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05—2019年美国对27个交易对手国的跨境银行资本流动数据,考察交易对手国与美国货币政策分化对跨境银行资本在该国私人部门和官方部门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交易对手国与美国货币政策分化(交易对手国货币政策紧缩或美国货币政策相对扩张)导致利差增大,会增加各交易对手国的跨境银行资本流入,跨境银行总资本流动呈现顺周期特征。分部门来看,利差增大时,私人部门的风险承担意愿提高,使其增加对跨境银行资本的需求,呈现出资本流动的顺周期特征;而官方部门动用外汇储备的动机减弱,倾向于积累储备以缓解私人部门资本过度流入引发的经济压力,呈现出资本流动的逆周期特征。因此,官方部门一定程度上能发挥稳定经济的“缓冲器”作用。此外,通过与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官方部门的逆周期缓冲效果增强。本文为我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货币政策的微调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风险资产投资者的交易情绪,而交易者情绪与金融市场稳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一直是金融学研究的焦点之一,但现有研究对这一机制的整体解析并不明确。本文采用了一个融合异质信念的异质代理人连续时间DSGE模型,以探讨预期形式的差异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对利率变动的响应,通过引入异质性预期来对风险资产价格进行更加立体化的讨论。具体而言,投资者被分为以长期投资者为代表的收敛型预期交易者和以程序化交易及追涨杀跌为代表的外推型交易者。风险资产的价格可以被表示为红利和预期的显式表达。通过与经典的生产端分析相结合,我们成功地为这一模型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析解。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外推型交易者会干扰利率变动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同时,外推型交易者权重的变化会显著影响不同经济变量的波动。这一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风险资产价格如何受到外生过程和交易者预期的影响,帮助监管机构更为精准地引导和管理投资者的情绪。

资本工具创新是拓宽银行资本补充渠道、优化银行资本结构的重要手段,也是增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有效路径。本文以2019年永续债发行为研究对象,利用2015年至2023年中国商业银行的数据,研究资本工具创新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结果表明,发行永续债显著提高了银行的流动性创造水平,有利于增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该效应主要体现在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非上市银行和信贷需求旺盛的时期。进一步研究发现,永续债有助于提高银行资本缓冲和资本质量,缓解流动性创造的顺周期性,并显著增强银行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有利于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本研究从资本工具创新的角度拓展了银行资本监管政策研究的边界,为平衡资本监管要求与助力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视角。

在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下,国债收益率曲线在短期政策利率向长期市场利率传导中的关键作用备受关注。本文以中国国债收益率曲线为研究对象,构建宏观金融仿射模型,系统分析长短期国债收益率之间的传递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国债收益率的期限传递总体较为顺畅,但在某些特定时期,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传递出现阻碍。实证分析表明,宏观经济波动性和金融市场波动性虽对传递不畅问题有一定解释力,但并不能解释全部。本文进一步通过构建金融结构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市场流动性的交易机制等因素是国债市场收益率传递不畅的主要阻碍;扩大债券市场的相对规模和提高流动性、优化国债期限结构,有利于提高各期限国债收益率之间的传递效率。

本文基于2015年“8·11”汇改事件,探究汇率冲击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在中国市场上传导的效应。研究发现,汇率贬值冲击后,外币净负债水平更高的银行更倾向于减少信贷投放。分解外币敞口,发现这种信贷收缩效应由外币资产端与负债端的共同变化驱动。在控制企业贷款需求因素后,外币净负债水平较高的银行仍然表现出更明显的信贷收缩倾向。进一步探究汇率贬值冲击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发现,原本更依赖于从外币负债水平较高的银行借款的企业,投资水平出现了更为明显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企业自身未持有外币负债,也会因银行信贷渠道而间接承担汇率风险,这一发现在控制企业替代融资渠道及转换借款行的行为后依旧稳健。研究结论对完善中国汇率政策框架、加强银行外汇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政策启示,为金融开放进程中的宏观审慎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信贷成本变化会引致绿色产业内部的资源流动,进而对绿色产业的市场竞争结构和资源配置效率施加影响。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绿色企业样本,通过微观企业的TFP水平与区域维度的绿色产业资源配置效率测算,同时使用企业信贷获取成本与微观效率表现的耦合关系来刻画信贷成本匹配程度,系统梳理了绿色产业的信贷成本匹配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绿色产业的TFP水平提升的同时伴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其中低效率企业进步缓慢、退出困难和持续涌入充当着绿色产业资源有效配置的主要障碍;(2)改善信贷成本匹配度有助于推动绿色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并能够与总量型绿色信贷政策形成明显的协同效应;(3)信贷成本匹配度提升主要通过倒逼低效率企业效率提升、限制低效率企业涌入市场、引导劳动要素投入优化来改善绿色产业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产业组织结构,进而推动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由此,推动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关注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同时充分发挥信贷价格工具的引导功能,强化市场竞争并抬高进入门槛,并致力于与总量型的绿色信贷政策协同互动。

