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稳定在中央银行政策目标中的重要性再次得到强化。随着具有顺周期波动特征的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规模显著增大,金融管理政策需要更加关注金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问题,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政策目标的变化相应要求优化和完善政策工具箱,需要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作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工具,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形成由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支撑起“双目标”的基本框架,共同维护好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在此框架中,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都不可或缺,须相互补充,形成合力,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政策效应增进效果。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利于把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更好地结合起来,把维护经济稳定与促进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下一阶段应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的体制机制。

本文从基本事实、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等“底层逻辑”出发,系统阐述了“双支柱”调控的现实必要性、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中国实施“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现实基础、实践经验和未来完善方向。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金融和宏观经济之间关系的日益深化和复杂化,金融稳定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影响,但传统旨在维护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无法同时有效实现金融稳定,根据“丁伯根法则”和政策比较优势原理,在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纳入宏观审慎政策,形成“双支柱”调控框架,分别致力于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既符合客观现实的调控需要,也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从目前全球范围内主要国家的“双支柱”调控实践来看,要进一步形成稳定可靠的政策规则和成熟的操作框架,未来还需重点解决“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协调”三个核心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的可能解决路径提供了一些初步的思路和建议。

时至今日,宏观审慎政策在内涵、工具和框架等方面快速发展,不仅政策目标更加清晰,工具类型更加丰富,相关理论基础也在不断完善。作为危机后形成的新政策框架,宏观审慎政策在工具有效性、作用机制、政策框架设计及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方面都还有待深入研究。特别是在制度框架中,如何考虑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联,合理设计政策决策框架均已成为关键。对中国而言,系统风险识别、监测与分析更加复杂、困难,需要对宏观审慎政策开展更加精细、深入研究,尤其应吸收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完善适合中国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基于此,本文首先对宏观审慎政策的理论基础、政策目标及工具等进行系统综述,而后从两类政策关联中涉及的三个重要问题出发,着重分析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并分别从组织架构设计、货币政策框架改革、金融政策框架设计等方面,系统介绍了英格兰银行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改革的经验,重点阐述英格兰银行如何实现理论发展与制度设计的较好融合。最后,给出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发展的若干启示和政策建议。

本文在梳理学术文献和国际经验基础上,讨论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潜在冲突和协调机制。国际文献的初步结论是,为了同时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大部分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反向操作(由于政策的替代性),但有时也需要两者同向操作(由于政策的互补性),最优政策组合取决于宏观冲击的类别和风险的来源。本文认为,选择最优组合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证问题,除了冲击类别和风险来源外,不同的金融体制和经济周期阶段也会影响选择结果。因此,货币政策当局与宏观审慎当局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并加强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溢出效应”的分析能力。基于上述理论,针对我国“双支柱”决策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如下改革建议:一是从法律上明确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责。二是建立在同一框架内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方法和工具。三是将金融监管部门的主要宏观审慎政策决策权集中至中央银行。四是建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流程与机制。

货币政策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政策工具,但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仅仅保持物价水平稳定,忽视金融风险,并不足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近年来中国提出双支柱宏观政策框架以支持宏观经济稳定,这一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我们首先提出了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框架,强调应该注重两类政策目标的协同与矛盾、政策传导渠道的相互交叉与影响、冲击类型与开放条件的差异等,从而保证双支柱宏观调控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效应。接下来,我们建立了一个DSGE两国模型,作为分析双支柱宏观调控稳定宏观经济的案例研究。研究表明,第一,金融冲击下,货币政策有助于稳定宏观经济,且随着汇率制度从固定转向浮动,货币政策稳定宏观经济的效果会明显加强。第二,在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增加以跨境资本流入税为代表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可以有效遏制金融市场的顺周期机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从而验证了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第三,双支柱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汇率制度有关,当汇率灵活性水平较低时,双支柱宏观调控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效果更好。

