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与传统分析方法不同,本文运用利率衍生品价格数据来识别中国货币政策冲击,利用工具变量局部投影法获得货币政策冲击对微观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动态效应呈现出更丰富的信息: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有显著驱动效应,效应大小表现出先升后降趋势,在冲击发生一年半后达到峰值。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冲击会导致企业货币资金占比在短期内显著减少,而在中长期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冲击使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在短期内都更有利可图,所以在短期内企业倾向于减少货币资金占比,增加非货币金融资产投资和实业投资;政策冲击在中长期对企业资产收益率的提升作用消退,盈余效应使企业在中长期的金融资产占比提高,表现出一定的“宿醉效应”。

头部企业为什么能打破市场均衡而将生产率优势转化为工资租？理论分析表明,市场份额越大,雇主与雇员之间越易达成“秘密握手协议”,即通过联合来操纵劳动供给,以抬高人均生产率并进行分割。在这一过程中,员工分割比例虽有所下降,但不足以抵消人均生产率上升的影响,进而产生工资租。以上市公司为例,市场份额位于前10%的头部企业,人均生产率对工资的传递力度仅比市场份额位于中位值附近的企业低4%,但人均生产率却高出40%以上,直接导致了较高的工资优势。进一步借鉴Blanchard and Summers(1986)的方法进行检验,发现头部企业确实存在更明显的“合谋”迹象,程度比中位值附近的企业高出近一倍。“秘密握手协议”的本质是通过限制劳动力流动阻碍工资均等化,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仅要反产品市场垄断,也要防范不合理攫取生产率红利的行为。

近年来与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合作推出存款产品一度成为部分中小银行吸收存款的重要手段,监管部门对此高度关注并出台监管措施,但相关的学术研究较为匮乏。本文基于国内上市银行2012—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开展第三方合作存款业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考察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开展该业务显著提高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表现为加权风险资产的扩张及高风险行业信贷资产配置的提升。机制研究表明,合作银行的储蓄存款规模显著扩张,流动性资金的过快增长刺激银行信贷向高利率贷款、高风险行业倾斜。本文研究对完善互联网存款监管,防控商业银行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的高储蓄问题由来已久,降低家庭储蓄率、提高消费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移动支付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移动支付显著降低了家庭储蓄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流动性约束、信贷约束和扩大社会网络是移动支付降低家庭储蓄率的主要途径。此外,移动支付显著降低家庭为应对健康风险、医疗风险、失业风险、收入风险等不确定性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地区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西部地区、四五线城市、农村地区更大。家庭特征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农业户口家庭、中低收入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中效果更加突出。本文研究为理解中国高储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业也因此迎来变革。本文基于2014年至2019年我国县级行政区数据,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减缓了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实体网点的扩张势头,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上,并主要影响这两类银行的基层机构。同时,我们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加快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转型和网点退出,但对国有“六大行”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影响效果会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提高和地区金融可得性增加而增强,但随着在位银行的市场势力提升而下降。本文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银行业的变迁提供了一定参考。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教育财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微观层面的家庭教育支出数据与教育财政数据匹配,基于教育投入产出框架,考察了2009—2017年我国政府和家庭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政府和家庭教育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校内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度以及校内、校外教育特征差异是影响两者之间替代弹性的重要因素。我们发现,对校外教育市场的管制可有效降低政府和家庭教育投入间的互补性,这对我国教育财政如何实现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及家庭支出减负两大目标的相容具有一定启示。

科学评估气候风险的经济影响是管理气候风险的第一步。本文利用气象站数据和各地区农业经济数据,实证分析了气候风险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该影响的异质性和相关机制。结果显示,气候风险较高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要显著慢于其它地区,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下以及不同衡量变量下都保持一致。异质性分析表明,气候风险对同一地理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地区的影响更加显著;对农业保险保障水平较高或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地区的影响则较小,说明农业保险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气候风险对农业经济的负面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从农业投入和产出关系来看,气候风险直接作用于农业经济产出,而非通过影响投入再作用于产出;从气候风险和自然灾害关系来看,气候风险会通过增加自然灾害严重程度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也会直接对农业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本文研究为管理气候风险、促进现代农业经济发展和保障粮食供给安全提供了有益启示。

本文以手工收集的2019年7月至2020年12月所有申报科创板上市的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企业层面五大维度数十个因素对我国科技企业融资的预测效果,通过传统的OLS和机器学习降维排序方法,为科创板增量改革的实践效果提供了直接证据。研究发现:企业能否在科创板上市方面,企业研发水平、成长性和公司治理水平这三类反映企业未来发展潜力的特征占据主导作用,且研发水平最为关键,盈利的重要性最低;在众多研发变量中,企业研发人员人数占总人数比最为重要;企业能否在科创板上市和上市后二级市场表现的变量重要性排序各不相同,甚至相反;公司治理方面,国有股份占比的重要性强于其他治理机制。结合研究结论,本文从重视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构建科研人才队伍培育和激励机制以及统筹考虑上市后的市场表现等角度,为科创企业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研究了社会信任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社会信任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相关关系在融资约束越强以及代理冲突更严重的企业中更显著。同时,随着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加大,社会信任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此外,社会信任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改善主要表现为降低劳动投资不足,且对雇佣不足与解雇过度两个方面都存在抑制作用。本文丰富了社会信任的经济后果和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揭示社会信任在企业劳动投资中的作用以及提高劳动投资效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放松市场准入的制度改革对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并最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法,检验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为代表的市场准入制度改革能否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结果表明:(1)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2)竞争公平性与充分性的提高、交易费用的降低是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作用机制;(3)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实施后,内部治理水平较低企业的投资动机被强化,融资约束较低企业的投资能力更强,因而企业投资效率更高;(4)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经营业绩与地区经济发展。本文从企业投资效率角度检验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政策效应,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公募基金是我国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分析其投资逻辑对理解机构投资者行为和公募基金的选择至关重要。基于2005年至2019年主动管理偏股型开放式基金数据,本文检验了公募基金对A股市场87个异象因子的挖掘。为解决因子维度过大问题,本文采用非参方法从87个异象因子中提取有效信息的综合指标A-Score,并根据基金持仓构建基金的异象投资指标AIM(Anomalies Investing Measure)。结果显示:(1)中国公募基金挖掘了市场异象;(2)利用AIM可以选择表现更好的基金,并能获得0.45%的月度多空组合收益;(3)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风格选择能力和风控能力是其挖掘异象收益的主要来源;(4)异象挖掘可以为基金带来长期资金流,同时也缓和了市场的错误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