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构建包含范式转变特征的DSGE模型,对通胀目标调整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政策可信度如何影响这一结构转变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通胀目标调整过程中政策可信度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调控效应。本文分析得到:在政策当局做出政策目标调整后,如果市场预期这一政策可信,那么主要经济变量将会在政策调整期内达到目标均衡水平;反之,如果市场预期这一政策不可信,那么市场预期和政策目标之间的分歧将使得主要经济变量偏离目标均衡水平,导致政策调整无法实现其既定目标。同时,政策可信度不仅有助于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还能降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经济波动,具有较好的宏观调控效应,从而降低政策实施成本。特别是,政策可信度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这一稳定效应在中长期内更为明显。本文分析为理解经济结构性转变过程中的政策信用和预期管理等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

在经济发展新阶段,货币政策如何更好地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双重目标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高杠杆特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状态依存的局部投影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正常时期与高杠杆时期货币政策效果显著不同。正常时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宽松货币政策冲击能够较好地促进经济扩张并保证宏观杠杆率稳定,从而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在高杠杆时期,宽松货币政策的“稳增长”效果显著弱于正常时期,而且还会推高宏观杠杆率,从而也难以实现“稳杠杆”目标。原因在于,高杠杆下更多的负债主体因偿债压力陷入“借新还旧”状态中,阻塞了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降低了政策调控效率。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深层次难题,本文以中国2002年外资管制放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研究外资开放政策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外资开放有效提升了同行业内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生产效率、出口扩张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外资开放影响内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渠道。外资开放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吸收能力强的企业以及沿海地区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大,并且地区制度环境增强了外资开放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此外,内资企业除了获得行业内外资进入的水平溢出效应之外,还分别从上游和下游行业的外资进入中获得正向的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效应,进而显著提升了自身的产能利用率。最后,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外资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发现外资开放通过资源再配置渠道显著促进了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增长,进一步检验显示,外资开放一方面促进了市场份额从落后产能企业向相对优势产能企业的再配置,另一方面促进了落后产能企业的淘汰,进而提高了资源再配置效率并促进制造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本文从外资开放政策视角探究了产能过剩问题,对新常态下破解产能过剩困境、实现“去产能”政策目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本文通过建立包含异质性家庭、异质性厂商和金融机构的DSGE模型,分析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研究不同政策的选择和协调问题。研究发现,首先,由于政策的作用范围不同,不同政策会对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产生不同影响。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能够抑制住房需求和信贷供给,但也会抑制消费需求和产出;而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逆周期LTV政策和逆周期资本充足率政策在应对房价波动导致的金融稳定问题时更加有的放矢。其次,外生冲击的来源会影响政策的选择和协调——当经济波动来源于需求冲击时,固定LTV政策搭配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的宏观审慎政策、不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表现最优;当经济波动来源于供给冲击时,固定LTV政策搭配逆周期资本充足率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预期房价作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表现最优。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土地资产价格波动与流动性供给之间的关系。在本文模型中,土地兼具生产资本与抵押资产属性,银行贷款同时受到投资需求、抵押品价值与信贷额度的约束。本文主要结论是:(1)土地资产价格在低于一个由基础货币供给决定的临界值后,能影响企业的抵押品价值并反映投资需求变化,故而与存款货币流动性供给正相关。这也使土地资产价格变化与企业杠杆周期一致且具有“预期自我实现”特征。(2)基础货币供给能够通过影响土地的流动性价值的方式来引导土地资产价格,前提是央行可掌握土地资产价格外生变化的原因。(3)信贷资产证券化会提高存款货币供给与土地价格的关联度,但也会削弱基础货币供给对土地价格的引导能力。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土地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效果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联机制,为房地产调控政策提供启示。

本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房企为样本,首先基于SIM单指数分位数回归技术提出测量系统性风险的新指标SIM-CoVaR,并结合前沿的TENET网络模型,构造跨房地产企业风险动态传染的尾部风险网络,然后采用块模型探究房地产市场系统性风险溢出的聚类性、触发机制及传播路径,最后考察网络整体结构和宏观经济变量对房地产市场系统性风险溢出的影响。研究表明:(1)我国房地产企业间存在明显的系统性风险联动性和溢出效应,在市场动荡时期房地产部门是金融风险溢出的放大器;(2)评估系统重要性节点企业时,除考虑企业规模等内部属性,还应考虑房企间关联结构,利用系统性风险指数可有效捕捉网络中系统重要性节点;(3)跨房企的系统性风险溢出具有显著的聚类特征,尾部风险网络可被划分为4个不同的功能模块,各模块的成员及其角色呈现明显的时变特性,监管部门可据此从供给端“因企施策”;(4)网络聚集性、网络效率和网络匹配性的降低能显著降低房地产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溢出效应。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探讨房地产市场风险的形成机制,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防范化解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参考。

