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不确定性是导致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选择公共部门就业是劳动力对冲不确定性的自然反应,但鲜有研究探讨不确定性冲击通过扭曲劳动力求职行为对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不确定性冲击下,求稳心态使劳动力更加偏向公共部门岗位,导致公共部门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更趋紧张,产生结构性失业。基于公共部门—企业部门二元劳动力市场划分,本文构建包含两部门定向搜寻匹配的NK-DSGE模型,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冲击降低总需求,减少企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和岗位数量,使更多劳动力涌入公共部门求职,导致结构性失业,加剧失业率上升,放大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数值模拟分析表明,不确定性冲击导致的结构性失业约占失业总效应的40%。政策评估结果表明,稳就业政策能够优化劳动力市场配置,减少结构性失业,有效应对不确定性冲击。本文丰富了不确定性冲击通过劳动力市场摩擦影响经济波动的机制研究,为解决好结构性就业矛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参考。

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不同于产业链完全暴露于国外的显性风险,外资退出可能存在双重隐性风险。本文基于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全球投入产出表和生产分解模型,运用假设提取法,全面测估2000—2020年外资退出引致的产业链风险敞口(外资风险敞口)水平,并拆解外资风险敞口的“双循环”结构。研究发现:(1)若外资完全退出,中国产业链暴露的最大风险敞口大致呈“先上升—后下降”演变态势,且国内大循环增加值损失率比国际循环更高。(2)在行业分布上,制造业外资风险敞口普遍大于服务业和初级行业,其中高研发强度制造业的外资风险敞口最大。(3)在国别结构上,中国的外资风险敞口主要暴露于日本、美国和韩国等发达国家。(4)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外资风险敞口的“中心—外围”分布特征逐渐明朗,典型发达国家的外资风险敞口相对稳定,而墨西哥、泰国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外资风险敞口有扩张趋势。(5)当考虑外资退出率和内资替代率以及外资去向和脱钩率等因素时,中国外资风险敞口水平会有所下降。本文对识别和管理重点产业链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披露的经营预算数据传递了产品特征、生产流程和上下游互动等基于经营维度的内部信息,但这一信息如何作用于供应链的治理尚缺乏实证研究。本文手工收集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近百种经营预算指标,分析经营预算信息对供应商供需波动和供应链长鞭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客户经营预算信息的披露显著降低了上游(一级和多级)供应商的供需波动;同时,供应链的长鞭效应也被显著抑制,实现了供应链的风险自治。(2)从经营预算信息特征(类型、质量)和供应商特征看,不同条件下经营信息对供需波动和长鞭效应的作用存在差异。(3)经营预算信息通过降低经营计划偏差、减少冗余雇员和提高存货管理效率,实现供应链的风险治理。本文丰富了企业经营大数据在供应链治理中的原理和应用机制,为企业和政府寻求低成本供应链风险治理工具提供了解决方案。

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和企业集团关系网络数据,研究了进口竞争对不同组织形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进口竞争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企业组织形式不同而差异明显,对单一企业的创新呈现出抑制效应,对集团附属企业的创新表现出促进效应。(2)集团附属企业创新表现较好的原因在于,企业集团不仅会利用内部市场在同行业附属企业之间策略性地配置资源、跨行业调整研发创新重心,还会调整组织结构,通过淘汰劣势企业的方式盘活内部创新资源。(3)企业集团内部存在创新分工现象,进口竞争显著促进了创新型附属企业的深化式创新和拓展式创新,但仅推动了非创新型附属企业的拓展式创新。(4)从创新质量视角看,进口竞争促进了集团附属企业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但同时也抑制了其发明专利。本文不仅发现了单一企业创新风险较大这一现象,还揭示了在进口竞争冲击下集团附属企业创新表现相对较好的原因,为中国统筹开放与安全、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银行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银行结构已成为广受关注的研究议题,但银行结构调整的内在原因仍缺乏深入探讨。本文以2003年中国进出口经营权改革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中小企业发展对银行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放宽企业直接贸易门槛后,在中小企业相对密集的地区,银行结构倾向于向中小银行主导的模式转变,支持了中小银行擅长服务中小企业的比较优势观点。机制分析显示,中小企业的贸易参与推动了地区银行结构的调整,尤其是那些依赖外部融资、具备比较优势且存在融资缺口的中小企业与银行部门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小银行的比较优势主要源于其人缘优势与地缘优势,具体表现为更强的软信息处理能力与更短的决策链条。在社会信任程度较低、经济活动相对分散的地区,中小银行的比较优势更为明显。本文为理解银行结构调整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对银行业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锚定“支农支小”服务定位,避免使命漂移,是强化中小金融机构金融普惠能力、完善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体系的关键。本文基于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的使命视角,构建中小金融机构使命漂移的指标体系,并使用地理邻近型变量来构建商帮文化影响程度的度量指标。实证分析表明,商帮文化能显著抑制中小金融机构的使命漂移,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分析表明,商帮文化可以通过提高群体间的信任水平、促进金融知识的普及、加强居民间的社交联系三个渠道来抑制中小金融机构的使命漂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政府干预程度较低、非国有经济较为发达、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地区,商帮文化抑制中小金融机构使命漂移的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为夯实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之基、构建普惠金融系统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促进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其能否增加弱势地区或群体由贫变富的机会、缓解阶层固化。本文将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标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相结合,分析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的演变特征,并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2013—2019年间,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先降后升,中等收入群体向上流动情况的改善是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提升的主要动力来源。实证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居民收入流动性,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就业促进效应和金融资产投资效应提升居民收入流动性。分组检验表明,在城镇地区、高人力资本和较高收入家庭中,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流动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驱动的居民收入流动性提升尚未实现包容性增长。

