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大国经济的压舱石,更高水平、更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发展既受益于推动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分工格局和外国福利水平。本文结合长期收入效应、投资结构变迁、国际贸易失衡等中国经济特征建立了一个两国多部门结构转型模型,从理论和定量上研究了贸易成本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和外国福利提升的影响。本文发现:1995-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持续下降,既增强了中国制造产品的比较优势,使制造业产出增长了29%,分别提高了制造业就业比重和产出比重4.7个和5.1个百分点;也由此降低了全球消费品价格,对同期外国总体福利水平提升的贡献率接近15%。对中国制造产品加征关税提高中国出口贸易成本,会显著降低外国福利水平。本文结论表明,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本文为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现实依据,并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本文通过引入财务脆弱性来描述家庭无法及时或完全履行偿债义务而发生的财务困境,实证分析了债务杠杆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理论机制分析和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债务杠杆会提升财务脆弱性,从而弱化跨期消费平滑能力,强化消费预算约束,导致家庭落入“高边际消费倾向、低消费支出水平”的低层次消费路径上。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通过负债投资多套房的家庭而言,高债务杠杆会明显增加不确定冲击下的财务脆弱性,进而对消费产生更大的抑制效应;亲友民间借贷的履约机制相对灵活,可以缓解财务脆弱性对家庭消费的抑制效应;债务杠杆上升引致的财务脆弱性,对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压缩效应大于非耐用消费品,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的挤占效应大于城镇家庭。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不宜依赖消费金融扩大消费”“规范发展消费信贷”等提供了理论解释,对金融服务促进消费发展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本文拓展了Freixas and Rochet(2008)的理论模型,证明存款保险差别化费率机制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选取我国农村银行为研究对象,运用2015—2019年某省119家法人投保机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引入差别化费率设计显著降低了农村银行的风险承担;这一作用存在异质性,对于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较低、资产规模较大的农村银行来说,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差别化费率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信社改制短期内对农商行风险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本文结论对加强存款保险制度的早期纠正功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以及深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绿色PPP搭配高收益项目的激励方式是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环境治理的举措之一。本文基于经济与环境的双重福利效应,从理论上研究了该激励方式的契约设计问题,阐释了博弈均衡的存在性以及最优特许期的形成逻辑和关键决定因素。研究表明:第一,绿色PPP搭配高收益项目能够提高企业利润,激发社会资本参与环境治理来应对环境风险。第二,政企双方博弈决策模式决定了契约能否订立。如果独立决策,使企业利润最大的特许期也能够带来最高的环境效益,但此时博弈结果展现为“刀刃上的均衡”,契约难以建立;如果合作博弈,双方最优特许期选择达成一致,契约得以订立,政府向企业让渡经济利润而收获环境效益,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福利的双赢。第三,绿色PPP搭配高收益项目优于传统政府补贴的激励方式,在收获同等环境效益的基础上,能够带动社会总福利的提升。研究结论为绿色PPP搭配高收益项目激励方式的推广实施、从而助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目标提供了契约设计理论依据和相关框架。