对特定企业的补贴政策会对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投入品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补贴的同行业外部性与我国企业进口贸易技术结构的潜在联系。实证研究发现:(1)补贴政策会使同行业企业的进口贸易技术结构向“高技术化”转变。(2)这一效应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需求效应促使同行业企业进口结构向“低技术化”转变,而竞争效应则推动其向“高技术化”转变,但实证结果表明需求效应的影响相对较弱,因此总体表现为“高技术化”。(3)同行业企业的高技术商品进口规模增长显著,但伴生的供应链风险部分可控。本文揭示了补贴政策在企业进口决策上的非预期效果,为未来如何优化补贴政策以兼顾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一定启示。

移动支付基于庞大的客群积累了海量数据要素,已从简单的支付工具拓展触及信贷、投资等多种金融服务领域,为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新契机。本文利用2017年、2019年以及202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移动支付对个体工商户经营绩效的影响。为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Oster双参数法、工具变量以及倾向得分匹配进行估计和检验。结果表明:(1)移动支付能够显著提高个体工商户经营绩效,且对创新能力较低、成长期和中西部地区的个体工商户影响更大;(2)从支付功能来看,降低交易成本是移动支付提高个体工商户经营绩效的主要途径。从移动支付衍生的金融服务功能来看,移动支付能够增加个体工商户信贷可得性,进而提高其经营绩效;(3)移动支付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项目在提高个体工商户经营绩效中具有协同效用。本文从小微企业视角拓展分析了移动支付发展的微观经济效应,可为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为完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强化投资者保护,2020年新《证券法》第八十二条明确规定,债券发行中董监高需要签字承诺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这加强了董监高的法律责任。本文以新《证券法》的实施为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加强董监高法律责任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发现,新《证券法》实施后,公司债的一级市场信用利差显著降低,这意味着公司债的融资成本显著降低。机制分析表明,加强董监高法律责任能够改善公司治理和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债券融资成本。拓展研究发现,加强董监高法律责任也降低了企业债的融资成本。本文首次从董监高法律责任的视角,拓展了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对债券信用利差影响的相关研究,对进一步推动债券市场统一监管、加强投资者保护和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碳信息披露作为一项环保信息披露形式,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要让企业自愿且可持续地履行社会责任,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让企业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也能获得资本市场定价的积极反馈。本文以2020年9月22日我国向世界宣布“双碳”目标为政策冲击,探究官方环保表态能否助力企业社会价值和资本市场表现的统一。本文将2019年年报中披露碳信息的企业设定为处理组,以双重差分法探究相关企业在“双碳”政策后股价的相对表现。结果显示,“双碳”目标提出后,披露碳信息的企业的股票价格和市值显著上升。我们考察了三个潜在的影响机制:一是投资者对披露碳信息的企业的信心大幅提振;二是披露碳信息的企业因为已将潜在风险暴露,未来不确定性更低,由此产生确定性溢价。这主要体现在更低的股价相关波动性上,而非事后的环保处罚表现上;三是披露过碳信息的企业更容易被市场参与者发现。最后,我们还发现碳信息披露的质量高低(信息的准确性、透明度和可靠性)比披露内容好坏(信息的正面/负面性质)对企业股价影响更大。

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一般认为,统筹带来的制度统一提高了养老金权益可携带性,有利于劳动力流动。但统筹也带来了地区间养老保险缴费率趋同和工资差异缩小,可能会抑制劳动力流动。本文从理论上同时刻画了这两种机制,并利用中国省级统筹改革前后劳动力省内流动的变化进行实证检验发现:(1)省级统筹带来的工资差异缩小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略强于养老金权益可携带性的影响,但并未使劳动力流动概率明显下降。(2)相较于调剂金模式的省级统筹改革,统收统支模式的完全统筹改革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更明显。(3)省级统筹对不同年龄段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不同,养老金权益可携带性对年长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更大,工资差异缩小对年轻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完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改革的制度设计、促进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