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Feenstra and Romalis(2014)的方法测算了一国贸易产品的质量水平,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司法质量和出口质量正相关,但司法质量更高的国家在出口合约密集型产品上并不具有质量意义上的比较优势;2)司法质量更高的国家在进口合约密集型产品上具有质量意义上的比较优势;3)进口国司法质量是影响合约密集型产品相对贸易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出口国司法质量则主要影响合约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贸易数量。

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双边政治关系能否对东道国制度环境起到一定的优化补充效应？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双边政治关系与东道国制度环境间的交互影响。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通过构建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差异等指标,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具有一定的优化效应,促进企业海外投资;相反,双边政治冲突则表现出一定的恶化效应;第二,不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制度差异均起到了一定的补充效应,降低了东道国制度距离的阻碍,增强了企业海外投资的合法性;第三,进一步,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互补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效;第四,在较差的东道国制度中,双边政治关系的优化互补效应更为显著。基于上述分析,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进程中,一方面要增强与投资东道国的互联互通,注重与制度环境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政治交流,同时要积极构筑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保障企业对外投资收到实效。

本文利用2000-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和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考察了投资对油价不确定性冲击的反应。宏观研究发现,油价不确定性冲击不仅能够解释约12%的固定资产投资波动,而且还对固定资产投资具有短期抑制效应。在微观层面,本文采用基于异质性折旧率计算得到的企业投资,发现油价不确定性冲击在短期内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也有抑制效应,但是对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论随着企业折旧率异质性的程度提高将变得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特别是在“十五计划”实施以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投资密度比非国有企业高出约2.1%。这种政策导向性的存在,使得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投资对油价不确定性冲击的反应并不显著。

农民工群体的消费率相对于其他群体较低,本文试图为解释这一现象提供一个相对收入的研究视角。我们使用2008-2009 RUMiC调查数据,从社会比较角度,考察农民工相对于群体内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我们将已有文献的相对剥夺指数拆分为相对收入排序和不平等程度,研究在不同维度上衡量的相对收入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一方面,相对收入可能给人们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带来当期攀比性消费动机;另一方面,过高的收入差距有可能削弱这种当期比较的动机。实证分析发现,控制了绝对收入等其他因素后,相对收入低的家庭消费率更高,而不平等程度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农民工的家庭消费率,这一现象在收入较低的家庭中尤为明显。农民工相对城市居民的过低收入削减了其当期消费,尤其在留城意愿较强的农民工中表现突出。这意味着城乡工资差距在长期会抑制居民消费。

本文以中国2004-2015年141家商业银行数据为样本,研究了资本质量对银行贷款行为的影响,据此检验资本监管制度的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1)资本充足率对银行贷款发放起到抑制作用,而核心资本充足率激励银行发放贷款,两者的影响效应在金融危机时期增强,但在Basel III监管预期时期减弱;杠杆率仅在Basel III 监管预期时期,才逐渐提高银行发放贷款的审慎程度;(2)在贷款结构方面,与公司贷款相比较,个人贷款增速对资本质量的反映程度更为敏感;杠杆率可以有效地支持银行在金融危机时期发放公司贷款;(3)在典型行业贷款方面,核心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房地产业贷款增速较低而制造业贷款增速较高,但这一偏好在金融危机时期和Basel III监管预期时期有所降低。

如何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考察了中小银行发展是否有助于改善中小企业借款融资状况,并利用多重中介模型对中小银行发展影响中小企业借款融资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本文发现,中小银行发展能够显著缩小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在借款融资上的差异,同时能够缓解紧缩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借款融资造成的负面冲击。进一步,本文从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和优化银行业结构两个方面分析和比较了中小银行发展影响中小企业借款融资的中介效应。本文发现,尽管通过优化银行业结构也对缓解中小企业借款融资困难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中小银行发展更主要是通过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来改善中小企业借款融资状况。本文的研究对于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家庭异质性和风险市场参与成本异质性的两期OLG模型,考察了财富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对模型预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随着家庭财富水平的积累,家庭优先通过金融产品间接参与股票市场,随后提高股票的直接持有,在财富上升到较高水平后,家庭对股市的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水平都显著提高。

