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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研究
  2020年, 第10期, 总第484期 出版日期:2020-10-25 上一期    下一期
全选: 合并摘要 显示图片
工资生产率背离与实际汇率——中美巴萨效应再检验
丁剑平, 杨洁, 张冲
金融研究. 2020, (10): 1-18.  
摘要 ( 1226 )     PDF (1697KB) ( 872 )  
本文通过放松巴萨效应(B-S效应)两大假设,构建了包含贸易品一价定律偏离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开放经济局部均衡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汇率进行分解,并使用中美服务业细分行业与制造业2004Q1-2016Q4季度数据,分组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B-S效应及其传导渠道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中美之间B-S效应成立,但相对相对生产率通过影响相对相对工资从而影响物价水平,并最终影响实际汇率这一传导渠道不成立;(2)除传统B-S效应传导渠道外,我们发现相对相对生产率通过影响GDP进而影响实际汇率这一传导渠道;(3)产业结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相对生产率和相对工资背离,使得相对相对工资的增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产生负向(升值)作用。这说明,要时刻关注经济基本面,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基于银行流动性管理视角的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协调研究
罗煜, 张祎, 朱文宇
金融研究. 2020, (10): 19-37.  
摘要 ( 1462 )     PDF (1031KB) ( 880 )  
本文从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视角出发,探究银行微观主体行为如何影响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我们借鉴净稳定资金比例的设计理念,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行为纳入传统理论模型,刻画出两种流动性管理行为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效率的潜在影响及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采用我国50家商业银行2012年第1季度—2018年第2季度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银行为提升长期流动性水平而进行的优化信贷资产结构的行为,能够显著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但是,部分净稳定资金比例较低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调整非信贷资产结构的行为则有可能降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因此,在执行既有流动性监管措施的同时,关注与引导银行资产结构调整方式,对增强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大有裨益。
数量规则还是利率规则?——我国转型时期量价混合型货币规则的理论基础
李宏瑾, 苏乃芳
金融研究. 2020, (10): 38-54.  
摘要 ( 1164 )     PDF (1074KB) ( 1088 )  
本文对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时期兼顾数量和价格的货币政策调控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货币数量论和货币效用模型的基础上,从理论上阐明了货币数量规则与利率价格规则的等价关系,并构建了符合中国货币政策实践的数量与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这对于更好地理解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时期的量价混合型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相关推论表明,正是由于数量和价格混合型货币规则,在利率低于均衡水平的情形下,中国的货币增速并未引发恶性通胀;修正的物价稳定泰勒原理表明,利率调整幅度小于通胀变化仍能够实现物价稳定。对中国的经验分析支持了理论和推论结果。在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和流动性格局逆转的当下,货币政策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上升,转型的条件日趋成熟。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基于情势转换与聚类视角的分析
贾俊雪, 晁云霞, 李紫霄
金融研究. 2020, (10): 55-73.  
摘要 ( 864 )     PDF (1252KB) ( 599 )  
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增长速度还取决于增长稳定性。本文利用我国245个地级市1978—2014年间面板数据和马尔科夫情势转换聚类面板模型,从情势转换与聚类视角考察了地级市经济增长动态特征,识别出不同的动态增长模式及其可持续性,进而剖析了财政分权的影响。研究表明,地级市经济增长呈现出三种动态增长模式,这三种模式在平均增速、增长状态及其持续期、增长波动性进而在增长可持续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支出分权显著增加了地级市归属为低增长、高波动模式的概率,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而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则产生了较积极的作用。收入分权总体有利于增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受地方纵向财政失衡加剧的不利影响,这一积极作用有所减弱。增加地方财政自给度(即增加地方收支分权匹配度、减小地方纵向财政失衡)有利于增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这一作用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表现得更为突出。本文研究结论对优化完善财税体制以有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良好启示。
贸易摩擦、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开放程度的选择
肖祖沔, 彭红枫, 向丽锦
金融研究. 2020, (10): 74-91.  
摘要 ( 955 )     PDF (1794KB) ( 955 )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关税冲击以及外汇风险溢价的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创新地揭示了关税冲击造成实际汇率波动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刻画了关税变动、贸易条件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与作用机制。我们深入分析了不同经济开放程度下贸易摩擦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以及经济福利损失。模拟结果表明,在一定贸易开放程度下,外国加收关税一方面会导致本国贸易条件恶化,引发出口及产出下降;另一方面会导致本国汇率贬值,引发出口及产出增长。关税冲击发生后短期中汇率贬值效应占优,本国产出会出现小幅上升,随后贸易条件恶化效应逐步显现,产出持续下降。福利分析结果表明,本国适度提升贸易开放度,虽然经济福利损失会小幅上升,但福利损失增加幅度小于外国,会在贸易摩擦竞争中形成相对优势;如果本国过度提高贸易开放度,则会导致本国福利损失大幅增加,并且大于外国福利损失增幅,会在贸易摩擦竞争中形成相对劣势。因此,应适度逐步有序地提升贸易开放度。此外,本国适度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能够改善贸易条件,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走出去”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罗长远, 曾帅
金融研究. 2020, (10): 92-112.  
