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出现了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现象,但有关中国的研究尚缺乏共识。本文基于实证和理论分析,系统研究了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问题。首先,结合货币政策冲击和月度SVAR框架,发现通胀的响应程度在2010年后大幅下降。由于证据显示总需求曲线并未平坦化,因此通胀响应弱化可解读为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数据显示,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与生产率增长放缓同时发生,因此,本文在标准DSGE模型中引入纵向内生增长渠道,该渠道基于研发投入和知识资本积累,从而使生产率内生于经济周期。研究发现:(1)内生增长渠道放大了需求冲击对产出的影响,但缩小了需求冲击对通胀的影响;(2)内生增长渠道改变通胀和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但不改变边际成本向通胀的传导。分段估计显示,2010年后,通胀和增长的关系弱化是边际成本传导变弱和内生增长渠道变强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由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中央银行应继续坚持稳增长和就业优先战略,关注但不必过于担心由此引发的通胀压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M2供给增幅远高于CPI上涨幅度,这一现象被学界称为“货币失踪之谜”。本文构建了一个两部门新凯恩斯货币模型来研究这一问题。当外部需求下降后,央行降低利率以提振经济,房地产部门和非房地产部门同时扩张。由于住房属于耐用消费品,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其需求对利率变化更敏感。利率下降后,住房需求相对普通消费品需求上升更多。因为存在土地市场分割,商住用地供给弹性较小,住房需求上升导致商住用地价格上升较多,地价上涨提升了房地产企业的抵押融资能力,房地产部门进一步扩张。普通消费品需求对利率反应小,需求较弱导致工业用地价格上升幅度较小,非房地产部门抵押融资能力小幅提升。因此,非房地产部门产出和CPI只温和扩张。Ramsey最优货币政策模拟表明,只有实现了房地产部门与非房地产部门均衡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很多资本高度密集的大型国有企业,需要大量资金维持生产运营,若无法获得足够的银行贷款以致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倒闭,极易引发动荡。本文研究发现,在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下,为确保“重要而不能倒”的国有企业获得足够的银行贷款而不破产倒闭,不适合采用放开银行准入以促使银行竞争的方式,反而应限制银行准入,控制银行数量。原因在于,放开银行准入增加的仅是中小银行,其资金动员能力有限,与国有企业的规模特性不相匹配,更重要的是,大量中小银行进入会分流大银行的存款,降低大银行的资金动员及服务国有企业的能力,导致国有企业的贷款成本和破产风险因此而上升。本文指出,一个国家的银行业结构内生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限制银行准入的政策安排通过在金融方面支持国有企业,在改革初期起到了维护国防安全、保障国计民生和维持社会经济稳定的作用,为平稳推动改革创造了条件。

本文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和区分中国贸易方式的投入产出表,测算了高度细化的企业投入服务化指标,进而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业融合”的影响。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企业的服务增加值率,然而这一促进效应更多是通过推动企业使用国外服务、抑制企业使用国内服务实现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两业融合”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从作用机制看,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两业融合”的影响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延长生产链条和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而人力资本投资则存在一定的负向替代作用。最后,本文还讨论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两业融合”中的“要素替代效应”和“行业扩散效应”。本文结论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两业融合”的影响并非是“局部性”的,有必要统筹协调相关政策和制度,更好地促进现代产业体系的加快构建和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下,工业企业碳减排约束逐步趋强,有必要将碳要素相关风险纳入信用评级,合理区分不同企业信用风险水平。本文基于金融稳定视角提出一套碳减排约束下工业企业信用评级方法,即在评估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同时,兼顾企业资金偿付能力,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平衡。研究表明:一是评级过程不仅关注企业自身信用风险水平的纵向比较,同时考虑企业间、企业与银行系统间信用风险传染效应以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基于系统重要性工业企业的信用等级将全体工业企业划分至四类等级区间,进而将九分类等级划分问题转化为二分类问题,规避等级划分的“组合爆炸”困扰;三是基于“小范围遍历+序列前向选择算法”搜索不同等级间最优临界样本,既避免评级虚高给商业银行带来信贷损失,也不会因评级过低阻碍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本文可为商业银行有效预警低碳转型风险、制定绿色信贷决策提供一定参考。

