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账户负向冲击及引发的宏观变量联动性通常对各经济体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构成挑战。本文构建了融入经常账户冲击的小型开放经济DSGE模型,比较了采取不同资本账户管理工具(数量型和价格型)情景下,央行执行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盯住CPI通胀泰勒规则、盯住PPI通胀泰勒规则下,经常账户负向冲击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异质性影响及传导机制,并进行了福利分析。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经常账户负向冲击将对本国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构成一定影响;第二,资本账户管理可以成为缓冲经常账户负向冲击的防火墙,价格型资本账户管理工具与盯住PPI通胀泰勒规则相结合造成的福利损失较小;第三,经常账户贸易端与收益端双重负向冲击对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更大,但公众预期到的经常账户恶化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将有所减弱。本文认为,转型经济体央行应倾向于执行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最优货币政策应在稳定价格水平与缓释风险方面进行权衡,适度降低对名义汇率的关注度,稳慎推进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并可优先选择价格型资本账户管理工具。

本文利用手工整理的我国中期借贷便利的数量和利率数据,匹配2014-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中期借贷便利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中期借贷便利利率的适度下降显著降低了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中期借贷便利政策对投机交易活跃、融资约束较强、税收负担较重、地区金融化水平较低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其作用机理在于,中期借贷便利利率适度下降,会引导银行贷款利率适度下降,从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保障企业中长期流动性合理供给,提高企业投资水平,缓解企业“脱实向虚”。本文从企业金融化角度分析了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有助于厘清货币政策改革创新产生的经济效应及作用机理,对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如何更好地进行总需求管理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本文基于2001—2019年上市公司年报中关于外汇衍生品的使用信息,研究发现,使用外汇衍生品的上市公司相比未使用的公司发起并购的概率更低,但并购的市场和经营绩效有所提高。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上市公司进行并购通常以企业自有资金进行现金支付,外汇衍生品的使用大幅降低了公司出于预防性动机而持有的现金,从而降低了公司发起并购的概率。此外,进行汇率风险对冲可避免公司因持有大量自由现金流而发生的过度投资行为,从而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效率。总体而言,使用外汇衍生品进行汇率风险对冲可使上市公司更注重并购质量而非并购数量,从而实现“少而精”的投资策略。本文研究对进一步厘清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的相关影响提供了一定参考。

本文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重污染企业和节能环保企业绿色创新的不同效应。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两类企业之间存在分化:政策能更有效提升节能环保企业的绿色创新,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从银行信贷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信贷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政策使重污染企业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提升的同时,促进了节能环保企业融资规模的增加。从企业绿色行为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重污染企业采用“低成本策略”,节能环保企业则采用“竞争优势策略”。绿色信贷政策的效应还受企业所有权性质、现金持有以及企业规模的影响,而竞争性的银行业结构和政府补助有助于发挥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对评估绿色信贷政策的经济效果,推动政策进一步精准发力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是否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优化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基于2013-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员工雇佣数据,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并分析其作用渠道。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的占比,即优化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且该效应在低融资约束企业、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东部地区更为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证实,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扩大了企业经营规模,进而促使企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经营效率,同时增加了高管和普通员工的工资。上述结论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技能偏向性特征,有助于企业劳动力结构转型升级。本文研究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深入理解企业劳动力结构升级变化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金融科技作为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引擎。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针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人的非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对上市公司借贷成本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非银行金融科技发展每提高10%,上市公司借贷成本平均下降1.6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结果同时受到“竞争压力”与“信息溢出”两种机制的作用:前者表现为在银行业竞争程度更高的地区,非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更能显著降低企业的借贷成本;后者表现为,非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同时也能降低商业银行业务及管理费用开支。本文探索金融科技如何影响上市公司融资成本,为金融科技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供了新的启示。

本文基于银行网点设立和家庭信贷选择的视角,研究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对城乡居民贷款可得性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根据我国2000—2018年县域经济、金融机构网点和CHIP2018家庭调查等数据,研究发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表现出良好的支农支小效果,缓解了农村地区信贷约束,比较而言,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表现相对偏弱。具体来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网点扩张提高了农村居民的贷款可得性,进而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研究为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提供了一定参考。

过度借贷是一个常见的非理性决策。近年来,网络借贷市场的激烈竞争降低了申请贷款门槛,导致金融素养较低的人群开始参与网络借贷,进一步加剧了过度借贷现象。本文采用实验室实验方法,给被试者提供本质上完全等价的贷款产品,同时外生地变化贷款成本形式(绝对数值形式的利息相比于百分数形式的利率、单期利率相比于多期复利),研究贷款成本的展示形式对贷款意愿是否存在影响。结果表明,相比于月利率,展示月利息使得被试者的贷款接受率显著上升21.3个百分点;相比于年化复利,展示月利率使得被试者的贷款接受率显著上升7.91个百分点。这两种框架效应可分别由金融素养的知识层面和思维层面所解释。本文对网络小额贷款场景下的过度借贷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贷款成本的框架效应,并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对此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本文研究结论提示,加强金融教育和制定相关法规双措并举,有助于人们做出更审慎的贷款决策。

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定价有效性关系到投资者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等功能的实现。本文对国际前沿研究中常用的定价因子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并对这些因子对我国商品期货合约收益率的解释和预测能力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适用于我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包含市场、基差以及基差动量的三因子定价模型。进一步研究表明,基于大宗商品存储理论和现货存货数据构建的投资组合收益率可以被本文三因子模型有效解释,验证了经典的存储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此外,本文对基差与基差动量两个重要因子的经济学意义进行了阐释。本文研究为进一步厘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定价机制提供了一定参考。

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创造力与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创造力越强,其违约风险越低。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2)自由现金流量创造力越强的企业往往有更低的债务规模、更高的资产收益率和更低的股票波动,因而其违约风险更低。(3)自由现金流量创造力与违约风险的负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以及外部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本文发现意味着,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应重视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量创造力不足所带来的潜在债务违约风险,通过不断提高公司自由现金流量创造力,助力我国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基于200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代理问题及其估值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较低(高)时将会缓解(加剧)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从而使其估值上升(下降)。进一步分析显示,随着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的提高,上市公司的财务约束和财务困境水平先降后升,呈U形变化;与此同时,控股股东高股权质押比例降低了上市公司增量现金的边际价值,增加了其审计费用和违规频次。从企业异质性来看,国企子样本中上述关系大多不显著。本文研究对进一步理解股权质押的内在运行机制和经济后果有一定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