摘要 ( 1336 )     PDF (910KB) ( 1050 )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以中国2007-2017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走出去”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企业与未参与的企业相比,融资约束水平有所上升。该效应对处于重点对接省份的参与企业可能更为明显。与国有企业相比,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私人企业的融资约束有所上升,而且处在重点对接行业和省份的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更有可能上升。从机制上看,由于观察周期尚短和其它因素的限制,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以后,其在信贷资源获取、利润率和生产率等方面还未体现出优势来。从政策来讲,为更好地支持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进一步拓宽思路对企业形成更有效的金融支持,以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
银行危机与政府干预——基于中国金融史的研究
颜色, 辛星, 滕飞
金融研究. 2020, (10): 113-130.  
摘要 ( 1590 )     PDF (881KB) ( 1127 )  
当银行危机到来时,政府是否应当进行干预?政府干预对银行业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在金融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备受关注,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1934年白银风潮冲击下中国大规模的银行危机为背景,对比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两个金融中心上海和天津的银行业同业组织在危机中的表现,发现天津银行业同业公会成员相比于非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受到了更严重的挤兑危机,且在危机期间放款额出现了更显著的下降。而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则没有受到大规模挤兑,且反而在金融危机期间扩大了信贷规模。本文认为是由于政府干预程度的不同导致了津沪两地银行同业公会的不同表现。具体机制为:其一,政府干预推动了银行业信息公开,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恐慌和挤兑;其二,政府干预下银行组织承担了更多的财政义务。
进口与企业员工收入——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例
许家云
金融研究. 2020, (10): 131-149.  
摘要 ( 842 )     PDF (829KB) ( 796 )  
进口企业的职工工资直接关系到企业员工的民生福祉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稳定性。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就进口贸易对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结果表明:(1)进口有利于提高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过这种正向的“工资提升”效应在长期不具有持续性。(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进口通过竞争效应和激励效应作用于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使用倍差法、工具变量法等的估计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3)进口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是否出口、进口产品类型以及进口来源国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4)引入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表明,进口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具体地,进口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影响超过了“工资提升效应”影响。
兼并收购可以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吗?
赵烁, 施新政, 陆瑶, 刘心悦
金融研究. 2020, (10): 150-169.  
摘要 ( 1122 )     PDF (838KB) ( 948 )  
本文使用2000-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公司被并购对其劳动力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被并购带来公司的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即公司会增加非常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和高学历劳动力占比,降低常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渠道检验发现,并购会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生产技术升级来促进企业的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并购对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在非完全换股并购和低绩效企业中更为显著。
超预期股本扩张与分析师每股盈余预测
吴偎立, 刘杰, 张峥
金融研究. 2020, (10): 170-188.  
摘要 ( 928 )     PDF (873KB) ( 717 )  
卖方分析师的每股盈余预测在实证文献中被广泛使用。该指标同时依赖于分析师对目标公司未来净利润的预测和对目标公司未来股本数量的预测。因此,如果在分析师发布预测后,目标公司的股本数量发生超出分析师预期的扩张,则每股盈余预测将无法代表分析师对目标公司未来基本面的预测。本文构建了“调整后每股盈余预测”指标,该指标可剔除超预期股本扩张对每股盈余预测的影响,真实反映分析师对目标公司未来基本面的预测。本文应用该指标,在两个具体的实证研究场景中证明了,忽略超预期股本扩张的影响可能得出错误的实证结论。本文还进一步指出了三个忽略超预期股本扩张的影响可能导致错误实证结果的研究场景。
公司社会声望与高管薪酬:公共服务抑或职业声誉
郝颖, 黄雨秀, 宁冲, 葛国庆
金融研究. 2020, (10): 189-206.  
摘要 ( 1146 )     PDF (1535KB) ( 937 )  
本文基于“隐性—显性”契约激励研究范式,探讨公司社会声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本文选取2009—2017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公司,其高管显性薪酬较低。具体而言,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具有较高市场声誉的民营上市公司,其高管薪酬平均而言分别比其他上市公司低4.97%和6.30%。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公司声望对我国高管显性薪酬契约存在两种作用机制:一方面,公共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社会声誉和社会认可,满足了“公共服务”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从而降低了显性薪酬的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市场声誉较高的民营企业,可以为高管带来较高的职业声誉和未来职业利益,符合“以商为荣”类高管的社会声望偏好,使高管愿意接受较低的显性薪酬。本文的结论为公司声望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对高管显性薪酬形成议价能力提供了重要证据,揭示了公司声望对高管显性契约激励的影响路径;同时,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以及激励机制提供了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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