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信贷增长对中国家庭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整体而言,信贷增长可以缩小家庭收入不平等,主要作用机制是信贷增长通过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和单位时薪以缩小劳动收入不平等。同时,文献中所发现的信贷增长可能恶化收入不平等的机制——扩大家庭间非货币金融资产差距,在我国表现并不明显,原因在于中国家庭的非货币金融资产比例较低,这一点对于高收入家庭也不例外,且大部分家庭难以从金融资产交易中获利。信贷增长带来了各个收入组的房屋价值上涨,但高收入家庭房产价值上涨的幅度高于中低收入家庭,因此房价上涨扩大了不同收入家庭所持有的房产价值差异。考虑到家庭调查数据往往对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和财产覆盖不完整,上述结论可能低估了信贷增长对极少数高收入家庭收入和资产的影响。本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信贷增长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影响,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启示。

本文从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视角为理解生产结构转型与人口增长转变的互动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论机制。以脑力劳动密集型生产部门比重提高为特征的生产结构转型将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提高家庭生育养育机会成本并降低生育率,进而增加女性劳动相对供给,这又会进一步提高脑力劳动密集型生产部门比重。直接干预女性劳动定价政策可能会带来女性结构性失业,反而扩大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且不利于生产结构转型;单方面降低女性生育养育成本政策虽然能够提高生育率,但也可能产生类似不利影响;降低男性生育养育成本政策既可以提高生育率,又可以缩小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并促进生产结构转型;生育养育成本补贴支出由政府承担的影响比由企业承担更为温和。本文结果表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应与缩小劳动力市场性别差距、推动生产结构转型的政策统筹谋划和协调推进。本文研究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参考。

县乡两级政府处于我国政府层级的最末端,是大量公共事务的最终承担者,科学合理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保障。2004年以来,我国一些省份相继推行了乡财县管改革,由县级政府直接管理并监督乡镇财政,乡镇财政管理权被大幅度上收到县。本文利用2000-2019年的县域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乡财县管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乡财县管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机制分析显示,乡财县管减少了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抑制了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膨胀,降低了税费负担。这些结果表明,加强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财政管理与监督,有助于改善治理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本文也发现,在地形较为复杂的人口大县及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县,由于改革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县级政府获取信息的难度,不利于发挥乡镇政府的积极性,乡财县管对经济发展的提升效果相对较弱,这说明,乡财县管不宜“一刀切”地实行。

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通过估值、收入和现金流机制,追逐收益机制以及中央银行沟通和反应机制等渠道增加银行风险承担,通过风险转移机制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从而导致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本文使用面板阈值模型,基于我国银行业数据研究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即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取决于货币政策基准利率偏离泰勒规则利率的程度。当这种偏离小于门限值时,宽松货币政策会增加银行风险承担;当这种偏离大于门限值时,宽松货币政策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本文研究对更好地理解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及金融稳定的影响有一定参考意义。

本文在一个市场渗透率内生决定的框架中讨论汇率波动对出口稳定的影响。基于包含企业异质性的理论分析,发现汇率波动会影响出口在不同企业之间的重新配置以及企业在出口市场的进入退出决策。平均来看,汇率波动会引起企业出口金额的下降以及更多(少)地退出(进入)市场。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其他企业,汇率波动对企业出口的负向影响对中间品进口更少以及小规模出口企业更明显,而中间品进口可以对冲汇率波动的负向作用。本文使用我国海关进出口交易数据对汇率波动如何影响出口稳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了理论部分提出的假说。本文的政策性含义是,只要企业能够更加深度并优化对国际分工和全球供应链的参与,汇率弹性增强并不会对其出口带来更大的汇率风险。

