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金融的驱动因素和结构特征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厘清全球跨境金融的规律特征,对我国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防范外部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经济周期、全球流动性、金融结构和监管政策等驱动因素的影响下,全球跨境金融活动呈现规模下降、结构调整、流向分化、主体切换和风险变化等特征。同时,银行跨境业务呈现综合化趋势,数字化转型提速,经营稳健性明显增强。我国跨境金融规模稳步增长,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持续增强,在全球资金循环中的份额不断提高。未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跨境金融的规模和结构还将发生深刻变化,风险日趋复杂。应引导形成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特征相匹配的跨境资金结构,平衡扩大开放与风险防控的关系,充分发挥银行业在跨境金融领域的“比较优势”。

基于BF(2020)模型框架,本文构建了嵌入间接税、成本加成和进口中间投入品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网络结构一般均衡模型,并提出了一种扭曲—调整的索洛余值的事后核算和结构分解新方法,进一步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WIOD数据库等编制了与模型匹配的社会核算矩阵,实证测算分析了1997—201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结构变化。研究表明:(1) 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且两者存在明显此消彼长的“跷跷板”特征,劳动的贡献相对较小且贡献率呈下降趋势。(2)纯技术效率变化一直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主要贡献部分,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07年是其分水岭,受技术模仿后发优势逐步式微的影响,技术进步速度下滑,但2012年后受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影响,纯技术效率逐步提升。(3)扭曲因子配置效率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贡献由正转负,进口中间品贸易条件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贡献率由负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大背景下,资源配置效率变化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但2007—2012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扭曲因子配置效率出现短期恶化并拉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梳理了现有文献对离岸金融中心导致的直接投资头寸统计偏差进行修正的方法,详细比较了直接投资头寸数据集的优劣差异,并以CDIS宏观数据集为基础,引入Orbis微观企业数据库作为重要补充,对直接投资的动机按避税目的和境外上市目的进行区分,以此估算我国的IFDI和OFDI存量。结果表明:(1)估算后,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IFDI调减1.1万亿美元,其中超过80%是出于避税目的进行的返程投资;(2)考虑VIE架构境外上市企业的影响后,返程投资占比增长至近37%,规模约1万亿美元,其中VIE架构境外上市企业贡献了16%;(3)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经过“避税天堂”进行中转的现象,其中最终投向英属维尔京群岛的OFDI存量约占1/4,是我国实际OFDI的最主要投向地。

当前在我国致力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大背景下,银行能否通过ESG投资促进流动性创造,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文利用2009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36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ESG投资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并将其置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予以讨论。研究发现:第一,ESG投资整体上促进流动性创造,表现为对资产端和负债端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以及对表外流动性创造的抑制作用。从ESG投资结构看,环境保护投资和社会责任投资均抑制流动性创造,而公司治理投资则促进流动性创造。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性银行和资本短缺银行的ESG投资对流动性创造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第二,中介机制分析发现,ESG投资主要通过“盈利”和“风险”渠道促进流动性创造。第三,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期,ESG投资对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从ESG投资分项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强环境保护投资和社会责任投资对流动性创造的抑制作用,以及公司治理投资对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本文结论为充分发挥ESG投资作用并以此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首次基于启信宝大数据获得我国各城市创业数据,同时利用人口推演模型获得各城市人口老龄化数据,利用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工具变量建立起二者之间的因果识别。本文发现,老年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城市创业企业数量将下降10%左右,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本文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丰富的机制检验,发现同时存在家庭内部的“养老压力”机制和家庭外部的“等级效应”机制,这两条机制分别揭示家庭内部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外部人口老龄化对个体创业行为的影响。整体而言,本文工作补充了人口老龄化与创业的相关研究,也为制定创业和人口政策提供参考。

本文以2007-2018年拥有主体信用评级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企业财务错报在未来被重述这一场景,检验主体信用评级变动能否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研究发现,评级机构在发债企业财务错报年显著下调了主体信用评级,而在重述公告发布年没有上述现象,这表明主体信用评级下调反映了企业的真实财务信息。在控制内生性影响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发债企业当期财务错报涉及盈余时,主体信用评级被下调的幅度更大,说明评级机构更加关注与盈余相关的财务信息。机制分析表明,评级机构维护自身声誉是主体信用评级变动能够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的主要机制。此外,主体信用评级被下调还导致了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负面反应。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主体信用评级变动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支持,揭示了主体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也对理解中国情境下评级机构调整主体信用评级的行为动机提供参考。

