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协调配合是当前国家支农和减贫的重要政策创新之一。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自2009年起在全国部分省区进行了多轮试点,是一项利用财政手段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村配置的重要举措。基于我国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数据,本研究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是否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气候条件、要素投入、地方支农财政支出、地方金融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等变量后,涉农贷款奖励政策显著激励了各地区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即用财政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支农确实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一系列检验证明估计结果是稳健的,且由于地方财政分担比例不同等原因导致涉农贷款奖励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奖励政策主要是通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优化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方式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本研究表明应继续推进财政引导金融支农的政策,为振兴乡村战略提供更多支撑。

降低收入决算和预算之间的偏离程度是现代预算制度的基本要求,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的收入预算偏离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本文研究了政府间财政收入分成对收入预算偏离的影响。理论上,财政收入分成的上升会对下级政府产生减小财政压力和加大财政扩张两种截然相反的影响,前者会减少政府的收入预算偏离,而后者则会扩大收入预算偏离。运用市县层面加总的预决算数据,实证分析较为稳健地支持了财政压力机制:财政收入分成降低1个百分点,收入预算偏离会增加0.3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表明,收入分成对预算偏离的影响相比市县级,在省本级层面不显著,并且其对预算偏离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而降低。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是,政府间收入划分的改革方案要兼顾长期稳定性与财力支持性,这对于降低收入预算偏离、推进现代预算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

农村土地流转是放活经营权、促进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一环。在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中,农户面临的融资问题至关重要。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的微观数据,本文从转入土地的视角对农户融资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户的农业信贷约束较为严重、信贷缺口较大。同时,转入土地这一行为对农户信贷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转入土地这一行为显著增加了农户的农业信贷需求,但对非农信贷需求没有显著影响;(2)虽然相比未转入土地农户,转入土地的农户参与农业信贷的比例较高,但其面临的信贷约束更加严重;(3)转入土地农户的信贷金额满足度较低,信贷金额缺口也较大。进一步从土地规模来看,转入土地规模较大的农户其信贷需求更大,信贷约束与金额不满足度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研究表明,土地流转过程中转入土地这一行为会导致农户面临更大的信贷约束问题,应持续加大对转入土地农户的金融支持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村现代化发展。

随着全球价值链进入深度重构的关键时期,金融结构对于一国外资进入方式选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采用65个国家2003—2017年跨国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探讨了金融结构与一国外资进入方式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均有助于外资以跨国并购方式进入东道国,但发达国家正向促进作用显著大于发展中国家,克服了内生性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后,结论依旧稳健。(2)进一步机制检验结果发现,技术创新引致和国家风险管控是金融结构影响外资进入方式选择的重要渠道。其中,金融结构的国家风险渠道机制,主要通过降低经济金融风险来实现。(3)此外,引入国家营商环境指数发现,营商环境的改善不仅对外资以跨国并购方式进入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能间接调节金融市场对外资进入结构优化的提升作用。本文研究为我国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营商环境,进而实现引资结构优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立足外部不确定性视角,提出汇率不确定性对企业重要涉外经济行为(跨境并购)影响的实物期权与风险对冲效应。本文以2000～2019年A股上市公司宣告的跨境并购为研究对象,分析发现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企业跨境并购的可能性,实物期权效应占主导;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不确定性与企业跨境并购决策正相关,风险对冲效应占主导。横截面检验发现,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不确定性对跨境并购的抑制作用在汇率交易风险和折算风险更高以及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有效汇率反映一国贸易条件,行业竞争激烈与汇率经济风险更高的企业,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不确定性加剧时更有可能进行跨境并购。最后,汇率不确定下的企业跨境并购取得了较好的财务绩效(汇率风险约束使企业并购行为更审慎高效),降低了有效汇率风险敞口。本文区分了双边汇率与有效汇率的差异,拓展了汇率波动的经济后果与跨境并购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为“双循环”下我国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与汇率市场化改革、有效引导国际资本流动以及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提升并购效率,提供了理论依据。