不同于以往从外部因素的角度关注民营企业债务问题,本文从企业自身行为出发分析了民企债务违约是否由内因驱动。具体地,本文考察了短贷长投和多元化经营对民营企业债务违约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短贷长投以及多元化程度提高了民企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从传导机制上看,短贷长投和多元化降低了企业的盈利水平、提高了过度负债、增加了代理成本,并通过以上三个渠道提高了企业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从异质性结果来看,信贷紧缩会加大短贷长投对债务违约的促进作用。对于政府支持的行业而言,短贷长投和多元化引发的债务违约问题更严重。最后,更多的短贷长投和多元化在决策得当情况下不会引发债务违约风险。本文的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债务违约主要是由内因驱动,即由企业在“求大”“上层次”的心理下实施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驱动。本文对于追溯民企违约的根源、精准施策进而更好地支持民企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政府补贴和国有资本参股是政府参与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两种主要方式。本文借助一个资本具有外部性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这两种方式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机制,并进行经验验证。理论分析发现,国有参股的担保效应增加了项目公司对高杠杆的需求,提升了金融中介发放贷款的意愿,使金融中介接受更低的借款利率。政府补贴不影响项目公司与金融中介之间的借贷合约。项目公司外部融资所受影响会进一步传导至参与PPP的企业。因此,国有参股增加稳态时的企业杠杆率,降低借款利率;政府补贴则不影响杠杆率和利率。实证部分通过整合2014-2018年财政部PPP项目库数据和2010-2018年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借助PSM-DID分析发现,国有参股程度显著降低参与PPP项目的上市公司的借贷成本并提升其杠杆率,但政府补贴支出没有明显作用,印证了模型结论。此外,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国有参股程度对参与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程度更小。本文研究对PPP模式下如何减少政府债务风险以及控制债务风险向企业转移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研究制约住房公积金制度效率的因素及作用机制,对保障国民安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首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述了流动性压力下,公积金对缴存家庭贷款决策与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借贷约束会显著降低缴存家庭使用公积金贷款的概率;流动性压力是公积金管理机构提高贷款门槛,从而降低借贷受约束家庭使用公积金贷款概率的重要原因;未获得公积金贷款支持的缴存家庭因购房成本的增加,家庭的非耐用品消费受到显著抑制。本文进一步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处理内生性问题,识别结果显示上述结论稳健可靠。本文研究表明:改善运营资金流动性不仅有助于提高公积金制度的运行效率,完善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还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提振内需,并为企业减费降负提供有效支持。

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吗？使用企业创新调查数据库和工具变量法,以方言表征文化,本文实证检验了方言多样化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方言多样化对企业的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平均而言,以人口加权的方言多样化指数增加1%,企业人均私人创新投入会下降1.18%。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方言多样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主要在于信任效应(文化身份认同)而非文化交流效应。此外,由于自身资源、人才和风险限制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创新过程中技术链条的各部分外包给其他企业(即创新外包),但方言多样化增加了企业创新外包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最后,方言多样化通过市场分割强化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具体表现为产品和资本市场分割程度越高的省份,方言多样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越强。

卖空机制通过威慑效应约束厂商的自利动机,为食品安全治理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资本市场途径。本文利用2015—2018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食品抽检数据,考察卖空强度对地区食品质量的影响。采用食品类上市公司融券余额在流通市值中占比的加权平均值度量地区卖空强度,体现了食品企业受到的卖空威慑压力。结果发现,卖空强度越大,当地整体的食品抽检质量越好。机制分析发现,卖空威胁在提升上市食品企业产品质量的同时,通过供应链协同、同群效应以及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途径传导至同地区的其他企业,产生了食品质量治理的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卖空对食品安全治理的溢出效应在要素市场发育不足、法制相对不健全和欠发达地区更加明显,卖空作为外部监管的补充机制发挥了食品安全治理的功能。因此,完善融资融券制度,适时合理地将食品类上市公司纳入融券标的,为惩治劣质食品提供资本市场手段,对确保食品安全问题“零容忍”具有现实意义。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允许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对部分非高管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但设定激励对象等方面的有关规定对企业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关注。本文从公平理论视角分析我国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并依据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有效性假说与不公平假说。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非激励员工因薪酬不公平而产生的消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效果。具体而言,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及激励与非激励员工收入差距小的上市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明显小于其他公司;而在非高管员工覆盖比例较高的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计划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存在。因此适当提高员工股权激励覆盖的范围可以减少激励员工与非激励员工之间因激励错配导致的薪酬不公平问题,有助于提升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创新激励效果。

随着社保、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的大规模入市,中国公募基金规模面临更快扩张,那么基金规模究竟是可以无限扩张还是存在制约？本文研究发现,基金规模扩张会受到基金经理与投资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冲突、边际规模报酬递减、投资者大规模赎回的制约。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基金管理规模适度区间的概念及其相应计量模型,并借此对2011—2019年间中国公募基金市场规模的适度性进行实证判断和检验,结果显示:(1)中国公募基金的平均管理规模在2015年之前过大,2016年之后趋向适度,而在2019年出现偏小现象。(2)中国基金市场规模适度区间的上、下限呈现逐年减小趋势,但二者的差值,即适度性区间的宽度却逐年增加。(3)规模适度基金的业绩表现远好于规模不足和规模过大两类基金,但市场上的规模适度基金占比则小于另外两类基金。最后,本文就如何提升公募基金,尤其是对安全性和盈利性要求更高的养老保险基金的规模适度性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