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汇率水平、汇率波动不同,本文研究汇率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结论发现:中国同34%的贸易伙伴是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度;对固定汇率制度贸易对象的出口规模是浮动汇率制度贸易对象的1.30~1.92倍;如果中国同所有贸易伙伴均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中国出口将减少6.42~13.29%;固定汇率制度对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产品的作用更明显。这意味着固定汇率制度不仅增加了出口规模,也优化了出口结构。寻求固定汇率制度的替代性金融工具是未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课题。

适应性预期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存准率调整作为货币政策的代表,构建了一个多维变量自治系统,通过高阶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极限解的技术方法,研究了基于适应性预期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理,并对其传导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以存准率调整为代表的货币政策在直接冲击货币供给曲线的同时,可以通过改变市场参与者的适应性预期,来引导市场变化与宏观经济发展;货币当局恰当地选择存准率调整的时机与力度,能够强化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低成本地实现预期目标,并为将来的货币政策调整提供更宽松的运作空间。

使用CGSS混合横截面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收入不公平感上升一个等级,被访者幸福感平均下降8.4%;社会保险同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没有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幸福感会显著更低4.84%和4.64%。二者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没有社会保险会进一步加剧被访者的收入不公平感,进而降低其幸福感。相对收入每提高一个单位,幸福感平均提高5.32%。绝对收入对幸福感仍有显著影响,二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大小依次为收入不公平感、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表明我国民众 “不患寡,患不均,更患不公”。

本文建立了一个两部门DSGE模型,模型中引入房地产部门,分析了在企业自由进入情况下,房价波动如何影响新企业的进入以及社会福利。研究发现,外部冲击导致的房价波动通过改变企业进入成本,对企业的进入决策产生影响,进而改变商品的多样性和总产出,对社会福利造成影响。不同冲击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大小与房价对企业进入成本的传递程度和房地产部门占经济中的比重直接相关,特别是当房价对企业进入成本的传递程度较大时,非房地产部门的技术进步冲击不但没有带来非房地产部门企业数目的增加,反而是加剧了非房地产部门的垄断程度,降低了社会福利。最后,本文通过1998到2010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对理论模型中房价影响企业进入行为的机制进行了验证。

关于以典当为代表的民间金融在应对气候冲击引致的生存风险方面的作用,现有文献尚存争议且缺乏经验证据。本文基于1470-190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典当业如何影响旱涝灾害引发的农民起义。研究表明,典当业发展有助于降低旱灾引发农民起义的发生率,这是因为提供小额抵押贷款的典当业能够融通资金以应对负向经济冲击,同时谷典、典当存款等业务的发展增强了典当的社会救济功能,可以抑制气候冲击导致的粮价上涨,从而缓解自然灾害引致的生存风险。本文不仅从历史视角验证了金融市场的风险规避作用,而且为当代民间金融阳光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采用信息经济学的路径演化博弈方法,构建巨灾保险制度演化发展的动态博弈模型,并以此分析巨灾保险制度的演化发展规律。分析结果显示:在制度构建初期,政府主导下的制度框架体系和运行规律能够带来较好的综合效益,政府和市场能够实现初始均衡;但是,如果政府长期主导巨灾保险制度,将扭曲市场机制的作用,进而降低巨灾保险制度及其体系的运行效率。本文建议,政府应保持对巨灾市场的适度干预,加大巨灾市场主体的培育力度,并提高政府对市场主体激励机制的有效性。

基于信息溢出的视角,本文构建了2008-2015年我国上市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网络,通过网络分析法解构了金融网络的总体关联性以及部门内和部门间的关联特征,并采用金融机构微观层面的数据实证分析了网络关联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金融机构的关联网络具有“小世界现象”和“无标度特性”等复杂网络性质,同时,2012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的总体关联性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且2014年的关联程度甚至超过了金融危机期间,反映出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在不断累积。研究还发现金融机构影子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张是我国金融机构关联水平上升的重要因素。

我国“走出去”企业具有显著的债权融资偏好,过度“杠杆化”运营累积了极高的信用风险。本文建立信息经济学理论模型,分析了企业拥有关于项目风险的私有信息时,能够最大化企业期望利润的均衡债务水平以及能够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社会最优债务水平,并以此探讨企业过度债务依赖行为的微观机理。研究发现,项目风险越大,或东道国风险越大,或者税率较高,都会导致企业过度债务依赖现象越严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针对“走出去”企业的过度“杠杆化”现象,为我国金融支持“一带一路”企业对外投资的政策体系提出建议。

本文首先在基于产出的资产定价模型(PCAPM)框架下建立了政府投资影响公司融资成本的理论模型,证明了政府投资究竟增加还是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WACC)取决于政府投资是提高还是降低公司的产出资本比。其次,利用我国1999-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地方政府投资如何影响上市公司融资成本,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投资总体上减少了公司的产出资本比,进而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本文着眼于债券契约条款具有保护债权人权利的本质属性,将公司债券的总价差分解为信用价差和非信用价差,通过手工整理数据,应用组合排序法及Fama-Macbeth方法,研究了债券契约条款对债券定价影响的途径和程度。结论表明:债券契约条款由于能够保护债权人的未来权益,减少债权人承担的风险,从而能够有效降低债券的信用价差和非信用价差,并且债券契约条款对信用价差的影响程度更大;通过信用价差和非信用价差两种影响效应的叠加,债券契约条款同样能够显著降低债券到期收益率的总价差。

尽管精确地评估反腐败对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与政策价值,但囿于数据以及计量识别策略,当前研究还存在诸多争议和不足。本文利用一个中国的准自然实验作为外生冲击,来识别反腐败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我们利用倍差法(DID)考察十八大前后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高管激励与股东价值是否发生了变化,研究发现:(1)十八大之后,高腐败地区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的市场价值明显增加,同时此类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也显著提高。(2)在会计质量方面,高腐败地区上市公司在十八大后财务报表质量明显提升,同时盈余管理的情况显著减少。此外,我们还发现,高腐败地区上市公司在十八大后会计质量的改善主要集中于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则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本文研究丰富了反腐败研究文献,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实践提供了政策参考,即反腐败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强化高管激励机制和提高会计质量,从而最终增进股东价值。

本文利用2006-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和安慰剂检验,考察卖空对财务重述的影响。研究发现,加入融券标的后,相较于不能被卖空的公司,融券标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降低,这种治理作用在金融市场欠发达和治理水平较差的公司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卖空机制可以通过增加激励合约的有效性和吸引分析师跟踪来减少财务重述。最后,使用可操控应计项目和是否报告微利作为盈余质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因此,放开卖空限制,有助于改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本文首次聚焦于专利侵权诉讼,以2006-2014年A股非金融企业为样本,考查专利权诉讼的提起、判决以及审理时长等诉讼细节对原被告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专利侵权诉讼对原被告双方的企业创新都有激励作用。但对原告样本进行细分后发现:诉讼会对行业领导者的研发决策产生促进作用,但对行业追随者会产生抑制作用;(2)行业领导者的研发活动不受判决结果的影响,而行业追随者和被告都会根据诉讼结果对研发投资进行调整;(3)审判时长并不影响被告的研发决策,但是会对原告尤其是行业追随者产生负面影响。本文不仅揭示了司法诉讼对原被告创新活动的影响机理,同时也为企业解决专利权纠纷的途径选择提供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