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合我国不平等程度高、计划生育放松和工资增速转变等特点,研究了工资增长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生育行为受生育数量和老年闲暇的替代关系影响,低收入群体生育率较高,质量投入较低,退休也较晚,于是工资增长将通过生育率差异影响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对转移动态的定量评估,本文建议为缓解社保资金压力,政府应在短期选择延迟退休年龄和提高社会保障税率、在长期选择继续延迟退休年龄和降低社会保障税率的政策组合。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具有协同性,央行专注于维持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可以熨平金融资产价格波动,达到防止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监管目标。在不同经济状态下,货币政策对经济和金融变量的效应具非对称性。在本文的DSGE模型中,系统性风险的产生是内生的,由于其他变量的反应,简单货币政策意外收紧并不一定会降低系统性风险,当金融部门脆弱时往往会造成强冲击。宏观审慎货币政策添加了逆周期资本要求和金融脆弱性反应,高风险状态下其“逆周期缓冲”机制会减弱意外性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获取更高的福利收益,同时兼顾通货膨胀和产出的目标要求,从而更有效地平缓经济波动和维护金融稳定。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尝试在“金融——实体经济”内生性框架下重建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努力渐成潮流和趋势。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内生性金融周期变量的宏观经济模型,为分析金融周期、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型框架。实证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一是金融周期对经济周期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二是金融周期波动成为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三是包含金融稳定因素的货币政策有助于在正常时期维护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双稳定”,而且能在压力时期显著降低金融波动对实体经济的不利冲击。

本文在两国博弈模型的基础上,对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同影响力的大型开放经济体之间是否合作的福利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一国货币当局进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可使本国通胀达到最优的水平,得到的本国福利好于斯塔克伯格博弈的结果,因此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具有必要性。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表现为大型开放经济体货币当局在货币政策决策中,基于全局最优视角将其他大型开放经济体货币政策对本国带来的外部性纳入考量。

论文采用2003年4月～2013年6月的石油产量、总需求、石油价格、全球流动性与中国流动性等指标构建了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在对即期影响矩阵施加短期零约束的基础上,借助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对货币流动性与石油价格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扩张性货币政策与石油价格上升之间存在着权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美国、日本及欧盟货币供给总和为代理变量的全球流动性对世界原油市场价格的影响日益减弱,我国流动性对原油真实价格的间接性影响日益增强;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频繁且大规模的货币政策调控削弱了石油价格冲击的外生性,增强了其内生性。

城镇集聚和户籍制度共同决定了教育机会的多寡和群体分配特征。中国式城镇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但限制了他们随迁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而这种影响程度尚未得到充分评估。本文使用国家卫生计生委2012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1964~2010年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地级市的宏观匹配数据,在户籍制度的背景下分析城镇集聚如何影响流动劳动者子女的受教育机会。总体而言,城镇集聚对流动劳动者子女入学概率造成的负面影响在1.25% ~ 1.84%之间,进入公立学校的概率则受到6.63%~20.99%的负面影响。即便如此,随迁多子女家庭中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较均等,并不存在数量和质量间的替代关系。流动劳动者所具有的非正式制度条件难以弱化其所面临的正式制度约束,城市发展战略的定位和城市内优质资源的向下歧视都放大了这种负面影响,但流动劳动者间潜在的同群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子女入学的概率。低技能流动劳动者与高技能劳动者通过人力资本的互补性推动了城市发展,包容式的城市发则需要尊重流动劳动者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从而在收入和教育两个层面上促进人的城镇化、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金融互助是指在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借贷的一种合作形式。面对收入的波动,个人有平滑消费的需求,需要与他人开展金融互助;随着经济的发展,亦需要不断扩大互助范围并拓展新的互助方式。从民间金融范畴的私人借贷、合会,发展到正规金融范畴的信用合作,代表了传统金融互助模式的演进过程。然而,这些模式所依赖的亲缘关系和社区关系因人口流动频繁而日趋衰弱,同时互联网技术的进步降低了借贷双方的信息和搜寻成本,网络借贷这种金融互助模式因而产生。网络借贷通过社区的虚拟化极大地拓展了金融互助的边界,但难以利用社区监督来约束成员的行为。为防范互联网背景下金融互助行为的风险,可以从实名认证、征信体系建设等多方面入手,并强调其金融互助属性。

