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但鲜有文献关注到能源价格波动对房价的影响及其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本文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实证检验了能源价格波动对国内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并分析其影响机制和传导途径。结果表明,能源价格变化将显著影响国内房地产价格波动,且在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表现得更加明显。能源价格一方面通过利率水平变化影响购房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住房建设成本影响房地产市场供给,从而导致房价波动。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成立。同时,这一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即能源价格上涨会导致房价波动加剧,但能源价格下跌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不仅为房价形成机制提供新的视角,也丰富了能源与金融市场间相互联系的研究。

经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感知是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为了验证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之间的关系,本文使用2012-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构造了企业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和数字化转型指标。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会降低3.86%。在使用了更换度量指标、构建Bartik工具变量法和利用外生冲击进行合成双重差分检验(SDID)等多种缓解内生性问题的方法后,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渠道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减少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和提高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减少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本文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提供了一种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新思路,并对“稳预期”和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参考。

我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经济社会应对“未富先老”的全面冲击。本文从企业债务融资视角,探究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微观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水平,这一结论在采用计划生育强度作为工具变量检验之后依然存在。机制分析表明,地区人口老龄化主要通过加剧融资约束和增加经营风险两个渠道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传统行业、资本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样本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地,人口老龄化在引致金融资源供给冲击的同时,也会加剧金融资源错配,体现在地区人口老龄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融资不足水平,且对企业债务融资的负面影响在生产率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微观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视角理解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并为国家实施积极的人口老龄化战略提供有益参考。

当前,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流动性创造视角,考察金融科技发展对银行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外部竞争效应大于技术溢出效应,对银行流动性创造产生抑制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对资产端流动性创造和表外流动性创造的负向影响,但对负债端流动性创造没有显著影响。金融科技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增加均会抑制银行流动性创造,但其数字化程度提高则会促进银行流动性创造。(2)金融科技发展通过经营效率和风险承担等渠道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即金融科技发展通过降低银行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以及抑制银行总体违约风险承担、资产风险承担和资本短缺风险承担,从而对银行流动性创造产生负向影响。(3)随着金融科技发展,大型银行或高数字化银行均会增加流动性创造,但高市场化地区银行的流动性创造受到更加明显的抑制。本文为在新时期正确把握金融科技与传统银行关系,进一步稳妥推动金融科技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本文利用中国行政区域分界线两侧地区的空间近邻特征设计了一项新的识别策略,通过剥离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过程中摩擦性因素的影响,识别并测度了要素市场在地区之间的制度性分割效应。结果显示,在省际分界线两侧,相邻地级市之间的要素报酬差距和要素生产率差距在“跨省”后出现显著跃升,从而在空间截面上直接识别了省际要素市场的分割效应。在排除山川地理阻隔、方言文化区隔、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以及测量误差等因素的干扰后,结论仍然稳健成立。此外,地级市之间也同样存在要素市场的分割现象,但分割程度大约只有省际分割的一半。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间的财税竞争以及所有制部门间要素流动障碍在行政区域分界线上的叠加效应,是导致要素市场地区分割的主要原因,各地户籍制度的差异化开放进程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割。

2015年存贷比不得超过75%的监管规定取消后,中国商业银行存贷比持续攀升现象引发了存贷比监管改革如何影响银行风险的思考。本文选取2013-2018年124家中国商业银行的微观面板数据,结合连续型DID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存贷比监管改革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说明此项改革与“防范系统性风险”目标一致;第二,存款竞争和影子银行业务的风险转移以及资产收益的风险吸收是三个重要的传导渠道;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存贷比监管改革主要降低了资产规模不小于2000亿元的非国有银行风险承担;第四,银行信贷风险管理能力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当银行信贷风险管理能力较差时,存贷比监管改革对银行风险承担施加了负向影响,表明存贷比监管改革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本文为不断完善我国银行业监管改革提供了一定参考。

生态法治建设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利用各地中级人民法院自2007年开始陆续设立环保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9年中国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环境司法改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环保法庭的设立能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②机制检验表明,环保法庭的设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面临的诉讼风险和预期违法成本促使企业进行绿色转型;③从地区层面看,环保法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司法独立性较高、居民司法维权意识较高、法治水平较高以及工业污染排放量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④环保法庭的设立使企业提高了创新资源的创新效率,且短期提高环保投资支出的企业未来也具有更高的绿色创新水平。本文的结论阐释了生态法治建设如何“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为“双碳”目标下我国企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启示。

企业业绩爆雷不仅会直接损害投资者权益,也可能对市场中其他企业形成负外部性,不利于新时代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本文从企业税负的视角,考察我国企业业绩爆雷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地区内有企业突发业绩爆雷后,当地其他企业的税负压力将显著提升。具体而言,地区内税收征管部门会因非预期的企业业绩爆雷而面临一定的征税压力,因而其在短期中的征税努力程度增加,进而形成前述溢出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地方税收影响较大的支柱企业发生业绩爆雷会产生更大的负外部性;此外,在出现企业业绩爆雷后,当地的重点企业、盈利质量更好的企业也将承担更多的税负压力。最后,从经济后果来看,企业业绩爆雷产生的溢出效应还将抑制当地其他企业的投资活动、损害其他企业的市场价值。本文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洞悉企业税负的影响因素,进而为我国“十四五”时期持续深化支持企业发展的“减税降负”税制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新型城镇化对于提升居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以撤县设区为主要方式的就地城镇化政策对当地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县改区后当地居民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约9.35%,特别是通过增加他雇的工作机会和自雇形式的工商业创业增加了工资收入和工商业收入。此外,县改区的收入效应表现出空间和群体的异质性,在所属地级市中心城区较为发达的县、农村居民和初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家庭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有利于缩小县域内部的收入差距。本文从微观视角深化了对撤县设区这一就地城镇化政策的认识,为审慎把握撤县(市)设区和优化城市市辖区规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

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对不同类型、不同渠道及不同强度的信贷约束进行了多维度的全面界定,并分析了信贷约束对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认为,总体上,信贷约束对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来说,相比于供给型信贷约束,需求型信贷约束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抑制作用更大;当家庭面临机构和私人双重信贷约束,或受信贷约束强度更大时,其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更低。作用机制方面,信贷约束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进而抑制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信贷约束对年轻和老年家庭,以及较低财富水平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抑制作用更大。

本文以我国《破产法》和《物权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情境,使用破产风险作为分组变量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债权人保护的强化如何影响公司风险承担意愿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债权人保护强化显著抑制公司风险承担意愿,公司风险承担意愿平均下降约为均值的25%,上述结果在排除替代性解释以及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拓展性检验发现:上述关系在法律执行效率更高地区的公司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伴随着债权人保护趋于严格,公司风险承担意愿的降低显著削弱了其产品市场绩效。本文研究测度了债权人保护对债务人风险承担意愿的净效应,拓展并深化了实施《破产法》和《物权法》产生的经济效应,对评估法律实施效果以及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