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实体企业的显性金融投资与隐性金融投资同时纳入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范畴,构建包含显性金融资产、影子银行资产和经营性资产的投资组合模型,从理论机制上推演实体企业在显性金融投资和隐性金融投资两个不同层次金融化的驱动逻辑。理论模型显示,企业金融化驱动因素包括两类:一是备择资产的相对复合风险,二是分类资产间的调整利差。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逐篇阅读企业年报,采集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委托贷款和委托理财加总数据作为影子银行投资指标,结合其他财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实体企业的显性金融投资和隐性金融投资(即影子银行投资)均受到相对复合风险的显著驱动,但两类金融投资受调整利差驱动的机制具有明显差异:显性金融投资主要受显性金融资产与影子银行资产间的调整利差驱动,而影子银行投资则主要受影子银行资产和经营资产间的调整利差驱动。进一步考虑货币因素的结果表明,宏观层面的货币供给增加并不会助推企业两个层次的金融化行为,宽松货币环境更倾向于促进企业脱虚向实。

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现代金融业的使命,也是中国金融学的核心理论问题。作为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手段,金融让利政策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但相关理论研究还有待深入。在大量文献和经济学事实的基础上,本文将马克思生息资本理论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有机结合,将马克思“利息来源于利润”的著名观点融入现代经济增长框架,解释了金融业利润过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基于全球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支持了模型的核心推论。研究表明,促进金融业让利的根本在于构建合理的“产业—金融”利润分配机制,通过反垄断、提供公共信息、倡导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等方式控制金融部门的议价优势,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有效手段。

本文基于我国监管政策和金融机构异质性特征,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论证了银行债券融资能力提升将产生以下效果:第一,使中小银行能够通过同业交易渠道,向大型银行借取更多低成本资金。第二,提高了银行向非银行部门主动融资的能力,从而降低银行的流动性管理需求,并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供应更多抵押资产。第三,提高单个银行利用整个银行系统的信贷资产价值来补充资本的能力。这些效应共同降低了中小银行的资金成本、准备金抵押品成本和资本成本,以及整个银行系统的流动性监管引致成本,同时还向市场提供了更多优质抵押品,最终会提高货币政策影响各类信贷规模的能力,并降低银行异质性和资本消耗率对信贷结构的扭曲程度。但同时,这些效应也会因改变银行的信贷偏好而产生新的扭曲效应,并且还会提高金融机构间的债务互联性,因此会增加一些新的宏观金融风险问题。

本文以2004—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数据度量城市层面的社会失信状况,考察社会失信对交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社会失信的“空间传染”对全要素增长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社会失信会降低企业和整个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经济越发达,社会信用缺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越显著;(2)社会失信不仅会阻碍本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会通过“空间传染”效应抑制周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3)“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的信息公开,可以有效缓解社会失信;(4)机制分析表明,社会失信主要通过提高社会和企业交易成本以及导致资源错配等机制,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为理解社会信用与经济效率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政府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与经验支持。

本文以地方债全面“自发自还”改革为准自然实验,从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自主发债政策冲击对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开前门”和“堵后门”政策冲击都能对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提升影响。第二,从规模效应来看,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开前门”政策冲击能增加民生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和公共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有利于实现地区规模经济。第三,从结构效应来看,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堵后门”政策冲击能缓解债务挤出效应和降低土地财政依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投入效率。以上结论为进一步完善优化地方债的“借、用、管、还”制度体系,更好发挥地方举债融资机制在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政策参考。

以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本文采用 2010—2020 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违规行为。实证发现:第一,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显著抑制了企业违规行为;第二,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显著降低了企业违规倾向和被稽查的可能性。同时,社会信用环境改善也显著降低了信息披露违规、经营违规和企业管理者违规;第三,这一抑制作用对于非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较差、内部控制质量较低以及营商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第四,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影响企业违规的机制包括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信息透明度;第五,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有效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和破产风险。

人才流动对减少错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上市企业员工在线简历大数据探究了城市房价对企业间高技能人才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房价对企业间高技能人才流动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城市房价每提高1%,高技能人才选择进行企业间流动的概率将降低4.24%,支持房价的“锁定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①房价的“锁定效应”在东部沿海城市、都市圈中心城市以及超大特大城市更为显著。②房价的“锁定效应”在国有企业、高薪企业以及成熟期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③房价的“锁定效应”对于25~35岁年龄段、管理人才以及技术人才具有更强的作用。拓展性分析表明,城市房价对高技能人才城市内流动与跨城市流动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跨城市流动中主要抑制高技能人才流向更高房价城市。本文为我国企业人力资本要素优化配置以及人才流动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决策借鉴。

本文将数字化转型纳入企业异质性模型之中,通过一般均衡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 ①数字化转型在低于特定门槛值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加成率,但超过该特定门槛值时则会产生负向影响,即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加成率之间存在“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 ②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出口企业以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和作用空间更大; ③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两个关键微观机制,对企业加成率产生影响。因此,在把握数字技术带来的战略机遇,加快推动企业数字转型的同时,还要做好重点领域的选择和安排,以及避免可能出现的“过犹不及”问题。

本文利用媒体报道的文本大数据构建消费新闻情绪指数(CNSI),挖掘其对消费增速预测的独特价值,拓展了叙事经济学在宏观预测中的应用。本文研究发现:第一,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消费增速与情绪指数出现趋势性背离,是未来宏观经济可能面临的新问题。本文使用小波分析对消费增速进行分解,发现CNSI对消费增速的短期波动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第二,利用新闻文本数据的高频优势构造周度CNSI,发现其能迅速捕捉疫情等重大冲击的影响并实现精度更高的实时预测。第三,进一步区分媒体叙事的不同维度,与传播已有事件的现状描述文本相比,描述未来的前瞻性文本更能预测未来消费增速;与包含极端情绪的煽动性报道相比,客观中性的非煽动性报道预测能力更强。

个股流动性与市场其他股票流动性之间存在共性运动,是引发系统性流动性风险的重要来源。本文以“个股—市场”联动层面的流动性共性为切入点,研究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对系统性流动性风险的差异化影响和叠加效应,并考察气候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从总体上降低了流动性共性,但A股纳入MSCI指数的政策效应弱于沪深港通,未出现政策叠加效应;机构投资者关联交易作用渠道差异以及放宽跨境资本限额的外生制度安排,是造成政策效应显著弱化的主因;纳入气候风险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影响显著弱化了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稳定市场作用。

本文研究了近代中国银本位制度下外汇市场的运行效率以及国内外金融市场的整合程度。我们从近代上海和伦敦的报纸中手工收集了20世纪前期(1902—1932)外汇市场高频(日度)数据,并基于“银点套利”模型估计了上海和伦敦之间的银套利成本。结果显示,关于银点的估计值与当时两地之间的银贸易成本接近,且当出现银点背反情况时,银跨境流动的方向也与银点套利理论的预测一致。这些结果表明上海与国际市场之间存在有效的银套利机制,为国内外金融市场的高度整合提供了经验支持。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初期,上海与伦敦之间银点的估计值大幅提高,表明中外金融联系受到了战争的严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