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股2002年至2018年的季度数据,从公司层面考察了劳动杠杆(由劳动力成本粘性特征导致的企业利润变化率大于产出变化率的经济现象,可理解为不考虑固定成本时经营杠杆的特殊表现形式)对股票截面收益率的定价效力。结果发现:(1)劳动杠杆对截面收益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具体表现为高劳动杠杆公司的收益率低于低劳动杠杆公司的收益率;(2)该影响在控制了公司特征后依然显著存在;(3)该影响在不同经济周期下表现不同:在经济下行期,负向定价效力更为明显。进一步地,本文通过生产率冲击和工资冲击这两个风险来源探究了劳动杠杆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劳动杠杆一方面通过生产率冲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工资冲击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但后者的影响程度显著强于前者,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上市公司的技术水平。相关结果能够为公司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理解劳动杠杆的定价机制及相关投资策略的制定和风险管理等提供经验支持。

本文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国家倡议对微观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1)相对于非支持企业,“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能够显著降低支持企业的公司债二级市场信用利差,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2)通过考察“一带一路”倡议的债券市场反应,我们发现相比于非支持企业,支持企业在倡议提出后有显著更高的债券累计超额回报率。(3)进一步检验后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公司债二级市场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主要通过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来实现。并且,政策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重点对接行业以及重点对接省份的企业。(4)“一带一路”倡议还对公司债一级市场的发行表现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在倡议实施之后,受倡议支持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其一级市场发行利差下降幅度更大,且包含的担保条款以及限制性契约条款显著更少。本研究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公司债券市场的政策效应,对未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高资金融通效率具有参考意义。

破解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是事关新时代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以2008-2017年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民营企业加入地域商会的研究视角,深入考察这一由政府部门核准成立的社会组织能否以及如何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结果发现,加入地域商会后,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得到了有效缓解。机制检验显示,地域商会有助于扩展会员企业融资所需的社会网络以及提高企业融资时的议价能力;从具体的融资渠道来看,地域商会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帮助会员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和商业信用。进一步地,对于市场议价能力较弱的小规模企业,面临经营困境的企业,以及所在地区的信用环境遭受冲击的企业,或位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而言,加入地域商会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

本文系统检验并比较了中国A股市场中行业动量、区域动量、供应链动量以及科技关联动量等经济关联动量的显著性及预测周期。本文发现,中国股票市场中经济关联因子呈现出与美国股票市场不同的规律,在月度层面行业动量显著,而科技关联因子只在周度上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进一步分析科技关联动量发现,中国股票市场中科技关联因子能预测目标公司未来1-3周的股票收益和未来基本面的变化,据此构建的多空策略能够产生周度0.16%的超额收益(年化8.67%);机制检验发现,科技关联因子预测期短的原因是由于中国股票市场中存在较多具有博彩倾向的散户投资者;有限注意和市场摩擦两个机制检验证明科技关联动量源自错误定价。进一步检验发现,科技关联动量在国有企业和创新政策颁布后更加显著。本文补充了现有A股市场的动量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股票市场规律、提升资本市场有效性。

本文以2007-2019年媒体记者参与的上市公司调研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媒体记者与公司管理层直接沟通对媒体报道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调研媒体的报道语气整体更加乐观,集中体现在公司公布坏消息的情形之下。此外,仅当公司公布好消息时调研媒体的报道信息含量更高,而当公司公布坏消息时调研媒体的报道信息含量与非调研媒体没有显著差别。以上结果表明,媒体记者同管理层沟通后信息的阐述方式视调研所获取信息的性质而有所不同。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机构投资者或者记者同行的共同参与,以及良好的公司信息环境能够帮助调研媒体改善新闻报道质量。参与公司调研是媒体维持和拓展经济业务的重要途径。在使用处理效应模型纠正变量自选择偏差及一系列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本文为媒体记者和上市公司管理层直接沟通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