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100周年之际,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本文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内涵,深入学习理解“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纲要,结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一些新情况新变化,基于清华大学中国平衡发展指数,重点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期间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建设、脱贫攻坚、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等核心内容进行统计监测与分析。结果表明: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攻坚克难,2020年我国实现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需要牢牢聚焦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本文进一步结合监测结果展望新征程,深入剖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文从全球42个主要的股票市场指数提取全球股票市场因子,作为全球金融周期的代理变量,考察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总流入的影响。结果发现:(1)当全球股票市场因子(全球风险规避和不确定性)上升时,跨境资本流入显著下降;(2)一国处于经济繁荣时期,经济增速和利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全球金融周期对资本流入的影响会减弱;(3)一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或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全球金融周期对资本流入的影响会越强;(4)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尽管不能完全隔绝全球金融周期的影响,但相比固定汇率制度,可提高一国抵御全球金融周期冲击的能力;(5)美国货币政策冲击是全球金融周期的重要驱动因素,并通过全球金融周期影响跨境资本流动。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一国应夯实经济基本面、采取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和适当的资本管制措施,以缓解全球金融周期给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

在美国频繁发起贸易保护措施的背景下,中国加征反制关税予以还击。本文基于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中国海关月度贸易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对美反制关税的实际效果,即是否抑制美国对华产品输出以及对中国总进口和产业链的影响。研究表明:(1)中国对美反制关税精准有力,中国自美进口额和进口数量显著下降;随着关税排除清单的实施,进口下降幅度有所减缓。(2)反制关税的影响总体可控。随着中国不断调低MFN关税税率,对美进口贸易转移至经济规模较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总进口以及国内产业链并未受到明显冲击。(3)尽管富有弹性产品、非燃料初级产品及高技术产品对美进口,以及民营企业对美进口均受到一定冲击,但这些产品和企业的总进口并未受到波及,总体外贸形势依然稳中向好。

本文以中国《最低工资规定》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3年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研究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加工贸易规模及转型升级的影响。本文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虽然缩小了企业加工贸易规模,但通过倒逼机制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扩大研发创新和在职培训的投入力度、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推动了企业加工贸易升级。最后,本文还在城市层面研究了劳动力成本、资源配置与加工贸易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出口市场份额再配置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城市加工贸易升级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促进了出口市场份额向竞争力较强的存续加工企业再配置,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加速了低竞争力加工企业退出。本文一方面丰富了评估最低工资经济效应的研究,另一方面有助于理解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背后的驱动因素。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银行和生产性企业的两部门增长模型,本文系统考察人力资本偏向金融部门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增长,并利用2008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2003-2015年地级市数据及201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开展实证检验。理论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在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之间的配置结构对实体经济增长存在两种效应,依次为资本“挤入”效应和创新“挤出”效应,进而导致人力资本配置情况与实体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随后,计量结果为上述理论推断提供了系列经验证据,且机制检验证实人力资本配置到金融部门有助于促进信贷规模扩张。特别地,反事实框架的测算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有效配置将提升实体经济增长率约0.45%,而且贡献率随经济发展更加凸显。本文结论表明,应理性看待人力资本向金融部门的不断聚集,不以简单线性关系进行判断,要综合权衡资本“挤入”效应和创新“挤出”效应的相对重要性。

商业银行及其效率的高低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而可以压缩的“坏”投入和影子银行对商业银行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首次建立理论模型并分析影子银行影响商业银行效率的路径;方法上,同时区分投入和产出的“好”或“坏”,拓展只区分产出的“好”或“坏”的效率测算模型;实证上,首次测算并分析“坏”投入、影子银行业务对商业银行利润、风险和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理论上,影子银行会同时增加风险承担和利润,但无法确定经风险调整后的利润增加能否提升效率;只区分产出的模型高估了效率,尤其是显著高估四大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一阶段的效率,大型商业银行依靠网点的扩张不利于效率的提升;影子银行业务提升了四大国有银行尤其是股份制银行的效率,但对中小型商业银行效率影响较小。总的来看,压缩“坏”投入和规范影子银行是增加有效金融供给、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和提升银行效率的重要途径。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采用交错采纳的双重差分模型,研究银行业的债权激励改革——薪酬延付政策对银行利润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风险的影响后,银行高管薪酬延付政策内化了管理层的行为,降低了风险承担行为,虽然使得短期利润效率有所下降,但促使管理层更注重长期业绩的持续性,降低了银行业绩的波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利润效率的下降主要体现在股份制银行中,同时,我们也发现实施股权激励以及适度的应收款项类投资有利于缓解银行利润效率短期内的下降。上述结果综合说明,以降风险为初衷的银行高管薪酬延付政策确实抑制了管理层的风险行为,虽然导致利润效率一定时间内下降,但增加了长期业绩的稳定性。

环境信息公开对推动绿色创新、促进减污降碳,最终实现“双碳”战略目标至关重要。本文以提升环境信息透明度为目标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DID方法分析了高环境风险行业和低环境风险行业在该标准实施前后的绿色创新表现。研究发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实施后,高环境风险行业的绿色创新积极性显著提高,尤其是国有企业和非专利密集型企业。进一步分析发现,更严格的环保执法、更有效的公众监督以及更及时的媒体监督能够进一步强化环境信息公开的绿色创新效应,并且显著改善了当地空气质量。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应进一步完善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将更多的环境信息纳入国家监测体系,从而加快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利润表信息质量(尤其是盈余信息质量),鲜有研究涉及资产负债表信息质量。本文以我国A股非金融类高杠杆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杠杆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未有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高杠杆公司相比,具有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高杠杆公司进行杠杆操纵的可能性更大,且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越高,高杠杆公司杠杆操纵程度越大;以上效应在成长性更差、短期偿债压力更大、媒体关注程度更高和股价崩盘风险更大的高杠杆公司中更为显著。

本文以2003—2019年间开放式主动管理型的股票型和偏股型基金为样本,以持仓占比为权重估算基金投组中A股的总市场风险暴露,检验结果表明,该序列上升反映了基金面临的隐性杠杆约束收紧,刻画了市场的弱流动性。内在逻辑在于,流动性收紧时,投资者难以通过融资直接增加杠杆,更倾向于重仓持有高市场风险头寸的股票而间接实现杠杆。本文发现隐性杠杆约束所刻画的风险在股票或基金收益截面上的无条件定价基本失效,而条件定价则依赖于低市场情绪与弱流动性。分解基金持股的敞口,进一步发现,因中小盘基金在流动性收紧时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偏好,其持股的市场风险头寸能够更敏锐地捕捉到弱流动性风险。

不同于以往基于制度监管或内部治理视角的研究,本文从市场化治理视角探讨了卖空机制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效应。采用部分可观测Bivariable Probit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发现,卖空机制显著降低了标的公司的违规倾向,提升了违规稽查概率,且缩短了违规稽查时间。同时,标的公司违规发生年份的融券力度明显增加,这表明卖空者确实具有信息优势且对违规行为更为敏感。机制检验揭示,卖空机制通过治理效率和信息效率两条路径对违规行为发挥双重治理作用,即卖空机制强化了内部治理中大股东和独立董事对违规行为的监督干预,从而抑制了事前违规倾向;同时也增加了资本市场中的分析师关注及违规负面信息传播效率,进而提升了事后违规稽查概率。本文还发现,卖空机制的违规治理效果受到违规监管环境(法制监管、内部控制和行业违规)和标的公司个体特征(公司成长性、市值规模和股价波动性)的调节作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