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建立同时包含财产与健康风险以及保险保障因素的DSGE模型体系,分析了财产与健康风险及保险对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能力,及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尝试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研究风险因素的预期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保险制度的存在可以降低风险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将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变得更加缓和;(2)降低保险赔付的免赔率以及财产与健康风险造成的损失程度,以及增加保险市场有效竞争均可有效缓解经济波动;(3)财产损失概率冲击的当期非预期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强,健康损失概率冲击的预期冲击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较强。同时建立同时包含资本和劳动的模型,并未改变保险制度存在可以降低风险冲击对经济波动影响程度的结论。

本文研究了加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如何通过“养儿防老”机制影响经济增长。基于包含养儿防老机制的半内生增长框架,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探讨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政策含义。研究结果显示,养儿防老机制通过影响出生率影响经济增长潜力,养儿成本的增加降低了长期潜在增长率,而子代提供的赡养收入的提高则能提高长期潜在增长率;此外,较高的教育供给水平能够提高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从而提高生育率,对于人口老龄化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速下滑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随着市场化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劳动参与的变化尤其值得关注。本文利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了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和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低于男性,其中低教育、已婚和与儿童同住的女性受市场化程度影响劳动参与下降最为明显。结合Connelly(1992)提出的女性劳动供给模型和共同偏好模型,本文建立了家庭各成员劳动供给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地区市场化程度与城镇女性劳动参与呈显著负相关,影响途径主要是家务服务价格的提升。

本文首先拓展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金融机构信贷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农村金融机构边际信贷供给决策,是在利率提高所带来的风险补偿效应、借款人结构类型效应和信息不对称内生技术处理能力效应三者之间的权衡,并据此提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否会打破在利率限制条件下,富裕农户会受益更多的“利率限制铁律”的假说。在此基础之上,利用田野调查的样本数据,本文的实证部分从机制与结论两个方面,对假说进行了经验验证。结果发现,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确实对打破“利率限制铁律”具有显著的作用,但是由于三种不同效应在利率市场化阶段的此消彼长,因此这一作用是动态和阶段性的。最后,论文提出应当阶段性地看待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作用,以及强化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变革,生存与发展于商业银行阴影之中的影子银行体系规模迅速扩张,其中信贷型影子银行顺周期行为已经对我国金融安全与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论文基于所构建的TVP-VAR模型,利用2006年1月至2016年11月相关数据,对我国信贷型影子银行顺周期行为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对应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信贷型影子银行总体具有顺周期性;由于资金在不同市场间流转需要时间,顺周期行为具有时滞性;市场资金供求与金融监管的变化,导致顺周期行为具有时变性。因此,应该关注信贷型影子银行顺周期行为,强化监管的穿透性,以提高其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

在银行通过表内存贷款业务应对竞争受到限制的背景下,本文运用2008-2015年上市银行的微观数据,在对银行存款竞争度和银行系统风险进行估计的基础上,采用系统GMM和固定效应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了银行存款竞争对银行系统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结果表明:存款竞争显著地增加了我国影子银行规模,而且银行面临的存贷比和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越大,银行通过影子银行应对竞争的行为越激进;影子银行显著增强了存款竞争与银行系统风险的关系,存款竞争主要通过影子银行渠道增加银行系统风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研究了金融知识对家庭信贷行为的影响。本文发现信贷约束问题不仅在我国农村地区家庭普遍存在,城市地区家庭也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约束问题。实证分析显示,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会提升家庭正规信贷需求并促进家庭积极申请贷款。金融知识水平越高,家庭正规信贷可得性越高,家庭也会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更多信贷,从而有利于家庭信贷约束的缓解。因此,在降低金融机构服务门槛的同时,应进一步普及金融知识以引导公众积极合理地使用金融服务。

