性TFP增长。在整体效率变化方面,加总的个体技术效率变化和结构效率变化都有待提高,其中,范围效率变化是抑制结构效率改善的主要因素。考虑不同类型银行,制度创新变化对所有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都影响显著,加总的个体技术变化对股份制和地区性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贡献更突出;加总的个体技术效率变化、结构效率变化、范围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对不同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作用有限。

本文研究信用货币体系下流动性不足导致的过度投资和高杠杆率问题。文章将货币引入到消费者与银行互动的三期经济框架中,构建信用货币体系下的偏好冲击与流动性冲击模型,阐明消费者的购买力、经济投资效率和杠杆率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流动性背后的价值支撑,而非仅由流动性的名义数量决定。本文指出,流动性的价值支撑主要体现为央行储备资产和政府财政收入,其水平决定了经济体系内短期消费的支付能力,流动性的价值支撑不足会导致过度投资和高杠杆率。进一步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理论模型的主要结论。本文研究结果提示,在经济双循环体系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尤为重要,维持央行储备资产规模并保持合理税率水平可以缓解流动性的价值支撑不足和高杠杆率问题。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税、污染存量和预期寿命的世代交替模型,研究环境税对环境红利和经济发展红利的影响。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研究表明,环境税能够实现双重红利(环境红利和经济发展红利),这契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从传导机制看,环境税通过负收入效应使得资本积累下降,同时,环境税通过健康效应使得预期寿命延长,这又使得资本积累增加。环境税通过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影响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此外,环境税率上升使得用于环境治理的政府支出增加,这使得经济更容易产生环境红利。基于内生增长框架的分析表明,环境税有助于摆脱“环境贫困陷阱”,这为解释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提供了一个参考机制。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新古典增长框架和内生增长框架下,均存在最优的环境税率可以极大化人均产出和经济增长率。本文认为,合理的环境税率有助于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本文使用组合预测方法,探究以“朗润预测”为代表的专家预测以及计量模型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测效果,并研究对不同预测进行组合预测是否有助于改进预测效果。本文发现,对我国CPI和GDP的增长率,专家预测效果总体上优于模型预测。从原因看,一方面,专家在预测时已经考虑了计量模型的预测信息;另一方面,在经济出现“拐点”的时期,专家通过对实际经济环境和政策的把握,得出更准确的经济预测。组合预测有助于提升预测精度,对专家预测进行组合得到的预测效果优于大多数的专家预测,“模型—专家”组合预测的效果也优于所有的模型和大部分专家预测。

本文以2016年美国加息事件为背景,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小国开放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本文梳理了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具体传导渠道,发现国外利率升高后,资本流动具有外部性,导致国内资产价格下跌,其通过金融加速器进一步使国内投资下降、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从而使得国内资产预期回报进一步下降,加剧资本外流。基于政策和福利分析,本文发现资本账户管理可以有效缓解国外利率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同时会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也会影响国民财富的最优配置。因此,最优的资本账户管理应同时兼顾宏观审慎和效率两个方面。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准自然实验,选择疫情前后我国债券市场数据,研究金融政策竞争中性原则实现情况及其途径。研究发现,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在疫情期间明显降低,金融政策的竞争中性得到进一步体现;那些为供应链上下游提供商业信用支持的民营企业,其融资成本降低幅度更大。同时,疫情期间一些应急性融资工具也向民营企业倾斜,更有利于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进一步检验发现,供应链上下游受影响程度越严重、为上下游提供的商业信用期限越长,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幅度越大;疫情期间的金融政策并没有导致民营企业出现“脱实向虚”现象,反而降低了其金融化水平、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研究结果显示,对民营企业不愿贷、不敢贷的现象并不等于金融政策存在非竞争中性,而是源于金融机构在执行层面的顾虑,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推出的金融政策有效缓解了信贷市场执行层面的这一顾虑。本文研究结论从金融政策竞争中性出发,为给民营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一般公司债为样本,探究了中债估值跳跃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此说明中债估值对债券信用风险的识别作用。研究发现:中债估值跳跃能够显著提高债券信用利差,其中,中债估值上跳降低了信用利差,下跳提高了信用利差,且相对于上跳,下跳对信用利差的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债估值跳跃对信用利差的作用在机构投资者中较大,同时在信息不对称性较严重、流动性较差及违约风险较高的债券中也较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债估值跳跃不仅包含了公共信息,还含有私有信息,并能改善股票分析师预测表现。本研究说明中债估值能够识别债券信用风险,具有信息含量,对于债券市场信息环境建设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实施精准扶贫对扶贫企业以及被扶贫地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扶贫企业而言,实施精准扶贫能够显著缓解其融资约束。从扶贫方式来看,产业扶贫和教育扶贫的效果最为明显。从经济后果来看,实施精准扶贫不仅提高了扶贫企业的经营业绩,而且增加了股东的财富水平。对于被扶贫地区而言,精准扶贫显著提高了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并未遭受明显破坏。在企业实施精准扶贫的动机方面,本文发现管理者私利动机并不能解释企业的精准扶贫行为。上述结果表明,与慈善捐赠有所不同,企业实施精准扶贫并不是企业自利的工具,而是利他性动机与战略性动机的结合,能够实现企业、社会与环境三者的共赢。

自2010年证监会推出融资融券方案以来,A股市场上融资交易和融资余额都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增长。目前A股市场上融资余额总量已达到万亿元的水平,对于中国股市的重要性日趋增加。有鉴于此,有必要对杠杆投资者的融资交易行为模式以及其对A股定价机制的影响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杠杆投资者的融资交易行为模式与市场回报率、流动性等重要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滞后股票收益与杠杆投资者的净融资交易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我国杠杆投资者总体而言是追涨杀跌的趋势追逐者。股票价格下跌对融资交易的影响显著大于股票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影响,且这种不对称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收益而非个股异质性收益所引起的。此外,杠杆投资者的融资交易行为与未来股票周度收益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种负相关主要是由融资净卖出所引起的。

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不仅影响着企业的激励效率与企业价值,还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稳定。断裂带是Lau and Murnighan(1998)提出的假想的分割线概念,即可以将团队划分为多个小团体。以2005—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从董事会断裂带这一视角探索董事会中小团体的差异性对于薪酬差距的影响和后果。本文研究发现:(1)董事会断裂带的存在加剧了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2)分解董事会断裂带的类型后,由深层特征形成的断裂带对于薪酬差距的影响高于由表层特征形成的断裂带;(3)区分行业竞争的程度后,公司所在行业的激烈竞争有助于缓解董事会断裂带造成的薪酬差距扩大;(4)从经济后果来看,董事会断裂带造成的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薪酬差距形成的机制及其后果,同时对于完善我国董事会的监督机制也有一定的现实启发。

以往文献大多集中于交通基础设施对一国或地区宏观经济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其对资本市场的作用。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考察了高铁开通改变地理距离的时空约束后如何影响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以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所在地开通高铁后,由于内外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显著下降。该现象受到一系列公司特征的影响,与多数投资者聚集地距离越远、业务复杂度越高的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受高铁开通影响而下降得更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高铁开通后公司股票流动性的提升及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是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