居民部门债务的快速增长和过度累积可能导致经济体系产生潜在的金融风险。本文以2011-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了综合衡量家庭偿债能力的指标,并根据宏观层面的不良贷款率对该指标进行校准。进一步地,本文基于衡量结果分析了我国家庭偿债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2011-2017年期间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现阶段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变动状况存在明显的人群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应警惕居民部门杠杆率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关注低收入家庭的偿债风险。第二,购房预期收益上升使家庭产生加杠杆行为,导致家庭过度负债从而使家庭偿债能力进一步恶化。本研究对我国居民部门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有一定启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教育备受关注。然而,学术界对于其效果并未达成共识。本文选取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2012年调查数据,辅助以CHFS2015年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工具变量法(IV)等模型实证考察了金融教育对我国居民金融行为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相对于未接受过金融教育的家庭,接受过金融教育家庭资产组合的分散化程度更佳、夏普比率更高;他们更有可能制定理财规划,且制定理财规划的年限更长;当权益受损时,他们更懂得寻求帮助。进一步地,随着社会互动水平的提高,金融教育的优化效果会更大。因此,在构建现代金融体系背景下,应扎实推进金融教育普及工作,全面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同时,针对群体互动特征实施更加多样化的金融教育方案,不断强化金融教育的总体效果。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在考虑商业保险“保障”和“投资”双重属性的前提下,实证研究了乐观预期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结果发现,乐观预期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即户主乐观预期程度越高,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意愿越强。进一步区分保障型商业保险和投资型商业保险,发现乐观预期对商业保险购买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对投资型商业保险的需求,对保障型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则不显著。更重要地,不同风险保障能力下乐观预期对商业保险购买存在异质性影响,家庭储蓄较多、社会保障覆盖较好以及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家庭,乐观预期对商业保险购买的积极影响更大。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从预期视角理解商业保险市场的“有限参与”之谜,也为提升家庭风险保障和财富增值能力提供了借鉴。

从制度设计上打破市场分割、促进市场整合,对提高市场效率、促进经济有序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商品期货上市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商品期货上市交易对现货商品市场价格整合的影响。研究发现,现货商品市场价格整合程度在相应商品期货上市后显著提升,这是因为商品期货上市显著地促进了价格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传导,且这种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价格信息传导比较顺畅的地区。此外,商品期货上市提高了现货商品市场价格同步性,缓解了现货商品价格信息滞后程度,降低了现货商品交易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商品期货市场的交易信息质量越高,越有利于提高现货商品市场的整合程度。本研究为当前我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一定参考。

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数量增加对非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数量增加能够促进相关非上市公司创新。机制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数量对非上市公司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相对严重的非上市公司中更明显,上市公司创新活动、分析师关注和高质量审计能够强化上述促进作用,表明上市公司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加知识传播和信息披露,进而促进非上市公司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更多的地区劳动力供给、较高的地区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市场化程度也能够强化上市公司数量增加对非上市公司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深化了股票市场发展溢出效应方面的研究。

本文基于2020年8月24日创业板涨跌幅限制由10%扩大到20%这一政策变化建立准自然实验,从市场层面与公司事件层面探讨交易限制放宽的外生冲击下市场定价效率的变化。研究发现,涨跌幅限制放宽政策实施后,股票价格能更灵敏地反映公开市场信息,更多地包含公司层面特质信息,整体市场定价效率显著提升。进一步研究表明,涨跌幅限制放宽有效缓解了交易干扰问题,避免了过度交易行为延后,缓解了波动性外溢与价格发现延迟。异质性分析表明,无论是市场层面定价效率改善,还是事件层面波动性外溢、价格发现推迟与交易干扰问题的缓解,均在低信息透明度公司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发现为验证涨跌幅限制会抑制股票市场定价效率的理论提供了直接经验证据,同时为推广完善市场化交易制度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