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给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对各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研究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中国通货膨胀,其作用机理如何,对把握数字经济的宏观效应、研判中国通货膨胀长期走势及改进宏观调控政策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本文借鉴现有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实际,总结梳理出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化产品及服务价格低增长、生产率提升、电商平台竞争三个渠道抑制通货膨胀,并使用中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及其三个影响渠道在中国基本得到了证实,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通货膨胀的长期趋势产生了抑制作用。同时,本文还利用VEC模型分别模拟线下价格指数、线上价格指数和两者加权平均的综合价格指数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情况。结果表明,线上销售的扩大增强了整体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本文结论为研究中国通货膨胀走势、改进价格指数的统计核算、优化货币政策调控等提供了启示和参考。

本文通过构建具有部门联系的理论模型,将金融服务和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纳入统一框架之下,刻画了本国金融服务对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及其机制。随后,本文利用亚洲开发银行2007—2018年45个国家14个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本国金融服务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本国金融服务投入密度高的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主要通过加速制造业生产流程数字化转型和推动生产环节向研发端攀升两条机制发挥作用;对本国金融服务投入密度高的行业来说,金融服务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对其GVC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金融服务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本国金融服务对这类行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越强;对于本国金融服务投入密度低的制造业而言,本国金融服务发展对其GVC分工地位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金融服务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则有助于提升这类行业的GVC分工地位,国外金融服务有助于弥补本国金融服务对这类行业投入不足的问题。

2020年以来,我国债券市场先后经历了AAA级债券违约、房企暴雷等风险事件。科学处置突发违约事件,对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与国家金融安全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本文使用债券信用利差构建债务风险传染的多重网络,并在综合考虑城投债与产业债,不同信用评级债券异质性的基础上,应用前沿的网络合成技术,考察债务风险的跨区域与跨行业传染。研究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受制于较为薄弱的经济基础,在债券市场中具备较高的系统重要性。而人口密集、经济外向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较大,其在非线性产业债网络内的系统重要性出现上升。在产业债市场中,房地产部门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风险源。此外,本文的研究还表明,区域贸易是影响债务风险传染的重要因素,贸易关联主要通过产业债市场发挥作用。基于以上发现,本文对完善债务风险防范机制提出若干建议,从而为保证资本市场的平稳发展,发挥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提供政策参考依据。

本文使用全球辛迪加贷款数据,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对其他经济体贷款者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宽松(紧缩)的美国货币政策会显著提升(降低)其他经济体贷款者的风险承担水平。渠道分析表明,美国货币政策通过离岸美元市场、借款者所在经济体的政策利率和汇率水平、借款者资产价格影响其他经济体贷款者的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美国货币政策宽松时期,紧缩时期的美国货币政策对其他经济体的全球溢出效应更为明显,此时借款者所在经济体采取宽松宏观审慎政策进行应对的效果不佳。本文的结论对于我国完善宏观审慎调控框架,应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防范化解外部输入性金融风险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具有启示意义。

推动创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相结合,在对创业高质量发展进行理论界定的基础上,从支付业务和信贷业务两方面出发,全面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创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了个体创业,也推动了创业的高质量发展,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从机制上看,一方面,支付业务的发展通过促进消费数字化,扩大了企业的潜在市场规模;另一方面,信贷业务的发展通过补充和支持传统金融业务,缓解了传统信贷约束,扩大了企业的生产规模。这两方面的业务发展,增加了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促进了技术进步,最终有助于创业的高质量发展。最后,本文还从政府的支持性政策方面探讨了保障数字金融推动创业高质量发展的外部条件。根据本文的研究,引导数字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支付业务和信贷业务的作用,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创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简称碳市场)流动性风险与市场风险交互联动,形成中国碳市场的叠加风险。本文将流动性风险纳入中国碳市场风险管理范围之内,构建中国碳市场叠加风险的评估模型,并以深圳、北京、广东、湖北和福建五个试点碳市场(简称碳试点)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碳试点流动性风险与市场风险的相关性为负,流动性溢价理论适用于中国碳市场,因此,忽略风险因子间的风险依赖,会导致碳试点的总体风险被高估,从而增加风险管理成本。在叠加风险的度量中,碳试点的叠加风险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此外,实证结果还表明:中国碳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处于主导地位,不应被忽视。本文在理论上丰富了碳市场风险的研究,在实践上为中国碳市场多种风险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并为市场参与者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绿色信贷政策是否可以提高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对于经济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以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显著提高了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强化企业绿色实质性创新激励和提高银行信贷供给意愿是绿色信贷政策影响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增进效应在低现金水平、小规模企业和高市场化行业的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地区创新氛围和市场发展活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增进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表现为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地区创新氛围的增强和市场出清的加速,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激励效应将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为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的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为从资本市场视角检验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治理转型的有效性,本文借助绿色债券这一“市场型”政策工具和双重差分模型,利用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进行绿色治理转型所能获得的市场激励结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发行以后能够显著提升发行企业的股票超额收益,并同时降低股价暴跌风险;企业利用绿色债券进行绿色治理转型能够获得市场激励,但激励程度在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之间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同时也受到企业信用风险和内部治理水平的调节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绿色治理绩效提升和融资约束程度缓解是绿色债券促使企业获得市场激励的内外动因,同时由信息渠道引发的市场专业主体关注和治理效应也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带来有益政策启示。

基于高管媒体从业经历影响公司信息披露的视角,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9年数据为样本,考察了高管媒体从业经历对公司股价大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公司的高管具有媒体从业经历时,其股价大跌风险更高。同时,高管媒体从业经历的作用在不同公司中存在差异,其在经营状况差、有管理层持股、外部审计质量差、有分析师关注的公司中更为明显。影响路径分析发现,高管媒体从业经历会通过降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掩盖负面信息引致公司股价大跌风险增加。本文的结论表明,加强对有媒体从业经历高管的监管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降低公司股价大跌风险的重要着力点。

本文研究企业在披露业绩数据和文本数据的多元信息环境下,管理层借助语调偏离业绩策略进行信息操控是否会误导投资者决策,进而提升企业股价和收益率。通过构建反映语调偏离业绩程度的量化指标、引入投资者的交叉验证策略,本文检验了偏离策略对投资者决策和股票价格的影响。主要发现有三点:(1)多元信息环境下,散户投资者会借助交叉验证机制进行理性投资决策,语调偏离策略会造成股票价格下跌;(2)当业绩数据可信度下降时,机构投资者也将采用交叉验证机制,此时语调偏离策略将引致更为显著的股价下跌;(3)整体而言,语调偏离程度的扩大会导致短期股票收益的显著下降。上述发现表明,面对管理层语调偏离策略,投资者决策整体上仍然是理性的,该策略实际上会对短期股价收益造成消极影响,多元信息环境下资本市场有效性仍成立。

国际收支对研究经济体的内部结构和对外联系意义重大,是理解一个经济体宏观状态的重要指标体系。本文旨在运用统一的、标准化的国际收支项目系统,梳理中国历史上国际收支的基本情况。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挖掘、甄别和估算,形成了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至1948年共计398年时间跨度、完整的中国国际收支表,并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的国际收支特征及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本文所做的工作为进一步深入分析中国国际收支格局的影响因素,以及国际收支情况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提供了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