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本文基于经济“增长”视角,从理论上分析金融政策在经济低碳转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清洁(绿色)与非清洁(非绿色)生产部门、定向技术进步、金融约束与金融政策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基于模型的理论证明与数值模拟,我们发现:(1)清洁部门相对非清洁部门更强的金融约束会推迟经济低碳转型过程、导致环境恶化,绿色金融政策能够缓解清洁部门的金融约束。(2)绿色金融政策能够增加清洁部门的产量,在一定条件下,还能促进经济实现低碳转型并阻止环境恶化。(3)通过金融政策推动经济低碳转型,相比部分财政政策具有成本效益优势;两类政策存在组合搭配的空间。(4)在疫情冲击后加大绿色金融政策力度,将有益于实现“绿色复苏”,并有可能以相对平时更低的成本,加快“碳达峰”与经济低碳转型的进程。

当前,绿色金融备受关注,然而该领域的基础理论尚需进一步强化。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由于污染的外部性问题,环保的主要力量应当是公共部门而非金融系统。然而为何越来越多国家选择发展绿色金融?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是有效制定政策、构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的基础。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表现出与公共部门环保投入的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基于经济增长框架的绿色金融理论模型,对经验事实给出理论解释。模型证明:绿色金融的成本分摊与风险分担功能使其具有独特的长期增长效应,是经济发展必然选择;绿色金融政策与绿色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从理论层面回答了“为什么需要绿色金融”这一问题,为绿色金融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和政策分析提供了可借鉴的框架。

本文通过模型模拟和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了环境灾害损失冲击对于银行违约率的影响。本文模型模拟的结果显示,环境灾害冲击会显著提升银行体系的违约率水平,同时伴随着企业融资溢价水平的提升以及整个经济活动的萎缩;实证研究发现:环境灾害损失冲击会导致银行违约率水平显著提升。且与理论分析一致,本文实证发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企业的资本折损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在环境灾害影响银行违约率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传导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灾害冲击及其导致的银行违约率上升还会降低银行的风险偏好水平,降低放贷规模和主动风险承担,并反作用于实体企业,提升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成本。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基于中国视角的环境物理风险研究,刻画了环境灾害损失对于银行风险的影响及其后续效应,为政策部门防范气候环境风险提供了借鉴。

本文构建包含异质性企业、双重金融摩擦和“双支柱”政策的DSGE模型来探究碳税和碳交易这两种碳定价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长短期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两种碳定价政策均会导致经济在短期出现一定衰退,但在长期则有助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达到更高的均衡水平;(2)在面对碳排放技术冲击时,相比碳税政策,碳交易政策下,碳价大幅波动会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在碳交易市场中对碳价设定上下限,可以有效地减轻碳排放技术冲击所导致的经济波动;(3)面对气候政策冲击,包含金融部门风险规避的双重金融摩擦会进一步加剧气候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4)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结构性供需不平衡会引发一定的通胀现象,但此时货币政策不宜对通胀做出过多反应,而应刺激产出,支持绿色发展,推动供需平衡,从根源上解决通胀问题。引入“双支柱”调控后发现,考虑到经济转型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能显著减弱气候政策所导致的经济波动和金融不稳定,提高居民福利。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陆续出台且支持力度不断强化,政策效果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将绿色金融政策和绿色转型纳入可持续投资(ESG)资产定价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风险资产均衡收益和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绿色债券纳入央行合格担保品这一准自然实验,分别从企业融资成本和绿色创新两个角度实证检验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降低绿色债券的信用利差为绿色企业提供融资激励,同时通过提高棕色债券的信用利差给棕色企业的绿色转型带来倒逼促进作用。(2)这一影响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内作用更为显著,但随时间推移逐渐弱化。(3)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融资途径显著提升了棕色企业的绿色创新,倒逼棕色企业绿色转型。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经济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气候变化引发涉农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以2010-2019年256家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数据为样本,将标准化后的年均气温作为刻画气候变化程度的核心指标,评估农村金融机构所在县域地理单元的气候变化程度对其信用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年均气温波动对农村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水平存在显著影响,且影响呈现阶段性特征;在4个季度中,冬季气温的波动对信用风险的影响最为突出;虽然城商行与农商行、村镇银行均是立足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商业银行,但由于城商行的业务在地域上和行业上更为分散,气候变化未对其信用风险水平产生显著影响。为此,提出了开展压力测试、实施差异化监管和创新风险缓释工具三个方面的对策建议。本文为管理由气候变化导致的涉农信用风险提供了政策启示和决策参考。

