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是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2007年至2019年29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社会信用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影响。我们发现:(1)社会信用下滑会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提高和融资成本上升。(2)社会信用通过影响市场金融资源供给和政府债务需求进而影响隐性债务规模与融资成本,但上述机制在有无“刚兑信仰”情境下存在差异。(3)对比新《预算法》和“43号文”出台前后社会信用对隐性债务影响的异质性发现,债务管制显著提高了融资平台的市场化程度。虽然政策前期金融市场更多呈现出一种观望态度,但违约事件打破了金融市场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刚兑信仰”,隐性债务发行受到的市场约束力度显著增强。本文对更好地认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理解当前债务治理措施的有效性以及未来如何通过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具有启示意义。

商业银行通过布局金融科技进行的金融服务创新,已成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手工搜集2005—2019年323家商业银行与科技企业战略合作的数据,研究银行布局金融科技如何影响其信贷风险与经营绩效。结果表明:(1)银行布局金融科技战略能降低银行信贷风险,提高银行经营绩效;(2)银行布局金融科技通过提高其自身创新能力与竞争力从而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水平;(3)银行布局金融科技,通过降低信贷风险、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提高运营管理能力与拓展中间业务这四个渠道提高了银行经营绩效;(4)全国性银行发展金融科技使其信贷风险水平得到降低,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通过布局金融科技降低信贷风险的效果更强。同时,信用贷款比重越高的银行通过发展金融科技降低信贷风险、提高经营绩效的效果更加明显。本文研究有助于理解商业银行顺势而为所进行的金融科技布局的微观经济后果,也为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深化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认识,对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4—2018年期间281家中国地方性商业银行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极端气候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极端强降水气候显著提升了银行风险承担,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气候对银行风险承担不存在明显影响。极端强降水主要通过给银行信贷主体带来经济损失,影响违约概率和银行信贷资产质量,进而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提高灾前的保险保障水平、强化碳减排机制以及确保银行资本的充足性均有利于弱化极端气候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相较于以地级和省会城市工商业和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地方性商业银行,极端强降水对以“三农”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县域地方性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更大。因此,提升商业银行应对极端气候风险意识,提高气候灾害保险保障水平,强化碳减排机制和银行资本充足管理,均有利于降低极端气候对银行风险的影响。

促进消费对我国稳定经济增长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地级市层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时间差异,运用双重差分法估计了大病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大病保险使家庭人均消费显著增长了约6%。使用了事件分析法、置换检验、改变回归样本和控制变量等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仍保持一致,且这一效果在期初住院率高、储蓄率高以及收入较高的家庭中更明显。进一步地,本文检验了大病保险对居民消费的三种可能影响渠道,发现降低家庭对未来医疗支出风险的预期是大病保险促进家庭非医疗消费进而影响家庭总消费的主要渠道,印证了我国居民对高额医疗支出的担忧是影响消费意愿的重要因素。本文研究对于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和促进居民消费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提升家庭相对收入并降低家庭脆弱性值得深入研究。基于宏微观匹配数据,本文从相对收入及脆弱性视角考察了数字金融的增收效应及其微观作用机理,并分析了多维“鸿沟”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尤其是使用深度的提升,有利于提升家庭相对收入水平、降低脆弱性。微观作用机制在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家庭金融可得性和使用性,并促进潜在投资行为和就业创业活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虽然体现了普惠特征,但并未明显打破空间限制,对城镇等发达地区及具有数字设备、受过金融教育等家庭的相对收入及脆弱性展现出更强的作用;对贫困户、无数字设备等家庭的相对收入作用不显著,充分体现了破除多维“鸿沟”的紧迫性。本文为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家庭脆弱性的政策提供了参考。

