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内涵之一是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货币政策对银行利率的传导中,政策利率尤其是再融资工具利率能够通过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顺畅传导。本文构造了一个多部门局部均衡模型,刻画利率市场化程度的时变特征,从理论上讨论利率市场化程度与货币政策银行利率传导之间的内生关系,两者共同决定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效。基于时变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本文进一步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研究发现:(1)利率市场化改革具有阶段性波动特征,利率市场化程度不是一直上升的,改革可能会曲折迂回。(2)利率市场化改革具有动态政策效应,多种改革政策共同推动渐进的利率市场化,但从货币政策银行利率传导的有效性进行考察,利率市场化改革仍然存在进一步推进的空间。因此,有必要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形成、传导与调控机制,理顺不同利率之间的联动关系,疏通货币政策对银行利率的传导,充分发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潜力。

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需平衡好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三者间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本文在两部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异质性抵押约束,探讨货币政策如何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进而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本文模拟结果显示:(1)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可促进稳增长与稳杠杆。推动国企贷款利率趋于市场水平并降低非国企贷款成本,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将增进其政策效果;(2)2008-2016年宏观杠杆率上升主要与国企抵押约束过松有关,2017年后利率对宏观杠杆率的调控增强;(3)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货币政策盯住宏观杠杆率,并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背景适时调整利率与杠杆率的内生关系,能够优化货币政策效果。对于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的政策组合,根据宏观杠杆率的变化同向调整利率水平有利于经济稳步增长和宏观杠杆率趋稳。

本文将银行系统遭遇外部共同冲击作为研究起点,建立了一个共同冲击和异质风险交互传导与放大的简化模型,冲击的传导包括“原始冲击”、“增量冲击”和“违约冲击”三个风险传染阶段。基于2018年我国15家上市银行的股票收益率和年报数据、2006年至2018年的银行评级数据,本文构建了贝叶斯分层图模型和银行间拆借矩阵,并利用蒙特卡洛模拟测度不同触发银行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损失、单个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杠杆能力(文中定义为“传染乘数”指标)以及政府监管介入的效果。模拟结果显示:共同冲击损失远大于异质风险损失;规模和网络关联性是决定传染乘数的重要因素,且当规模因素不突出时,网络关联性对传染乘数的决定作用相对更强,极容易出现小规模、高关联性银行具有较高的传染乘数;当银行风险资产损失率在10%至25%之间时,造成系统性风险损失的杠杆能力普遍增强;政府监管介入能较好地降低系统性风险。本研究的相关结论为系统性风险的监管设计提供经验证据和参考。

2005年后,我国金融发展呈现出相对持续扩张和地区异质性两个核心特征,基于此,本文针对2005-2016年中国各省份地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扩张对本土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扩张与本土企业创新投入呈稳定的倒U型关系,从而验证了我国各省份地区金融扩张对地区内微观企业创新活动造成两面性影响效应这一基本事实。具体而言,其抑制效应主要作用于31.55%的本土企业、尤其体现在45.98%的私人所有性质企业创新活动方面。从企业内源和外源创新活动的细分角度看,我国各省份地区的金融扩张对31.38%的本土企业以及55.66%的私人所有性质企业的内源创新活动产生了显著抑制效应。而对企业外源创新活动所产生的抑制作用,则主要体现在独立法人和私人所有性质为主的民营企业方面。本文的一系列经验发现,为协调实现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合理扩张与促进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战略目标,提供了独特的经验证据,可为进一步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对去产能政策和融资租赁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内在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基于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租赁交易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去产能政策推动了融资租赁规模的扩张,而融资租赁规模的扩张又反过来削弱了去产能政策的效果,但程度有限。进一步分析表明,去产能政策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推动了融资租赁的扩张:去产能政策限制了产能过剩企业从银行等主流融资渠道获得长期资金的能力,这一方面激发了这些企业对融资租赁等融资方式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增强了银行通过融资租赁进行监管套利的动机。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本文发现有助于制定更加科学有效、与金融体系相互协调的产业政策。

