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劳动生产率与美国的差距是否缩小为标准界定一个经济体追赶全球生产率前沿是否成功,1978年后追赶成功型经济体占比约三分之二,追赶失败型经济体占比约三分之一。本文拓展建立新的生产率发展核算方法,从全球视角和长期视角量化分析生产结构转型对这些经济体追赶生产率前沿的贡献,研究发现:分产业看,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是否追赶成功,是追赶成功型经济体与追赶失败型经济体的主要区别;新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追赶对总劳动生产率追赶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产业结构转型在其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低收入阶段经济体追赶生产率前沿主要依靠农业和传统服务业,随着发展水平提高,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的贡献变得更为重要,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阶段成为追赶生产率前沿的主要产业。本文从全球视角和长期视角定量核算了向全球生产率前沿追赶的发展转型过程,并就中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结构转型升级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小企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本文采用工商注册登记数据,计算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中小企业的数量,并利用不同地区行业结构的差异和不同行业内中小企业增长趋势的异质性构造Bartik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评估中小企业数量增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小企业数量增加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这一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增进市场竞争程度、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创新、提高生产效率这两种机制实现的。在第一种机制中,中小企业数量越多,越能增进市场竞争程度,降低市场势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第二种机制中,中小企业数量增加会促进创新水平的提高,增加地区内的专利数量,提高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发现,在不同地区,中小企业数量增加都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且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越强,这一促进效应也越强。

完善金融机构治理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内涵。本文使用商业银行股权数据,构建银行同业资产负债网络关联并测算在外部冲击下的银行体系内各银行的违约概率,以此分析银行股权结构特征对其系统脆弱性的影响。主要实证结果表明,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以及股权制衡度提升有利于降低银行的系统脆弱性水平,而股权集中度与脆弱性呈显著的U型关系。进一步构造银行股东关联网络发现,银行股权网络中心度的提升,对降低系统脆弱性具有积极作用。文章主要实证结果具有良好稳健性,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良好的股权结构特征通过抑制财务杠杆、降低主动风险承担以及缩小同业风险敞口等渠道降低银行的系统脆弱性风险。本文的实证发现对于理解商业银行股权特征与系统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银行业是数据密集型行业,数据治理对银行风险管理和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使用2015-2022年商业银行数据,以《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为准自然实验,使用PSM-DID模型,分析数据治理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并探讨了数据治理与数字化转型的协同作用。结果表明:数据治理通过提高银行效率和信息披露质量促进银行风险下降;数据治理降低了大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但是未能有效抑制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数据治理与数字化转型在降低银行风险方面具有协同效应。本文丰富了数据治理作用的讨论,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对银行风险影响的研究,为更好地推动银行数据治理建设、提升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提供了有益参考。

本文发现地区性中小银行同业存单的利差不仅能够预测传统的、低频的银行风险指标,而且对理财产品的收益缺口具有正向的预测能力。这一发现为利用存单利差实时度量中小银行的信用风险提供了初步的依据。围绕这一风险度量,本文通过工具变量法和中小银行信用事件的冲击,识别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能力、意愿与中小银行风险溢价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若地方政府财力削弱,投资者将担心政府兜底能力而对中小银行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同业存单的利差相应提高;若城投平台的负债在剥离担保能力后有额外的扩张,将被投资者视为担保意愿增强的信号,当地中小银行同业存单的利差进而降低。在同业借贷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本文的研究结论既揭示了引导投资者理性评价隐性担保的现实意义,也为金融监管借助同业存单特征及时甄别中小银行的信用风险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考察银行在信贷决策时是否以及如何考虑企业所处部门在生产网络中的位置。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所处部门在生产网络中的中心性越高,银行会给这些企业提供更多的长期贷款和更少的短期贷款(对于国有企业和对应产出对国民经济重要性较高的部门来说尤其如此),有助于降低这些中心企业的业绩波动性,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冲我国生产网络所面临的潜在冲击。本文的研究不仅对学术界更全面地理解宏观经济波动的来源、传导以及风险防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政府与银行等从增强生产网络稳定性与韧性的角度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进而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现实启发意义。

本文以2015年第四季度起中央及各省(市)先后实施的落后产能企业处置政策为外部冲击,实证分析国有企业债券价格、债券融资规模以及杠杆率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后,落后产能企业相较于正常企业的债券发行价格下降(信用利差上升)、发行规模下降,有效抑制落后产能企业债券融资。但落后产能企业通过其他渠道填补债券再融资缺口,导致杠杆率基本稳定,未能有效实现结构性去杠杆目标。本文揭示了债券市场价格效应影响实体经济资金配置的机制,即债券市场通过选择性的估值下降产生正外部性,提升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建议提高其他渠道的资金投放质效,避免抵消债券市场的积极效应。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省份推进“强省会”战略,但“强省会”发展对非省会城市的经济影响是溢出效应还是虹吸效应尚待检验。本文采用2007—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强省会”对省内其他城市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强省会”显著提升了省内其他城市企业的创新水平,体现出创新的正向外部性。机制研究表明,“强省会”会通过增加省内企业的创新学习和专利引用的知识交流效应,提升省内其他城市企业的产业分工水平,进而促进域内企业创新。分组检验发现,“强省会”的创新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市场分割程度较低和与省会城市产业相似度较高的地区中更为明显。本文为厘清“强省会”战略的创新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平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本文以2015-2023年发行的城投债为样本,考察城投平台实控人持股上市公司对城投平台市场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城投实控人持有上市公司股权,能够显著降低其后续城投债发行的信用利差,且该效应在高财政透明度地区的城投债和无担保城投债中更为明显。城投实控人持股上市公司,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城投平台的造血能力、改善其财务状况,且对当地同行业乃至当地财政产生正向溢出效应,为建立可持续的城投债信用风险化解路径提供了重要支撑。本文的实证结论印证了“以市场化方式化债”、“运用资产化债”理念的可行性,为我国城投平台债务风险纾解提供有益参考。

健康是居民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的重要指标。在医保基金趋于“紧平衡”的背景下,提高居民自身的健康投资能力与意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房价变动通过改变居民对健康投资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进而影响个体健康水平。基于这一发现,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内生住房和健康决策的生命周期模型,使用家庭数据校准参数,定量分析房价增长率和波动率对资产配置与居民健康的长期影响。模型显示,房价增长率和波动率会通过改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进而影响其健康投资。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该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具有显著的经济含义。本研究深入分析了房价变动在短期和长期的潜在健康效应,有助于理解居民资产配置与健康决策的联动机制,并对缓解医保基金支出压力提供了政策设计启示。

时间偏好是人们对于现在和未来的权衡,时间偏好率是未来消费效用的贴现率。未来消费效用的贴现值越大,时间偏好率越小,人们越倾向“未来”消费。本文建立理论模型推导测算方程,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两个微观数据库测算家庭层面的时间偏好率,并运用PSM-DID方法考察了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时间偏好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导致政策敏感型家庭时间偏好率下降,在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权衡中,政策敏感型的家庭更倾向未来。这种影响在经济脆弱性越高、幸福程度越高、健康程度越高和预期稳定的家庭中更为显著,这些家庭“为孩子储蓄”的动机更强。家庭时间偏好率改变后,会调整储蓄-消费决策。考虑生育或已经生育二孩的家庭,享受型消费占比下降,储蓄率上升。本文从生育政策角度补充了家庭行为偏好研究,对完善消费政策有一定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