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改进的Cushman(1986)数理模型,采用多元GARCH-BEKK模型估计汇率波动率,并建立似无关(SUR)模型,分别考察我国对美国、欧洲、日本的双边出口贸易中第三国汇率效应的存在性及其特性。基于双边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双边贸易除了受到双边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外,还受到第三国汇率因素的影响。中国向美国(欧洲、日本)的出口贸易量随着相应的第三国汇率波动的扩大而增加,随着第三国汇率升值而减小。进一步我们分行业研究,发现在大多数的贸易行业中能够得到与前文一致的结果。由此分析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波动扩大并不会强烈影响我国贸易,应不断加强汇率机制改革力度。并解释了为何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并未改善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同时,也指出在贸易总量研究中以有效汇率波动代理汇率风险可能造成估计结果的偏差。

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同一产业对货币政策具有相同反应的假设,本文建立非线性STVEC模型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研究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双重非对称性,并将金融加速器研究拓展到产业层面。首先,我国货币政策对同一产业的影响在不同经济状态下表现非对称性,对各产业的影响中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其次,在相同经济状态下,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也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主要原因是不同产业在要素密集度和企业类型分布等方面存在差异。

中国的“撤县设区”行政管理改革由于政策权力被上收同时弱化了发展经济的激励,因此能够足够外生地作为一项识别县域企业获得政府政策偏袒减少的外生冲击。基于这一自然实验,我们使用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持续经营的企业平衡面板数据,检验了政策偏袒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改革之后,辖区内企业的出口绩效相对于其他企业显著变差。影响机制上,撤县设区改革导致县域政府财政支出重心转向非经济性事务,进而降低了辖区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收益,最终恶化了企业的出口绩效。文章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支持对于提高中国产品海外竞争力及扩大市场份额存在积极作用,而政策设计如何兼顾公平、营造平等政策环境同样值得关注。中国撤县设区改革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打破市场行政分割和政策保护壁垒、促进了统一性公平政策形成的作用。

本文立足中国利率市场化的现实背景,对H-S(做市商模型)利差决定模型进行调整,构建利率市场化指数作为衡量利率市场化程度的代理变量,并利用45家商业银行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探讨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利差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利差产生了影响,但利率市场化与利差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而是呈倒U型关系。整体而言,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商业银行的利差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化趋势。

基于2003年~2014年全球26家大型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国际化对银行净息差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改善银行的净息差,国际化对净息差的改善作用主要是通过价格(结构)效应实现;对利息收入占比较高、资本充足性和流动性水平较好、母国经济增速较慢以及国有控股程度较低的银行而言,国际化对净息差的改善效果更好。对我国大型银行而言,应稳步提高国际化水平,通过优化海外资产配置应对国内经济下行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选用工具变量,采用极大似然估计发现,金融知识可显著降低家庭金融排斥的概率,分类来看,金融知识对家庭投资类产品排斥和家庭融资类产品排斥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且金融知识对家庭投资类产品排斥的影响大于家庭融资类产品排斥。本文进一步发现,家庭关注金融经济信息并学习金融课程、提高金融计算能力、增强预期水平,能够有效释放家庭金融需求,显著降低家庭金融排斥的概率。我国应加强金融知识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普及金融知识,缓解金融排斥,实现金融普惠。

本文放松企业资金需求同质性假设,基于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组织特征、融资需求、融资能力差异,以不同生命周期企业融资约束差异作为切入点,融入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对企业外部融资环境的影响,动态考察投资者情绪变化对不同生命周期企业融资选择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生命周期企业融资约束状态不同,利用高涨投资者情绪缓解融资约束的程度及途径均存有差异:成长期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最大,利用投资者情绪择时融资以缓解融资约束的程度也最强,衰退期企业次之,成熟期企业最小;高涨的投资者情绪改变了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和相对成本,各生命周期企业均会利用投资者情绪变化选取最适宜自身的融资方式:处于生命周期各阶段的企业均会利用投资者的高涨情绪进行信贷融资以缓解融资约束,而相对衰退期企业,成长期企业更偏好利用股权融资缓解融资约束,成熟期企业更偏好利用债券融资缓解融资约束。因此,投资者情绪不仅对生命周期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具有调节效应,而且对企业生命周期影响融资方式的选择也具有调节效应。