发展低碳产业有助于促进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但调控政策力度不够或“用力过猛”都难以达到好的效果。本文建立包含高碳企业和低碳企业的E-DSGE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低碳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差异化能源结构的背景下,针对不同调控力度的绿色信贷政策进行福利分析,讨论政策的最优度,推动能源结构有序调整。结果显示:在长期中,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是利国利民的必然选择,绿色信贷政策可以促进低碳产业发展,但短期内如果超过政策的最优度,可能导致总产出下降,降低居民消费和就业率。建议继续通过绿色信贷政策引导降低煤电占比、鼓励低碳产业发展;关注调控政策的最优度,充分发挥绿色信贷政策的引导作用,防止短期内出现经济失衡。

如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结构性调节功能并促进企业有序运营与健康发展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金融领域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其在微观层面如何影响实体经济运行引起了高度关注。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诠释了利率市场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金融化进而降低企业营运风险的逻辑关系。为识别利率市场化与企业营运风险之间的因果效应,本文以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10月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限和2013年7月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限为外生冲击,基于融资约束差异构造准自然实验为上述理论推断提供经验证据。特别地,利率市场化每增加1单位标准差,企业营运风险平均约下降样本标准差的2.39%。异质性分析表明,利率市场化对企业营运风险的抑制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行业竞争程度较高、投资机会较多的企业中尤为明显。本文研究对于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已有丰富的文献考察了消费信贷对家庭消费和投资行为的影响,但少有研究关注其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对于人力资本积累、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考察了信用卡使用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主要发现如下:信用卡使用显著增加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且这一效应具有长期动态影响并对城市、高收入、高教育程度家庭影响更为显著,这意味着信用卡消费信贷可能会增加人力资本不平等。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会增加劳动力供给来应对人力资本支出的增加。机制分析表明,信用卡使用主要通过增加家庭消费投资、促进消费升级、缓解家庭预算约束三种途径促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引导消费信贷流向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领域,可助力于消费升级与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投资者教育是保障资本市场平稳运行、良性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资本市场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本文利用20000多份全国公募基金个人投资者调查数据,分析了投资者教育对基金投资收益的影响,并基于行为金融学框架探究了其背后的作用机制。以往文献研究表明,金融知识水平对投资收益会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研究发现,获取金融知识的渠道也会影响投资收益。相对于自己学习金融知识、相关工作经验累积金融知识、向亲戚朋友学习金融知识,投资者教育(如参加金融机构的投资教育活动、接受金融经济类课程或培训)更有助于投资者缓解趋势追逐、频繁交易、处置效应等交易行为偏差,从而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进一步分析表明,投资者教育通过提高“理性程度”来提升基金投资盈利概率、投资总收益率和年均收益率的中介效应分别为19.41%、17.09%和12.75%。此外,不同群体参与投资者教育的积极性和受教育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投资者教育要更多采取“分类教育”的形式。本文研究对进一步加强投资者教育、更好地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并购重组中基于内幕信息的知情交易行为既是监管重点,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06—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事件为样本,考察并购重组前的知情交易行为对并购公告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并购重组前的知情交易行为引发了主并公司股价的提前反应,从而降低了并购公告时的市场反应,这一现象是由内幕信息泄露引起,且内幕信息主要来源于包括员工在内的公司内部人,而非机构投资者。进一步分析表明,改善信息环境可以有效缓解并购重组的信息泄露问题,体现为知情购买交易的信息泄露效应受到分析师跟踪、审计质量和问询函制度的有效制约。本文研究深化了现有的并购重组内幕交易行为研究,为实施精准监管和防范内幕交易等政策提供了一定参考和依据。

在推进并购市场契约创新背景下,研究业绩对赌协议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构建了并购双方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上的理论效用模型,并以2006—2020年收购方为上市公司的资产收购为样本,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业绩对赌协议中对未来承诺期限规定越严格,溢价规模越大,且业绩对赌相对规模与溢价呈倒U形关系;第二,通过在模型中引入股价异常回报情况,发现业绩对赌协议和市场反应之间为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验证了并购溢价在两者关系中的中间遮掩效用和门槛效用;第三,进一步研究发现,并购溢价会对合约细节与对赌结果、市场反应与对赌结果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本文研究有助于企业避免由过度保护、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估值溢价偏差,进而合理利用并购溢价和协议细节调动市场投资者的积极情绪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