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持续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减排技术内生化,建立带有环境约束并包含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绿色金融通过支持绿色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制。这一理论得到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中介效应分析的支持。本文为绿色金融的经济学建模提供了新的思路,推进了绿色金融的“功能”理论,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绿色创新渠道”,这意味着绿色金融不限于对少数清洁行业的支持,针对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内部环保技术升级的金融服务也至关重要,是未来绿色金融政策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市群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本文基于2008-2018年我国271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地方政府债务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渠道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的地方政府债务能够促进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该结论不随模型设定、代理变量、估计方法更改而发生变化。(2)从时间维度上看,基础设施的服务期限较长,因此地方政府债务对邻近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时间累加,即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3)从空间维度上看,我国省际间存在市场分割,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的空间溢出效应省内强于省外。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务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存在于东部发达区域。(4)机制研究发现,基础设施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具有正外部性,在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提升区域内互联性,促进了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本文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发行应同时考量本地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区域差异;此外,制定地方债务相关政策时应在稳增长(同时考虑本地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增长)和防风险之间寻求平衡。

本文以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2001-2020年的动态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不同实体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及作用机制。通过构造金融稳定指数,进一步论证金融稳定对实体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实体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不同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有所不同。机制检验发现,居民杠杆、企业杠杆和政府杠杆分别通过“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渠道影响经济增长;金融稳定性的提升能够正向调节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高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上述结论对我国经济增长和杠杆调控具有一定政策启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部门杠杆异质性,细化实体杠杆的调控方向,进一步优化杠杆结构,以期实现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双重目标下的动态平衡。

行政区划壁垒是阻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首先分析了行政区划壁垒对省际交界地带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两种效应——边界跳跃效应和边界洼地效应,接着利用栅格级别夜间灯光亮度和公共品提供数据,对两种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省际交界地带不存在显著的边界跳跃效应,紧邻省界两侧的地带在经济发展和公共品提供水平上都高度接近;第二,省际交界地带存在明显的边界洼地效应,越靠近省界的地区,经济发展和公共品提供水平越滞后,这一效应在距离省界20公里的范围内尤为明显。边界洼地效应的存在导致省内核心地带的经济发展难以辐射到边界地带,也可以作为边界跳跃效应不存在的原因。本文研究表明,进一步打破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界线的分割式治理体系,不仅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与平衡发展,也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

本文利用2002-2018年期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贸易开放对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来看,贸易开放显著促进了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经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这一结论是成立的。(2)贸易开放主要通过促进子代教育、职业向上流动显著提高代际收入流动,但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提高子代个人努力程度的两个机制作用不显著。(3)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男性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对女性子代的影响不显著,与此同时,还具有明显的“弱势群体”特点,显著提高了受教育水平较低子代、低收入家庭子代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助于这类子代跳出“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本文研究提示贸易开放提高了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在继续提高贸易开放水平的同时,应进一步重视提高低收入家庭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关注女性子代的收入问题。

本文采用基于条件分位数的溢出指数方法,研究了不同冲击规模及方向下政策连续性的跨国溢出,考察相较于中间状态,极端上升与下降状态下的溢出变化及两者之间的非对称溢出效应,并构建相对溢入溢出指数,研究极端冲击对不同国家方向性溢出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政策连续性的总溢出以及各国溢入水平在不同条件分位数下呈U形结构,冲击规模对总溢出及各国溢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在极端状态下,总溢出和大部分国家方向性溢出水平较中间状态显著提升,并且极端上升与下降状态具有非对称的溢出效应。其中,总溢出在极端下降状态涨幅更大,各国的溢出比溢入在两种极端状态下表现出更强烈的非对称性。(3)极端冲击的影响具有国别异质性,中国的方向性溢出水平大幅上升,对发达国家的左尾定向溢出加强,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本文研究不仅对极端状态下保持经济系统稳定具有启示意义,也可为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实证支持。

本文采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研究在我国数字化和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被诈骗情况的主要特征以及在不同维度的差异,并进一步挖掘其影响因素,探讨互联网使用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主要发现如下:第一,虽然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群体更容易成为诈骗目标,但被诈骗者接触后,相对脆弱的老年人群体更容易实际受骗,高达30%的老人在被诈骗接触后会实际遭受损失;第二,本文构造的防骗能力指数显示,经济欠发达省份的老年人防骗能力明显更低;第三,互联网的使用同时具有“曝露效应”和“学习效应”;第四,个体认知能力以及当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是影响老年人是否实际被骗及损失大小的关键因素。最后,从异质性的角度看,使用数字技术的正面“学习效应”对信息相对匮乏的农村和女性老年人作用更大,超过了负面的“曝露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对女性老年人的助力作用更为明显,但在农村地区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8年的数据,测算了企业价值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汇率敏感性(企业价值对汇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对企业贷款利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汇率敏感性与企业贷款利率之间显著正相关,且这种关系在拥有境外收入、境外投资和使用外汇衍生品的公司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存在密切银企关系、较大的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以及抵押品价值较低的企业,汇率敏感性与贷款利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贷款利率将会更加显著地反映企业的汇率敏感性特征。这种效应对于存在海外业务、银行更了解借款公司信息,以及违约可能性更高的公司更加明显。本文研究对于增强我国企业应对汇率风险能力,完善金融机构风险定价能力,引导金融机构服务实体企业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本文采用Logit回归模型以及随机森林模型、梯度提升模型等前沿机器学习方法,深入考察系统性风险指标对我国企业财务危机的预测能力。结果表明,系统性风险对中下游企业的财务危机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而基于因子分析构建的系统性风险指标,结合随机森林模型可取得更好的预测效果。本文进一步区分财务危机的不同成因并发现,基于随机森林模型和Logit回归模型的预测框架能够对我国大多数财务危机事件进行有效预警。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上市企业监管提出相关建议,从而为完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提供一定参考。

本文结合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形成机制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特征事实,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视角探究银行竞争如何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以2003—2019年中国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发现,银行竞争能够显著降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进一步以放松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为标志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法的计量结果为识别银行竞争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效应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机制分析发现,银行业竞争通过弱化“信贷扭曲”和“监管套利”两个维度的作用机制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异质性分析表明,银行竞争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较高和投资机会较少的样本中尤为明显。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建设的日益完善,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活跃度得到显著提升,企业如何应对被并购压力成为值得关注的议题。本文研究企业是否会选择发明专利公开时点来应对被并购压力。研究发现,当被并购压力增大时,上市公司会越早公开专利。这是因为专利提前公开能够提升公司股票的异常回报,从而降低企业成为被并购目标的可能性或提高企业可获得的并购溢价。异质性分析发现:(1)被并购压力增大时,既有分析师关注度和风险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越可能提前公开专利;(2)企业更可能选择技术成熟、质量较高的专利进行公开;(3)其他替代策略的存在会削弱被并购压力对专利提前公开的影响。在使用工具变量、行业并购政策变化和举牌事件作为外生冲击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后,结果仍然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