智能制造已成为各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以及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制高点。本文以中国智能制造示范项目的推广为准自然事件,研究智能制造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结果发现:智能制造的推广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表明智能制造可以赋能企业创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机制分析发现,智能制造主要通过信息渠道、人力资本渠道以及资金渠道三条路径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对企业创新结构解析发现,智能制造可以优化企业创新结构,提高企业创新质量。异质性因素分析发现,当企业规模较大、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劳动力较密集、所属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以及位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地区时,智能制造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价值效应分析发现,智能制造赋能企业创新最终可带来企业当期以及未来业绩的提升,具有长期价值提升功能。本文为解读智能制造如何影响企业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企业实施智能制造并实现转型升级具有一定启示。

本文以地方人才引进政策的颁布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人才引进政策对当地公司人力资本的影响,以检验人才引进政策在微观层面的经济后果。结果发现,地方人才引进政策显著改善了当地公司的人力资本水平;在小城市、竞争性行业、大规模和声誉好的公司中,地方人才引进政策对提高公司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更强。效率检验表明,地方人才引进政策显著提高了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但同时也发现,地方人才引进政策降低了公司的薪酬激励和高管流动率,揭示了公司为顺利执行人才引进政策,可能通过弱化激励机制来安抚老员工,导致公司在薪酬治理方面存在局部的效率损失。本文验证了地方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效果,揭示了该政策影响公司行为的作用机制,为政策后续执行提供了一定参考。

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是当前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关键路径,如何实现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分工完善和人才市场化配置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本文以高铁开通为冲击,研究不同规模城市中新兴产业公司雇员流动的虹吸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之后,新兴产业公司的雇员流动因城市大小出现分化,新兴产业公司在大城市更容易获得雇员,而在小城市则更难,表明新兴产业的雇员流动在高铁开通后存在城市群内更为市场化配置的虹吸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小城市的雇员流出源自高铁开通后更容易获得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和缓解其高房价压力,但并不受大城市高工资影响;虹吸效应存在空间限制,主要存在于距离大城市2小时高铁圈的小城市内。本文表明以高铁连通为典型的城市群一体化进程对不同规模城市的新兴产业成长具有差异化影响,这不仅对产业分工和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研究作出补充,也对因地制宜推进区域间协调发展提供了参考。

本文以《物权法》出台为标志的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为准自然实验情境,考察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对企业劳动力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固定资产占比较高企业,固定资产占比较低企业在改革后高技能劳动力增长显著更多、高技能员工在全体员工中占比显著提高。机制检验表明,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通过加大企业的先进机器设备投资及研发活动进而影响了劳动力结构,特别是对改革前信贷可获得性较低或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更明显,这使担保物权制度改革、资本技能互补及企业劳动力结构间的逻辑关系得以进一步增强。横截面差异检验发现,法律制度环境较差地区企业以及成长机会较高企业,其劳动力结构更可能受《物权法》影响。最后,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劳动力结构的改变能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及盈利能力。本文从劳动力结构视角为识别《物权法》实施后果提供了证据支持,对于理解法律制度建设的经济效益、破解我国劳动力市场难题具有启示意义。

提高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是注册制推行的重要目标之一,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构建了多期倍分法(DID)模型,探究了科创板(试点注册制)公司信息披露对同行业公司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科创板公司信息披露会促使同行业公司提高研发投入,且该效应随着信息披露内容的丰富、精确度的增加而有所提高。机制分析表明,该溢出效应源自信息不确定性的降低和竞争压力的产生。同时,创板信息披露提高了同行业公司管理层对创新的认知程度以及增加了媒体关注度,进而促进公司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同行业公司研发投入受到正向溢出效应影响的同时,固定资产投入有所降低,投资结构的改变最终导致投资效率提升,显著抑制了过度投资。本文为强制性信息披露的溢出效应研究提供了因果证据,也为注册制改革政策效果的全面评估提供了支持。

巨额商誉减值风险是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诱因之一。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抑制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风险。分类来看,相比非独立机构投资者,以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及QFII为代表的独立性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商誉减值风险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通过提供并购前咨询服务和改善公司并购后绩效来抑制商誉减值风险。本文研究揭示了机构投资者发挥了有效的监督治理功能,对防范商誉减值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