近年来中国出口企业遭遇的反倾销调查越发严重,基于此,本文将反倾销纳入多产品出口企业的分析框架,采用倍差法全面考察了遭遇反倾销对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及生产率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遭遇反倾销显著减少了多产品企业的出口数量和出口产品种类,提高了多产品企业的出口价格、出口产品集中度和出口市场多元化,且该效应受到企业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度、下游嵌入度以及地位指数的制约;异质性分析表明,民营企业会通过集中核心优势出口核心产品、放弃边缘产品出口的方式来应对国外的反倾销诉讼,而遭遇反倾销对国有企业的影响较小。在贸易方式方面,遭遇反倾销对企业出口的消极影响会随着加工贸易比例的提高而增强。最后,通过构造企业层面的产品竞争力指数,我们发现尽管遭遇反倾销总体上不利于企业的出口增长,但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出口产品组合向其更具竞争优势的核心产品转变,从而加速多产品企业内部出口产品间的优胜劣汰。

本文以2006-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绿色投资者对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企业更可能实施绿色行动、增加绿色支出和提高绿色治理绩效。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投资者对绿色行动的促进作用在弱环保意识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对企业绿色支出的促进作用在重污染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而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弱环保意识地区和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更可能实施绿色行动、较高绿色支出和绿色治理绩效的企业,越可能获得绿色投资者的认同;除绿色支出负向影响企业经营绩效之外,绿色行动和绿色治理绩效均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绩效。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有关机构投资者和企业绿色治理领域的文献,对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和实现绿色发展战略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高技能人力资本对于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以2009—2012年间39个城市集中出台的地方人才引进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政策的双重差分法,结合机制分析和异质性分析,探究了人才政策出台前后区域创新能力的变化及其背后的机制和深层次原因,并分析政策效应在不同的地区营商环境、科教事业投入力度、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下的差异。本文主要结论包括,地方人才引进政策总体上提高了当地的专利授权总量和专利价值总量;显著增加了研发投入的规模,但创新效率没有得到明显提升;在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政策的效应侧重于提高专利数量,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则侧重于提升专利价值;在科教投入力度本身就很大的地区,政策效果较小,在科教投入弱的地区效果会更明显;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弱的地区,政策效果更多地表现为提高专利数量,保护程度强的地区,则侧重于提升专利价值。上述结论对地方政府优化人才激励政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各地各层级开发区能否激励域内企业创新,对于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与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级开发区不同,本文以2007-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手工收集整理的开发区域内企业信息,对比研究了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表明,与国家级开发区显著促进域内企业创新投入不同,省级开发区表现出负向抑制作用。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也存在明显差异:国家级开发区通过税收优惠、政府补助和融资支持等“政策效应”,以及金融资源、研发人才和经济主体的“集聚效应”激励企业创新;而省级开发区的发展更容易受地方经济竞争的影响从而挤出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国家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中央国有企业中更明显;省级开发区的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研究为我国优化各层级开发区建设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本文利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中的文本信息构造高管宏观认知指标(MMC),研究高管宏观认知是否具有管理者风格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高管宏观认知具有明显的管理者个体“烙印”,会受到管理者个人风格的显著影响,表现为管理者风格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者个人背景特征对高管宏观认知的管理者风格效应具有显著影响,管理者风格效应主要受管理者后天因素的影响。管理者能力与高管宏观认知的管理者风格效应显著正相关。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递成本和沟通成本显著降低。微博作为自媒体的主要代表之一,为企业家从企业的幕后走向台前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本文以信息传递理论为基础,利用新浪微博数据,检验了企业家前台化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家发布微博这一前台化行为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从对价值影响的路径看,企业家微博发布后,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增加,系统性风险降低;(2)针对企业家微博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企业家微博中个性化微博比例越高、“艾特”人数越多或者微博内容中正向语调比例越高,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越显著;(3)相对于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企业中企业家更倾向于发布微博。上述实证结果说明自媒体对缓解企业、企业家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具有一定作用,为企业家前台化决策及路径选择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