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多部门和多元宏观政策的DSGE模型,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反应规则及其协调组合问题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1)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货币政策可继续盯住通胀和产出的稳定,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可分别重点盯住产出稳定和债务稳定,而宏观审慎政策则可重点关注以信贷利差和信贷波动为代表的关键金融变量;(2)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通过合理的搭配和组合使用,能比任何单一政策工具都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反之,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将显著削弱彼此的调控效应,加大经济和金融波动,从而导致显著的社会福利损失;(3)从多种政策协调搭配产生“合力”的内在机制来看,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增加对产出、通胀、就业和债务等变量的稳定效应,对货币政策产生额外助力,而宏观审慎政策则主要通过稳定金融体系和降低金融风险对货币政策产生助力。上述结论表明,在多种经济金融政策并存的情况下,基于良好设定的政策规则,同时加强政策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是确保多元政策产生积极合力的重要基础。

“防风险”和“稳增长”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目标,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平衡兼顾双重政策目标的门限理论模型框架,基于反事实方法评估了动态平衡上述两大目标的最优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研究表明:(1)2008年以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表现出较强的稳增长政策功效,但国际金融危机后,政策取向更倾向于动态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目标。(2)财政政策对三部门杠杆的影响呈现显著增强态势,数量型货币政策效果则在经历“增加—下降”周期后趋于稳定,利率政策效果显著而且近年来呈现增强态势,由此表明利率的传导效果正在不断得以强化。(3)从反事实结果看,宏观调控的最优政策搭配抉择取决于政策当局在动态平衡不同目标中的政策取向,特别是,依赖于精准调控“稳增长”与“防风险”目标的偏好强度。

宏观审慎政策关注各金融子市场在时间维度上的金融周期和空间维度上的横向关联。本文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视角,使用股票市场、货币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信贷市场的数据,测算2001—2019年中国金融周期和横向关联的波动特征、作用关系与频域叠加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时间维度金融周期与空间维度横向关联的波动趋势具有一致性。我国金融周期长度约为10.33年,横向关联波动周期的长度约为10.58年。从作用关系上看,首先,我国房地产周期达到波峰后,会对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产生较强的溢出效应。随后,股市周期达到波峰后,会向房地产市场和信贷市场产生较强的溢出效应。最后,我国信贷市场接受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溢出后,信贷周期会逐渐达到波峰。从频域叠加机理的角度看,我国金融子市场间横向关联的波动主要由中低频波段驱动,中低频波段横向关联的持续期在2个月以上。

基于金融机构通过金融产品增持上市银行股份现象日益普遍的背景,本文运用2011-2019年上市银行数据,采用系统GMM和合成控制法(SCM),分析金融产品持股¹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探讨《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股权办法》)限制金融产品超比例持有上市银行股份规定的效果。结果表明:(1)当单家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均低于5%²时,其会利用专业优势更好地监督银行行为,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有助于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2)当第一大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5%时,其会利用话语权为自身牟利,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加,削弱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降低作用。(3)由于保险产品持股在金融产品总持股中占主导地位,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与金融产品持股的作用一致;保险产品以外的其他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4)《股权办法》的实施有助于约束持股比例超过5%的机构投资者的冒险行为,进而降低相应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本文利用2003—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借助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劳动密集度不同的行业影响不同,识别了劳动力保护对以股价波动性衡量的企业风险的因果影响。结果显示,受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影响越大的企业,其股价波动性越小,即劳动力保护降低了企业风险。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排除同期其它政策的影响、使用不同方法计算企业风险和劳动密集度、使用平衡面板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会增加企业的杠杆率和违约概率,企业出于“风险规避”的动机会增加现金持有,以抓住未来的优良投资机会。由于国有企业对劳动力保护制度的执行度更强,杠杆率高和流动比率低的企业有更强的“风险规避”动机,因此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国有企业风险出现更大幅度的下降。本文的结论表明,在防范控制企业风险过程中,劳动力保护措施是可选的有效政策工具。

