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1996年1月-2016年6月的通胀缺口、产出缺口、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等数据为基础,运用LT-TVP-VAR模型分析了货币当局的时变反应特征和调控模式。从中得出结论是:我国货币政策与通胀缺口和产出间的依存关系具有门限效应,央行存在非对称偏好, “价格型”货币政策有规避产出收缩偏好,“数量型”货币政策有微弱规避通货紧缩偏好。就效果而言,“价格型”政策治理通货紧缩效果较好,而“数量型”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刺激产出增长和抑制经济过热的效果较好。由此提出“新常态”时期的三方面政策建议:一是理性看待并适应经济增速放缓和物价水平下滑,配合宏观经济结构性调整制定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二是以扩张性利率政策来诱导适度通胀,并以“数量型”货币政策为主为经济增长托底;三是加快完善利率的市场传导机制,为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创造良好环境。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短期资本流动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实证检验1994-2015年间我国货币政策的反应函数,研究结果发现: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短期资本流动对于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冲击越来越大,货币政策应该考虑跨境资本流动以缓解国内经济波动,并且纳入短期资本流动后的利率规则能更好地拟合我国利率操作的历史轨迹。进一步建立MS-VAR模型表明:我国跨境短期资本的流动性表现出明显的高低两个区制,不同区制下对于本国经济的冲击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在高流动性状态下,短期资本外流对于宏观经济的紧缩效应更剧烈,持续时间更长。本文结果表明随着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我国货币政策应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以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维持金融稳定。

本文旨在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出发,分析出口贸易中人民币汇率传递的运行机理。在考虑了进口中间投入份额和企业生产率这两个主要的企业异质性特征后,利用2000-2006年高度细化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本文从微观层面对人民币汇率传递进行系统地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传递率非常高,同时,进口中间投入份额通过边际成本影响企业对冲外汇率风险的能力,而企业生产率通过价格加成影响企业调整价格加成率的能力,两者共同作用对企业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产生显著的影响,企业生产率越高、进口中间投入份额越大,汇率传递率越低。

本文将邻国效应引入汇率与贸易关系理论框架,运用空间面板模型,以“一带一路”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OLS、相依回归以及面板数据两阶段工具变量法等估计方法和灵敏度分析法,研究了汇率变动、邻国效应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结论表明:(1)整体而言, 当期人民币升值反而使中国自“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口贸易减少,但滞后一期升值导致进口增加;当期和滞后一期的人民币贬值均有利于我国的出口贸易。(2)汇率变动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普遍小于邻国效应的影响;各国之间的邻国效应大小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但无论是中国自“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口贸易还是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贸易,邻国效应普遍表现为“竞争抑制”关系。(3)人民币贬值10%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净出口效应仅为0.4%,即贬值将改善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收支,但影响极为有限。本文给出了平衡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利益以避免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加快外贸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形成一个有充分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促进中国向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型。然而这种汇率制度的转型能否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本文基于引力模型框架,研究了汇率制度转型对于贸易的影响作用,并运用工具变量法重新估计了贸易开放对于人均收入的影响作用,综合得出汇率制度转型通过贸易对一国福利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浮动汇率制度,采用固定汇率制度和中间汇率制度对一国贸易和收入的增进更多,增进的多少会因各国开放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具体而言,我国2005年汇率改革由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向富有弹性的中间汇率制度转型,这一变化带来的当年福利改进,相当于GDP总量的近1.09%。

购买力平价不仅在国际经济规模和结构比较中备受推崇,而且在社会经济管理中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本文选取77个经济体2001-2013年间的样本数据,考察各经济体不同年份购买力平价的变动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统计分析表明,高收入经济体货币购买力平价年均变化相对较小,低收入特别是下中等收入经济体货币购买力平价年均变化相对较大。随着收入水平上升,购买力平价变动幅度呈先升后降特征。研究发现,PPP变动可由人均收入、名义汇率、货币供应、城镇化、贸易依存度和就业水平等因素解释。一般地,经济增长和货币供应增加将带动PPP上升,汇率升值和贸易依存度上升则往往伴随PPP下降。此外,PPP与城镇化水平变动方向一致,与就业水平变动方向相反。