“金融知识”已经被广泛证实与个体金融行为联系紧密,较高金融知识水平的个体往往在金融市场上表现更好。本文借助收入转移矩阵考察了中国城市家庭的收入流动性情况并研究了金融知识对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总的来说,国内居民金融知识水平差异较大,金融知识的提高有助于低收入家庭跃迁至高收入阶层。在资本市场全面改变人们生活的今天,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微观收入流动性,对后续的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本文以中组部2013年18号文件颁布为契机,分析了不同控股权性质的上市公司中,具有政府官员背景的独立董事(以下简称官员独董)及其辞职对上市公司股票价值的影响。本文以312家涉及独董辞职的公司为样本,发现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比,聘请官员独董的民营控股上市公司(1)支付的现金股利水平更高;(2)官员独董辞职后股票价值下降的幅度更大。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通过聘用官员独董获得政治资源,而官员独董同时也会要求上市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发展资本市场的要求,间接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文以投资者在东方财富网股吧针对创业板上市公司发表的90多万条帖子为研究对象,通过IP地址识别,构建本地关注指标;并利用计算机文本挖掘技术,提取网络发帖所体现的情绪倾向,构建投资者情绪指标。实证结果显示,本地关注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取决于投资者情绪,当投资者持积极情绪时,本地关注对股票收益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投资者持消极情绪时,该影响显著为负。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下本地关注对股票交易量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积极情绪下的影响程度比消极情绪下更大。此外,本地关注与投资者情绪的交叉效应在上市公司样本数量较多的北京、广东、江苏、上海、浙江这五个区域都存在,并与整体样本的特征基本一致,但在样本数量较少的其他区域并不完全一致。

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对董事会议案出具否定性意见是独立董事履行监督职能最具代表性的行为,而换届未连任是我国制度背景和文化特质下更为真实的独董离职方式。利用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意见的独特数据,本文从否定意见的具体类型、董事会议案事项、是否集体行动等三个方面实证考察了对董事会议案说“不”与独董未来是否在第一任期结束后实现连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出具否定意见的方式(委婉或直接、集体或单独)有时比否定意见本身更加重要;即使同样是否定性意见,但如果针对的董事会议案事项不同,独董未来连任的可能性也不同。一般而言,明确出具反对意见的,针对内部人的反对事项以及集体说不的独董未来连任的可能性更低,因而独董所预期的公司治理角色由于上述“逆淘汰”机制和“任人唯亲”的董事会文化的存在而大打折扣。本文的研究提示,应该为独董出具否定性意见的相关法律风险提供更加明确的指引,避免政策模糊地带,将有利于独董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

供应链金融是近几年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热点。本文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供应商回购”供应链金融模式,建立了包含供应商、零售商和银行的Stackelberg三方博弈模型,并求解出最优边界。理论推导和数值分析表明,与目前主流的“商业贷款”、“商业信用”等模式相比,本文的模式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风险分担和提升流动性溢价等,能够极大地提升供应商的销售规模和供应链的整体效率。相关模式对当前形势下“中国制造”树立全球竞争力和消化国内产能、去库存具有一定意义。

本文以2007-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客户信息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其对供应商公司信息环境即股价同步性的影响,试图分析供应链客户信息的内涵。我们发现,供应商披露客户身份增加了投资者获取供应商信息的渠道,使股价同步性降低;且当客户为上市公司时,公开的客户渠道信息还能促进行业共享,使供应商的股价同步性高于客户不是上市公司的供应商。这一结果在客户重要性增强、客户分析师数目增多及行业影响力变大时增强,表明上市公司披露客户信息有利于改善我国资本市场信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