近年来,不少短期资金周转不灵的中小企业使用过桥贷款融资来解决短期资金缺口问题,而拥有闲置资金的企业则作为“放款人”参与到过桥贷款的投资中,试图获取高额的投资回报。那么,过桥贷款投融资活动相对规模有多大,对企业财务绩效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以2008-2014年我国中小板资本市场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参与过桥贷款投资的资金规模起伏变化较大,过桥贷款融资的资金规模出现逐年增长趋势,样本企业过桥贷款融资规模大于过桥贷款投资规模;企业参与过桥贷款投融资活动,或者只参与过桥贷款投资、过桥贷款融资,均不能改善企业的财务绩效,甚至对于企业财务绩效具有负向效应。研究结论的启示是,企业不切实际的金融化选择,反而会恶化财务绩效,企业的持续发展应依托主营业务来创新驱动。

基于中国信用债券市场的近期违约事件,本文研究发现:涉事评级机构不仅没有因为涉及债券违约事件而收紧信用评级标准,反而更加高估企业的信用评级水平,并且涉及的债券违约事件越多,高估信用评级的程度越大。但投资者通过“用脚投票”方式惩罚了涉事评级机构,导致其市场份额相对于非涉事评级机构出现显著下降或者增长较低的态势,同时涉事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意见对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显著降低。

本文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的劳动投资效率对企业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劳动投资效率高的公司,其股票收益率显著高于劳动投资效率低的公司。Fama-MacBeth回归显示,劳动投资效率作为风险因子显著地影响股票收益率。第二、劳动投资效率与股票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且民营企业尤为明显。第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上升显著地提升了股票收益率。最后,为了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劳动合同法作为工具变量,发现结论依然不变。整体上,本文从新的角度对资产定价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并给监管部门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参考,即在提高就业率的同时,要兼顾微观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才能更好地优化就业资源配置。

近年来,获得目标公司的创新技术逐渐成为并购的重要动机之一。本文实证考察了1998-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作为并购方的7086件股权并购事件,研究并购双方的创新能力对上市公司并购业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从目标公司的创新能力来看,相对于并购非创新性公司,那些并购创新性公司的并购方股票的长、短期收益率均表现更好;从并购方公司创新能力来看,那些具有创新能力并购方的股票长期表现较好,但短期表现与那些无创新能力的并购方公司无显著差异。我们进一步将样本按照并购双方有无创新能力划分为四个组合,发现“并购方无专利-目标方有专利”和“并购方有专利-目标方有专利”组合的并购表现整体好于另两个并购组合,说明并购中目标方的创新能力才是决定并购方公司股票市场表现的关键。不过,当并购方也具有创新能力时,会有助于产生创新协同效应,从而提升并购方股票的长期表现。

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考察了2006-2011年期间我国上市公司实施期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期权激励提高了企业的专利产出,其增加幅度高达30%;本文进一步发现,期权激励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分别在非国有企业、基金持股较多的企业、期权行权期较长的企业和高管期权授予相对规模较大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本文为理解期权激励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希望提升公司创新的政策制定者和公司决策者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股票流动性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在以专利授权量和研发效率两个维度对技术创新进行度量的基础上,使用股权分置改革和印花税调整作为准自然实验的外生冲击,结合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估计法对本文提出的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性质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股票流动性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有明显调节作用;对于我国民营企业而言,股票流动性的提高降低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在国有企业考核办法不断改进和股权多元化不断推进的情况下,股票流动性的提高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根据研究结论,本文就如何改善股市流动性和提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水平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