本文从生产网络视角出发,研究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汇率变动对中美两国股票市场的直接影响以及由行业间生产联系带来的网络影响。从静态一般均衡模型可推出具有空间自回归(SAR)模型形式的实证模型,其中以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作为空间权重矩阵。实证结果发现,中美双边汇率变动对两国股市的影响在贸易摩擦期间均比之前更为显著,人民币贬值导致中国股市收益率下降,其中约50%是由行业间生产联系带来的网络效应,而美元升值导致了美国股市收益率下降,其中约37%是网络效应。关税制裁波及的行业与未波及行业的股票收益率均受汇率变动影响,但后者受到的网络影响更大,且各行业受到的网络影响主要由其下游行业传递。

通过构建住房和便利设施供给内生的空间均衡模型,运用人口调查数据和反事实检验方法,本文考察了住房成本和便利设施水平变动影响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机制及其福利效应。研究发现:(1)住房成本随着异质性劳动力向城市集聚而显著上涨,但城市便利设施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高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的扩大,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2)住房成本上涨与便利设施水平提高进一步推动了异质性劳动力在城市间的流动与配置,反映在城市体系上,使得城市的规模分布分别呈现出扁平化和向大城市极化的特征;(3)就福利效应而言,住房成本上涨压缩了工资溢价带来的福利水平提升空间,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低技能劳动力福利差距的扩大趋势;更高水平的便利设施促进了福利水平的提升,但也加剧了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福利不平等状况。城市规模对上述福利效应存在放大机制。

本文借鉴Hsieh and Klenow(2009)的理论框架,采用2010—2018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一带一路”建设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平均意义上看,“一带一路”建设显著改善了位于重点对接省份企业的劳动配置效率,但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尚不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主要通过深化重点对接省份的开放水平,尤其是促进它们的双向直接投资规模,改善劳动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要素流动表现出“劳动往高处走,资本往低处流”的特征,导致劳动和资本的配置效率出现“分野”:在重点对接“一带一路”的省份,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配置了更多的劳动要素,劳动配置效率得以改善;但由于市场资源配置能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资本生产率高的企业在资本要素获取上还未体现出明显优势。

在债券定价研究中不仅应该考虑企业自身的信用风险,还应该考虑相关网络组织的传染风险。本文基于43万笔非金融企业间的担保数据,构建了企业信用担保网络,发现失信风险作为一种广义的信用风险,在担保网络中具有传染效应,该传染效应能够影响债券的信用利差。企业的失信行为产生了三类传染效应,一是直接传染效应,无论是发债主体的担保人出现失信行为,还是被担保人出现失信行为,都会引起发债主体的信用利差上升;二是局部感染效应,如果局部担保网络中失信主体的占比提升,可能引起投资者对发债主体的“团体处罚”,导致信用利差上升;三是全局扩散效应,失信信息沿担保网络向整个市场扩散,导致债券信用利差上升。从企业所有制来看,民营企业主要受微观的直接传染效应和中观的局部感染效应影响;而国有企业主要受全局扩散效应影响;被担保人的失信风险对两类企业都有显著影响。失信风险传染效应会降低企业的再融资能力,其中局部感染效应导致企业次年的借款融资额下降,全局扩散效应导致企业次年的债券融资额下降。

2014年,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进行了第二次修订,修订前上市公司所有的重大资产重组都需要得到证监会核准,而修订后现金支付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再需要证监会核准。本文以此次修订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收购方参与的重大资产重组事件为研究样本,研究原本需要核准但因政策放松不再需要核准的重大资产重组事件的绩效变化。研究发现,相较于对照组,放松核准后的重大资产重组虽然数量显著提高,但绩效有所降低并具有异质性:放松核准后重组绩效下降的情况在收购方第二类代理问题较严重和成长性较低的重组事件中更加显著,而对于成长性较高的企业,放松核准却会提高其重组绩效。进一步研究表明,放松核准后,收购方进行跨省和跨国重组的可能性增大,但这两种重组的绩效降低;放松核准还增加了重组后商誉减值的可能性。本文结论表明,放松核准可以有效地激发市场活力,但依然存在相关因素影响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