降低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对于防范化解老年家庭金融风险、增进民生福祉至关重要。在老龄化与数字化交织背景下,基于家庭微观数据,本文从可及性和使用度两个层面构建家庭数字鸿沟指数,实证分析数字鸿沟对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并探讨其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鸿沟会显著加剧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对农村、低人力资本以及未购买商业保险等相对弱势的老年家庭而言,这种影响更为明显。上述影响的作用机制体现在三个方面:弱化社会网络、加重健康风险和扩大金融排斥。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同子维度的数字鸿沟均会加剧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本研究期望为缩小数字鸿沟、降低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的政策设计提供有益参考。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过程中,驻村帮扶等创新工作机制起到了关键作用。与全球范围内广泛采用的转移支付等传统反贫困措施不同,我国通过大规模派驻帮扶人员到农村地区,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扶贫模式。本文基于“六省普惠金融调查”数据,分析了驻村帮扶对当地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影响。结果表明:(1)驻村帮扶人员到村工作显著推动了农村家庭资产和负债的增长,同时家庭财务健康状况保持稳定,未给家庭造成财务压力。(2)生产经营项目参与、风险偏好转变和金融知识传播,是驻村帮扶影响家庭资产负债表结构的重要途径。(3)不同驻村干部的工作成效存在差异;驻村帮扶对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在不同收入群体中存在差异。(4)驻村帮扶效果具有持续性,驻村帮扶工作结束后,农村家庭资产规模保持稳定,而家庭债务出现回落。

准确把握企业估值逻辑、促使股价回归合理水平,是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功能的关键一环。本文基于理论模型和经验数据,探讨了多方评级机构发布差异化ESG评级结果(ESG评级分歧)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ESG评级分歧会加剧股票错误定价。实证研究发现:(1)ESG评级分歧通过加深异质信念、降低信息透明度、增加噪声交易者等机制加剧股票错误定价,引发了“信息混淆”。(2)在卖空约束下,ESG评级分歧主要导致股价被高估。(3)对于外部监管机构强制要求披露ESG信息的样本,ESG评级分歧反而提供了多维度ESG信息,发挥了“估值修复”作用,但企业自发选择的ESG信息披露未显著影响评级分歧的错误定价效应。同时,ESG信息披露的全面性和投资者的ESG信息识别能力弱化了评级分歧对错误定价的影响,但对于财务信息质量较好的样本,评级分歧“信息混淆”的边际效应更大。本文深化了对ESG评级分歧影响效应的认识,为找出定价效率漏洞提供了直接证据,对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2011—2022年222个地级市法院异地委托案件的裁定书文本数据,采用IV-2SLS、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跨地司法协同对地区福利的影响及其潜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跨地司法协同显著增进了地区福利水平,但此影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呈递减特征。相对跨省司法协同,省内司法协同对地区福利的增进作用更大。相对刑事、交通和其他民事案件的跨地司法协同,合同和债权纠纷、公司法及知识产权类案件的跨地司法协同对地区福利的增进作用更大。(2)司法协同和地区福利存在空间溢出和地区交互影响,即本地和邻近地区的司法协同均对本地福利具有正向影响。跨地司法协同对地区福利的影响存在地理衰减特征和空间边界,跨地司法协同影响地区福利的地理阈值为500公里,地区福利的空间溢出边界为600公里。(3)跨地司法协同通过资源重配、营商环境改善、社会治安和司法环境改善、促进产品多样化、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改善生态环境等机制影响地区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