本文将生产性财政支出和福利性财政支出引入结构转型框架,假设政府通过税收为财政支出融资,考察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规模,生产性财政支出结构与结构转型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这说明从结构转型的视角考虑,经济中存在最优生产性财政支出规模。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省级层面的数据,通过实证方法考察了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有利于促进结构转型,这主要是通过基本建设支出渠道实现的,福利性财政支出会抑制结构转型。分地区的研究发现,在沿海地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结构转型的总体效应不显著,其中财政科技支出有利于促进结构转型,基本建设支出对结构转型影响不显著,财政教育支出和农业支出会抑制结构转型。在内陆地区,生产性财政支出总体可以促进结构转型,其中基本建设支出和财政教育支出对结构转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财政科技支出和农业支出对结构转型的作用不显著。

本文基于Z省81家农村信用社2006～2012年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法,筛选出7个关键性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农村信用社区域性风险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Logit模型。结果显示:生产总值增长率、资本充足率、非利息收入比重、拨备覆盖率、净资产收益率、行业管理制度数的增加有助于降低农村信用社区域性风险,而贷款资产比的提高则会增加区域性风险。本文建议,应进一步关注农村信用社区域性风险,提升资本充足水平,推动农村信用社多元化发展,提升资产收益水平,发挥行业管理作用。

本文总结网络金融在促进小微金融机理方面的作用,提出一种新的风险控制原则和盈利模式——流量覆盖风险:网络金融以大数据和技术帮助更好实现“大数法则”,网络贷款应恪守小额、产品简单、贷款分散的原则,以较少的风险控制指标和精简的信贷流程提升客户贷款体验,以低风险、低成本金融服务普惠更广人群。商业银行的小额贷款数据提示网络金融从业者去抵押担保化、把握好借款人、低杠杆率、本地化开展个人贷款,有助于在降低小额贷款的风险前提下,加快业务健康发展。

在度量政府干预时,已有文献往往将企业视为一个整体,通过比较政府干预指标的横截面差异来确定企业受政府干预的强弱。然而,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最终控制人(例如:地方政府)往往控制着多家企业。此时,将同一最终控制人控制的企业视为一个投资组合,通过比较企业在投资组合中的差异来度量政府干预,应该更为恰当。基于这一思路,我们以最终控制人到公司的控制权与公司规模为权重指标,构建了公司在其最终控制人投资组合中的重要性指数,并将其作为政府干预的衡量指标。以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结果显示:当公司在其最终控制人的投资组合中越重要时,公司的政策性负担(税收负担与超额雇员)越沉重、过度投资越严重、从而市场价值越低。此外,这类公司也越多的获得了政府补助。我们还发现,本文构建的政府干预指标相比同类指标有更好的解释力。这些结果印证了本文所构建政府干预指标的合理性。

本文借助十八大掀起的一系列反腐行动作为外生冲击,通过观测上市公司商旅招待费在反腐败前后的变化水平,在控制相关因素后能在一定效用范围内识别出企业的腐败水平。为了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了市场反应模型和DID模型系统地检验了腐败对于微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十八大的召开给腐败严重的企业带来了更积极的市场反应;(2)反腐败能提高企业绩效,并且这种效应在政府干预严重的区域更显著;(3)渠道效应研究表明,反腐败通过加快资产周转率,缩短经营周期,优化投资效率,提高生产效率这些中介渠道,最终作用于企业的绩效表现。本文为反腐败的实施成效提供了微观角度的实证证据,并系统性地验证了腐败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本文从政府的“资源控制需求”动机出发,分析和检验产业政策对民营企业国有化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检验发现,那些受产业政策鼓励或支持行业的民营企业,实施国有化的概率显著更大。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同样是受产业政策鼓励或支持的企业,实施了国有化的企业在国有化后虽然获得了显著更多的政府补贴并缴纳了显著更少的税收,但同时却比非国有化企业聘用了显著更多的员工、确认了更多的管理费用以及支付了更高水平的员工工资,并最终具有显著更差的绩效表现。上述发现不仅从产业政策的视角为民营企业国有化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从企业产权变更视角拓展了有关产业政策经济后果的研究。

大量证据显示,高管性别会影响其决策行为和效果。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中女性董秘持续增多,出现了“女性董秘崛起”现象。本文以心理学、管理学等相关研究作为理论基础,通过考察董秘性别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董秘性别是影响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因素,尽管在上市公司中,女性董秘比例越来越高,然而,女性担任董秘并未导致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更高,相反其所在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更低,这种效应在大公司中更为明显。在控制CEO性别、CFO性别和董事会女性比例,以及内生性等影响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对上市公司选聘董秘具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