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对企业发展、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2—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283个地级市统计数据,探讨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制造业企业资本劳动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而言,最低工资标准每提升10%,企业资本劳动比将提高2%,该结果在工具变量回归、双重差分法等多项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会使企业增加资本投入和减少劳动力雇佣,这一结论为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事实提供了直接证据。异质性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非国有企业、较低工资水平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企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显著提高,从而佐证了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积极效应。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银行存款市场空间竞争模型,探讨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效果和福利效应,及其与市场竞争政策的交互作用。研究表明,政府隐性担保尽管能够保障存款人利益,但会降低存款人对银行经营稳健性的要求,使得银行追求高风险高收益资产从而降低经营稳健性;而市场化的存款保险制度通过费率与风险挂钩的激励机制,能够有效提升银行经营稳健性,同时避免过高政策成本负担,实现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随着市场竞争强化,引入风险差别费率保险制度,在提升银行经营稳健性和增进社会福利方面的效果逐渐增强。模型分析表明,当长期允许机构自由进出市场时,政府强化竞争政策短期可能降低银行的经营稳健性,但长期内高风险银行逐渐退出市场而更有效率的低风险银行进入市场,这种柔性市场退出机制使得银行业整体经营稳健性增强。因此,在金融市场中强化竞争政策,推行并完善当前市场化的风险差别费率存款保险制度,长期内有助于在保护存款人利益的同时,提升银行稳健性和社会福利。

本文以2008年至2017年的公司债券为样本,研究了发行人变更评级机构的影响,以此来解释评级市场上发行人频繁变更评级机构的现象。本文发现发行人变更评级机构后,其信用等级得到显著提升。发行人变更评级机构的行为对信用等级的影响在以下两种情形中更显著:一是当发行人所处行业或评级机构所在的评级市场竞争激烈时;二是当发行人主体评级位于AA信用等级的临界点时。进一步研究发现,考虑到评级机构变更与信用等级之间的交互影响,变更评级机构的发行人整体上可实现发债成本的降低。但该类发行人未来的违约风险增加、经营业绩下降。最后,本文发现债券发行规模较大以及非国有发行人更倾向于变更评级机构来提高信用等级。本文通过分析发行人更换信用评级机构的动机和后果,为监管部门构建以评级质量为导向的良性竞争环境提供借鉴参考。

本文基于税收规避视角研究中国制度背景下问询函性质非处罚性监管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发现:财务报告问询函可以抑制公司税收规避行为,且财务报告问询函总数越多、针对同一财务报告问询次数越多、财务报告问询函问题数量越多,意味着问询函监管强度越高,公司税收规避降低幅度越大。同时,从细分特征来看,当财务报告问询函涉及税收或研发相关内容时,公司税收规避程度更低。进一步地,在融资约束程度较低和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公司中,税收规避程度较低,问询函的监管效果较好。

本文以我国的融资融券制度为背景,结合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卖空机制对上市公司高管减持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非融券标的,可融券标的公司高管的月减持比例在允许卖空后下降22%,这种抑制作用在小规模、高盈余平滑度以及非国有公司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其次,成为可融券标的后,股价定价效率提高,高管减持收益显著下降。进一步地,本文将高管的减持行为分为定期性与投机性两类,发现卖空机制显著抑制了高管基于信息优势和股价偏差的投机性减持行为。

防范风险是我国金融业的永恒主题。如何有效应对金融系统的异常波动、缓释国际市场的外部冲击、精准处置重点领域风险,仍将是我国“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本文分别基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有效测度、传染溢出、驱动因素、前瞻预测,以及其与宏观经济的相互作用关系、风险调控政策与政策的有效性、监管理念发展等不同视角,对272篇国内外顶级(权威)文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梳理与总结,并展望该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从而为我国构建金融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完善“双循环”新格局下的金融监管体系提供参考,以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