基于中国计税工资限额扣除标准提高的外生性事件,本文从工资薪金提供的“非债务税盾”角度,探索性地研究工资税盾与资本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计税工资限额扣除标准提高后,与未接近“税收耗损状态”公司相比,接近“税收耗损状态”公司更为显著地降低了债务水平,该发现符合“非债务税盾”与资本结构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的理论预期,也验证了“税收耗损状态”假说。进一步研究表明:未接近和接近“税收耗损状态”两类公司的差异主要反映在长期债务上,而在短期债务上并不明显;与国有企业相比,两类公司的差异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另外,与税收征管力度较弱地区相比,征管力度较强地区两类公司间的差异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成果不仅提供了“非债务税盾”形式的新证据,还发现产权性质和税收征管环境等也是影响非债务税盾与资本结构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本文运用2002-2014年间我国商业银行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业区域竞争程度对商业银行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商业银行的区域竞争程度越高,银行的盈余质量水平越低。进一步,从银行规模和上市情况来看,随着竞争的加剧,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以及非上市的商业银行更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同时,区域竞争对商业银行盈余质量的负向影响在由小所进行审计的银行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商业银行盈余质量的影响因素及银行竞争的经济后果等方面的文献,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利益相关者对我国商业银行盈余质量的认识。

根据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审计问题的特点,本文研究构建了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审计属性选择、决策树和支持向量机等数据挖掘算法体系。以A银行对公信贷实际数据为基础,运用定性的经济涵义和量化的属性选择算法,对其进行属性选择分析,并结合商业银行数据库中数据特点,完成数据预处理工作。对经过预处理后的数据集,进行关联规则和分类模式挖掘分析,通过在A商业银行的审计实践应用,识别出了一定金额影响该行资产质量的贷款记录,取得切实的审计成效。

大部分研究发现实际通货膨胀率与股票回报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但对于两者为何呈现这样的关系并未提供相关的实证证据。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通货膨胀到股票回报之间中间渠道的认识与分析。因此,本文依据我国通货膨胀指标,基于通货膨胀影响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研究视角,实证检验发现,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企业会增加债务融资,而债务融资比例的上升进一步提升了企业风险,并且通货膨胀与股票回报的负相关关系主要通过债务融资渠道进行传导;上述现象在国有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通货膨胀与股票回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解释视角。

地方保护对税源流动性的干预会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本文以1998-2012年沪深两市A股市场247起上市“壳公司”交易为样本,以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之和占地区财政收入之比衡量地方保护程度,研究发现:壳公司所在地的地方保护程度越高,壳公司越可能被本地公司收购,壳公司被收购后越有可能保持国有性质,而且,壳公司所在地的地方保护程度越高,壳收购活动现金支付比例越高。地方保护主义与壳交易的这些关系在以企业所得税占地区财政收入的比重、营业税占地区财政收入的比重衡量地方保护主义的情况下仍显著存在。但是,在以增值税占地区财政收入比衡量的地方保护主义下不显著。这说明不同税种激励下,地方保护主义对“壳资源”交易干预存在差异。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壳公司”被异地收购后雇员规模和劳动力成本显著降低,经营业绩显著提高。

本文搜集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2年至2011年间发布的所有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董事会披露的业绩修正原因说明,首次系统地分析了我国独特的业绩预告制度下的业绩修正原因如何影响股市投资者对业绩修正的判断。研究结果显示,公司解释业绩预告变动原因时带有倾向性,公司对利好消息和利空消息的解释会倾向于不同的原因,而且业绩变动原因对股市投资人理解业绩预告有重大的影响。如果公司将原因归于公司不可控的宏观原因、不可控的会计因素和会计记账错误,股市对利好的业绩修正反应更强烈,也能削弱利空消息对股市的打击程度。如果是其它原因或公司不说明原因,股市的反应会更加糟糕。本文为资本市场投资者了解业绩修正原因说明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实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