本文将资金供给方银行和资金需求方企业共同置于一个具有金融内生性的DSGE模型,通过分别引入动态拨备和动产抵押,同时从信贷资金供求两端入手,寻求缓解信贷顺周期性的解决方法。金融冲击下的模拟结果显示:(1)适度提高动产抵押在企业抵押贷款中的比重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对经济下行期信贷过度紧缩造成的经济波动具有明显抑制作用;(2)相比传统的后顾性拨备,具有前瞻性和逆周期特征的动态拨备可以更好的熨平经济波动;(3)动态拨备力度从高和动产抵押力度适中的政策搭配导致福利损失最小化,而动态拨备和动产抵押力度双高的政策搭配会使福利损失最大化。本文建议:为缓解经济下行引发的信贷过度紧缩问题,可加快构建和完善动态拨备政策,同时应科学把握动产抵押的实施力度以进一步增强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结合倾向值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开发区的优惠政策抑制了企业创新能力,使得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降低了7.14个百分点。进一步,对于较大规模的企业以及在制度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特别是,我们发现开发区政策对本地区企业没有产生显著的创新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促使开发区转型成为公共创新平台以凸显创新功能导向,这对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变至关重要。

本文讨论了气候变化和环境规制背景下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对于其市场价值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进行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其市场价值有正向的影响;与低碳排放企业相比,高碳企业披露碳排放信息更利于其市场价值提升;与位于非碳市场交易试点的公司相比,试点区域公司的碳排放信息披露对其价值影响不大。我们从市场信号传递效应和生产价值效应两种假说对此进行了解释,前者通过了检验,而后者得不到证实。本文不仅首次讨论了气候变化下我国企业进行碳信息披露的市场价值效应,而且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资产价格的影响,同时也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市场效率等领域的文献,对于我国如何有效利用环境规制机制和资本市场价格引导机制改善环境有明确的政策含义。

本文以2000年至2012年间风险投资支持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风险投资的联合投资对被投资公司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接受了风险投资的上市公司中,被联合投资的公司比被单独投资的公司表现出更强的创新能力;联合投资机构数目越多,被投资公司的创新能力越强;风险投资的持股时间越长,“辛迪加”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正影响越强。在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回归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基本结论依然稳健。对“辛迪加”投资异质性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如果“辛迪加”成员的机构特点差异较大、投资形式差异较小,那么被投资的公司创新能力更强;领投机构的出资比例和机构规模越小,则被投资的公司创新能力受到联合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大。本文的研究表明,为了提高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效率,公司与投资者还应充分重视风险投资的方式与形式。

我国2006年颁布的新会计准则允许企业将开发阶段符合资本化条件的部分进行资本化处理。基于2008-2014年披露了研发支出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我们发现,并非所有上市公司都将满足资本化条件的研发支出进行资本化处理。本文研究发现:(1)研发支出资本化处理同时存在价值折损效应和价值增值效应。从直接影响来看,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处理减少了公司“节税”现金流,进而降低了当期公司价值;而从未来效应来看,资本化研发支出向市场传递了研发“成功”的信号,研发支出资本化程度越高,研发支出未来一期的价值增值能力越强。(2)当资本化研发支出用于盈余调整可能性较高、上市公司实行了股权激励计划或者CEO面临离职压力时,研发支出资本化对公司未来一期价值增值作用减弱,“信号传递”机制失效。本文对高管研发支出会计处理的价值相关性研究,为上市公司高管,“会计遵守”和“会计操纵”研究以及高管与股东之间“激励不相容”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1994年7月至2015年8月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五因子模型在中国股市不同时期的应用。主要结论有:(1)全样本下规模、账面市值比效应显著,经三因子模型调整后盈利能力及投资风格效应仍显著,但不存在显著的动量或反转效应;(2)五因子模型有非常强的解释能力,比CAPM、三因子及Carhart四因子模型表现更好;(3)股改前市场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盈利能力、投资风格及动量因子“冗余”,股改后这三个因子的风险溢价显著;(4)股改后存在经五因子模型调整后仍显著的反转效应;(5)股改后实际收益率与预期收益率的差异更接近于0,市场趋于“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