基于我国推行绿色信贷的政策背景,本文考察了企业“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能否影响银行的信贷决策。研究发现:(1)从总体来看,“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银行借款。(2)相比于长期银行借款,“多言寡行”对于短期银行借款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3)《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抑制了“多言寡行”对银行借款的正向影响。(4)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环境责任表现“少言多行”以及“少言寡行”的企业,企业“多言寡行”的环境责任表现对于银行的信贷资源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多言寡行”对银行借款的正向影响在无背景关联、价值较低以及市场环境更差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有助于信贷机构认识到绿色信贷政策面临的执行风险,为确保绿色信贷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决策参考。

实现经济增长和“双碳”生态目标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既需要在全面绿色转型中充分发挥金融市场重要的资源配置导向作用,也离不开强有力的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本文基于我国中级人民法院环保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运用渐进三重差分方法检验生态法治建设对我国信用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法庭设立后,当地高污染行业企业面临环境政策转型风险,其债券融资成本相对低污染行业企业显著增加。本文提出并验证了中级环保法庭设立的诉讼风险效应、维权监督效应、经营成本效应和决策制约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法庭设立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在法律环境更好、政府环境治理激励更强的样本中更大。在考虑环保法庭设立内生性等稳健性检验后,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本文补充了地区环境司法能力提升促进资本市场绿色导向功能的经验证据,拓宽了“法与金融”的研究视角,为生态法治建设和市场主导下的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启示。

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剧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本文以中美贸易为例,探讨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在稳就业、稳外贸以及应对贸易摩擦中的作用机制。首先基于1994-2020年季度数据发现:中国就业的波动较平稳;净出口则呈现高波动特征;中国就业和净出口呈现弱顺周期。这些周期特征与其他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其次构建了一个含有不完全金融市场和价格不完全传递的对称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数值模拟发现:在本国出口退税冲击和它国技术冲击下,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中国就业和净出口的周期特征,其中财富效应和由贸易条件变化引起的支出转移效应是主要的内在传导机制。借助模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反事实实验发现:中国单方面提高1%出口退税时,中国就业增长0.05%,净出口增长0.28%,呈现较强持续性,提高出口退税能够稳就业和稳外贸;当中国提高1%出口退税和美国提高1%进口关税时,中国就业增长0.03%,净出口增长0.16%,呈现较强持续性,勒纳中性不成立,此时出口退税在稳就业和稳外贸中的作用尽管有所削弱,但依然有效。

由于1994年《预算法》限制了中国地方政府凭借自身信用发行政府债券的能力,地方政府通过设立融资平台的方式发行了大量城投债券。虽然城投债被普遍认为是含有政府隐性担保的,但隐性担保主体认定尚未有共识。本文通过加总地方政府下属融资平台有息债务总额的方法,构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指标,并通过分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对城投债一二级市场信用利差的影响,进一步探索市场对城投债隐性担保责任主体的认定。研究发现,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高的地方城投债信用利差偏高,并且这种影响随政策以及宏观形势而变化。自滇公路违约函事件后,投资者在城投债定价中开始普遍关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负担率的信息;而在43号文明确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措施后,省级政府的隐性债务负担率开始成为城投债定价的重要影响因素。这说明投资者认可的地方隐性担保的责任主体是随时间变动的。

互联网降低了中小股东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成本,也方便其借助网络进行投票表决。本文借助2008—2018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数据,基于公司债券持有人视角,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中小股东积极主义的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小股东主观上基于自身利益的积极主义行为,客观上能够显著增加所在公司的债券持有人财富,即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并且该正向效应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上均具有高度显著性。在控制内生性影响后,该作用依然存在。进一步探究其内在机理发现,中小股东积极主义通过提升公司业绩和增强财务稳健性,进而增加其所在公司的债券持有人财富。该溢出效应在较差的内部治理环境、投资者学习效应和畅通的外部信息渠道下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