理解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中国经济在2012年前后迈过工业化的高峰期,家庭部门发生从制造到服务的消费升级,企业部门出现从资本密集型向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型,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进程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历高度一致。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传统资本密集型行业信贷需求大幅下降,新兴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信贷需求相对较低且在债务主导的金融服务体系中面临融资供给制约。由于市场内生的企业信贷供给和需求双双下降,总需求不足问题凸显。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由此前的“易热难冷” 转向“易冷难热”,“债务—通缩”风险加大。这要求货币政策在执行中更加注重温和通胀目标,充分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确保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金融稳定方面,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点要与时俱进地调整。时间轴上要特别关注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下行叠加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空间轴上不仅要关注“大而不能倒”的系统重要性机构,还须加强“小广散”金融机构的稳定性,注重与其相关的风险传染。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建立“宏观审慎政策专门盯住金融稳定目标,货币政策主要关注经济稳定目标”的双支柱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本文基于系统性风险视角,深入剖析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和实现机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梳理宏观审慎政策实现金融稳定的有效性,以及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风险造成的潜在溢出性。目前从系统性风险的时间维度探讨双支柱政策的研究已较为丰富,可以总结为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机制和货币政策的“资本缺口”机制。从系统性风险的空间维度探讨双支柱政策的研究,也即对双支柱政策如何作用和改变金融机构内部关联网络的研究正成为研究热点。本文从政策工具和影响机制上对空间维度双支柱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双支柱政策的制定提出如下建议:时间维度宏观审慎政策要关注并消除货币政策对时间维度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性,同时要加强空间维度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创新力度。

本文研究了管理浮动汇率制下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稳定效应。首先,本文从实证层面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对央行货币政策的非对称影响。接着,本文构建了包含银行部门与货币错配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重点分析了在面对美联储加息、人民币贬值压力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包括对汇率的反应)和宏观审慎政策(对外债的逆周期调节)的配合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结论表明,如果缺少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反应将导致产出、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等经济金融变量的波动增大。在存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前提下,相对于完全浮动汇率制,管理浮动汇率制从中长期看能进一步促进产出和外债等核心变量的稳定。

本研究按英美法系、德国法系和法国法系国家群分类,考察了各法系特征及其影响机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及持续性效果的差异,属于“法金融”范畴。本文首先阐述了主要法系的核心理念,提出法系影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社会和适应两个机制,并对其影响机理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对包括英美、德国和法国3个法系共计98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不同法系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及持续性的差异。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法系的核心理念和特征会通过社会机制和适应机制,影响一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分法系看,德国法系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持续性最强,英美法系居中,法国法系最弱。本研究对中国金融发展模式改革以及如何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对数周期性幂律(Log Period Power Law, LPPL)模型对房地产市场价格泡沫进行测度,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泡沫和空间传染效应进行研究。LPPL模型认为由价格泡沫产生并最终破裂的金融市场与地震系统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即金融资产的价格呈周期性变化规律,价格持续上涨到临界状态直至反转。本文采用2010年6月至2017年11月间我国100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数据对各城市房地产价格泡沫进行测度和物理/经济空间传染效应研究。研究发现,LPPL模型能够对我国100个城市房地产价格泡沫进行甄别且主要存在两种泡沫状态:正向泡沫(房价持续上升)和反转泡沫(房价整体下降却存在反转点)。各个城市(地区)房地产价格具有较强的空间传染性;存在正向泡沫区域的空间传染性相较反转泡沫区域更为明显,在考虑经济空间测度而不是物理空间测度的情况下,各城市间的空间传染性更强。与现有文献不同,我们发现反转泡沫区域的新房价格指数特别是二手房价格指数的上升对周边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指数存在强烈的正向推高影响。最后,本文发现城市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房价传统影响(比如信贷、新房、二手房价等)因素的推高影响,但各城市房地产价格之间的联动变化特征应该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

本文考察了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支持工具政策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和传导机制。研究显示,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支持工具政策具有信号传递效应和CRMW(信用风险缓释凭证)的保险效应,能显著降低民营企业债券的发行成本并提升债券发行成功率。同时,较强的政策信号传递效应使得这一政策具有普惠性影响,对不同信用资质的民营企业均有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在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这一政策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依然显著。对CRMW保险效应进一步研究则显示,虽然CRMW能提升民营企业债券发行成功率,但其降低债券发行价格的作用并不明显,表明现阶段CRMW主要能缓解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本文不仅为理解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支持工具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大样本经验证据,而且在实践上为科学运用、发展CRMW提供了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