作为我国重要的住房保障制度,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鲜有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检验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住房公积金能显著提高有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和投资比重,但是对无房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则无显著影响。研究其影响机制发现,住房公积金会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户主风险偏好,从而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本文研究结论对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引导居民家庭合理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和实现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有借鉴意义。

随着我国流动人口回流趋势显现以及户籍制度改革深化,如何促进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社会性流动,正成为众多城市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2001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撤点并校”政策外生冲击,结合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95个地级市层面特征数据,实证研究了户籍地教育公共品供给状况对流动人口回流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户籍地教育公共品减少显著阻碍了流动人口回流,减少幅度越大,阻碍越严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这种阻碍倾向不分户口类型,但对家中有男孩、家庭规模较小的流动人口更加明显。引入代际视角后的研究结果显示,教育公共品减少增加了流动人口家庭中适龄入学儿童迁出户籍地的概率,教育公共品供给影响两代人的迁移。上述结果意味着,改进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优化公共品供给布局,有助于破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应成为未来城市工作的重要方向。

本文在我国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现实背景下,从债券融资的视角,探讨债务结构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融资与企业创新之间显著正相关,表明债券融资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研究表明:(1)债券融资能够通过降低整体债务融资成本并延长整体债务期限促进企业创新;(2)债券融资对于银行贷款存在溢出效应,即企业通过债券融资,还能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延长银行贷款期限,进而促进企业创新;(3)产品市场竞争和代理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债券融资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不同类型的债券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债券发行的便利性是其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关注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后离任、但经过一段“冷却期”后再次被原上市公司返聘的现象(“独立董事返聘”)。本文以2003—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独立董事返聘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究竟是基于“学习效应”的抑制效果还是基于“关系效应”的助长效果。研究发现:(1)对独立董事返聘的公司而言,相对于冷却期,返聘期的公司违规显著更少(纵向对比);(2)返聘的独立董事首任期间,公司违规要显著低于冷却期(纵向对比);(3)相较无独立董事返聘、返聘人数更少的公司,返聘人数更多的公司违规显著更少(横向对比)。研究发现支持了“学习效应”假说,即独立董事返聘抑制了公司违规,并非是规避任期规定的手段。

资本运作一方面可以提高股价,另一方面可以让公司股票停牌,那么是否会成为大股东度过质押风险的方式呢？基于此,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越高,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作的可能性越大; 这一关系在质押股权面临的平仓风险越高和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更为显著。(2)机制检验发现,随着质押比例的提高,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作后的停牌时间越长;从股价提升的效果来看,资本运作在短期内能提高股价,缓解质押风险,但从长期来看效果并不显著。(3)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作的方式主要为股权转让、资产收购和资产剥离;其中,大股东主要利用资产收购和资产剥离增加停牌时间,利用股权转让助推股价。在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影响以及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基于2002-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数据,本文识别出上市公司在0%(避免亏损)和6%(公开增发股票)两个阈值处的盈余管理动机,并对盈余管理频率和幅度进行估计。首先,数据证实A股上市公司ROE分布图在阈值0%和6%处存在明显的左侧样本缺失、右侧样本聚集现象,表明公司确实为满足政策要求在阈值附近进行了盈余管理,将公司ROE从阈值左侧操纵至右侧。其次,本文用聚束设计方法估计出3.18%的上市公司为避免汇报亏损而进行盈余管理,占真实亏损公司的59.25%,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将ROE平均提高了2.115个百分点。为了成功公开增发而进行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比例虽然仅有0.28%,但占到了实际股票公开增发公司的58.13%,平均盈余管理幅度为0.524个百分点。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2016年以前上市公司为了避免亏损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一直很稳定,2002-2005年是为了满足公开增发条件而进行盈余管理最严重的年份;动机强烈的ST企业和杠杆率高的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频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