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构建了一个刻画实体企业在流动性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之间进行权衡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并创新性地将货币扩张的宏观因素引入微观模型,推演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逻辑。理论模型显示: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本质上是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层面的要素变量,但都卷入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机制中,然而驱动效应的表现形式要比已有文献的理论模型更加复杂。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总体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均是企业金融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但货币扩张表现为直接抑制和间接促进两种效应。进一步引入宏观风险因素和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划分样本的稳健性检验则给出了更为细致的信息:货币因素可能通过宏观风险因素间接作用于企业金融化;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也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国有企业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和风险规避因素影响;民营企业金融资产占比层面的金融化驱动因素是风险规避和资本逐利,而金融渠道获利占比层面的金融化则受到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他类型企业的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

我国货币政策正在向价格型调控方式转型,有必要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泰勒规则以确定政策利率目标水平,而如何科学合理地估算潜在产出和自然利率是关键。本文对构建多目标下的中国化泰勒规则时应考虑的因素作了深入探讨,并将金融周期信息纳入我国潜在产出的测算,同时采用基于潜在产出的方法对自然利率进行估算,进而分不同情形尝试估算我国的规则利率水平。结果表明,考虑金融周期信息后的潜在产出在金融扩张期将低于传统方法的估计结果,可为政策制定者有效应对经济运行的过热现象或泡沫化状态提供参考;无论是基于何种潜在产出和自然利率的测算组合,将国内外利差、房价涨幅偏离经济增长程度纳入中国化泰勒规则的构建均是合理的;不同情形下估算的规则利率走势,自2004年以来与货币市场利率走势均较为相近,且2013年后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快速推进,差距呈明显缩小态势,但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期间,受国际宏观形势和国内因素影响,估算的规则利率均快速上扬,与货币市场利率走低形成反差。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随之呈现多样化特征。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以风险偏好为研究视角,对我国居民风险偏好水平变动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本文以标准新凯恩斯模型为基础,构造符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对转型时期的最优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进行研究;为进一步强调货币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模型中引入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不可分的跨期效用函数形式。研究结果表明:(1)包含名义货币增长的混合型泰勒规则拟合我国转型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效果最佳,因此货币供应量仍是重要的政策工具;(2)与可分性模型相比,不可分模型拟合我国宏观经济现实特征的效果更优。在不可分效用函数下,与货币供应量相关的实际货币余额将影响经济的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使得居民风险偏好成为决定货币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当居民风险偏好水平上升时,货币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随之增强。因此,在选择货币政策实施时点上,应充分考虑市场中的风险偏好情况,从而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

本文从国家间主权债务风险溢出的持续期角度出发,采用基于广义方差分解谱表示的BK溢出指数方法,首次从频域视角对短期和长期下的主权债务风险跨国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第一,短期和长期下的主权债务风险跨国溢出效应均较为显著,并且时域下的总溢出主要由短期的风险溢出主导。第二,14个国家的短期和长期风险输出水平呈线性关系,但对于风险输入,不同类型国家出现分化并形成两个聚类,新兴市场国家的短期风险输入水平远高于长期,其具有较强的“短期脆弱性”。第三,风险输出国的自身风险越大,对他国的长期溢出水平越高,风险输入国的自身风险越大,接收他国的短期溢出水平越高,并且两两国家间的进出口规模、金融市场一体化水平和经济周期协同性与其长期风险溢出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其短期风险溢出水平的关系并不显著。第四,短期和长期的主权债务风险溢出网络都呈现明显的区域聚集特征,并且各国在短期溢出网络中主要与同区域以及经济金融环境相似的国家连接,在长期溢出网络中则通过经贸关系将连接范围扩大至不同区域甚至经济金融环境差异较大的国家。

通过内生引入流动性短缺银行(拆入行)对流动性盈余银行(拆出行)的流动性需求机制,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间市场的DSGE模型,对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效果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负向冲击会同时增加拆入行和拆出行对流动性的预防性需求,在经济形势不确定的情形下,拆出行不会很快恢复对拆入行的流动性供给,引起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缺口放大和市场失灵。(2)由于仅依赖银行间市场自发回归稳态的过程太过缓慢,需要央行进行流动性干预。借贷便利类工具可以通过引导贷款市场定价和流动性效应这两个渠道来影响银行融资可得性,进而降低银行间市场流动性风险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3)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效果边际递减,央行可根据借贷便利操作的收益和成本,制定最佳的反应程度参数。

正确评价小微企业正规融资的效果,不仅有利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对制定小微企业信贷相关支持政策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四川省小微企业信贷调查数据,从盈利和就业两个角度,以匹配方法估计了正规融资对小微企业的影响。结论表明:第一,小微企业有效信贷需求已较好满足,简单认为“融资难”并不准确;第二,正规融资使小微企业各项利润指标得到不同程度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小微企业正规融资是可持续的。另一方面,短期内正规融资并未促进小微企业就业增加。第三,分行业看,正规融资对小微企业就业增加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而服务业和其他行业无明显影响。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基于信贷配给理论,考察劳动力成本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分别以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和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企业销售额的比值作为劳动力成本代理指标,通过考察企业是否需要银行贷款的自主决策与贷款可得性两方面信息,甄别企业受到的不同类型的信贷配给,进而系统考察劳动力成本对企业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成本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受到信贷配给约束的概率,信贷对劳动力成本较高的企业具有明显的“筛选效应”;第二,劳动力成本对企业受到银行信贷配给和自我信贷配给约束的概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劳动力成本较高的企业不仅会受到更高的来自银行的信贷约束,还会受到来自自身的信贷约束,形成双重“筛选效应”;第三,机制分析表明,较高的金融发展程度和市场化水平通过减轻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显著缓解“筛选效应”的不利影响。本研究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了地区层面金融同业活动对实体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基于各省份金融机构开启同业存单业务的研究表明,地区层面金融同业活动显著提升了当地上市企业股价大幅下跌的风险。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同业存单业务的发展,当地上市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和风险水平有所上升,而业绩表现和市场价值有所下降。上述发现表明,企业融资链条变长后,信贷市场道德风险上升,部分企业因风险偏好增强导致经营风险上升,更容易突然出现负面事件而导致股价大幅下跌。本文的发现揭示了金融同业活动存在监管规避的可能性及其影响实体企业的潜在路径,凸显了完善金融监管以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究竟是“真心”还是“幌子”?与现有研究聚焦于考察社会责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不同,本文基于高管个体行为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高管个体证券交易行为的影响。基于2008～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高管10338个内幕交易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1)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能抑制高管内幕交易的规模,更能显著降低高管内幕交易获利性,这表明作为社会责任的谋划者,企业高管并未以社会责任为“幌子”牟取个人证券交易的私利,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企业“真心”承担社会责任的证据;(2)进一步从“信息模型”和“声誉模型”双重视角探究发现,在企业信息不透明和高管个人声誉较差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对高管内幕交易获利性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并且相较于高管个人声誉较差的情况,企业社会责任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对高管内幕交易获利性的抑制作用更强。总之,本研究从高管个体行为视角提供了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积极治理作用的证据,不仅丰富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的研究,同时,对利益相关者也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本文通过一个两期模型,刻画了基金业绩如何通过影响市场信念,进而影响基金风格漂移和基金公司的解雇行为。若上期基金业绩很好,基金经理就会在乐观的自我能力预期下,完全按照自己的判断选择基金投资风格;若上期业绩一般,基金经理会因为调整成本而不太愿意切换投资风格;而若上期业绩很差导致自我能力预期悲观,基金经理就宁愿模仿上期绩优基金的投资风格。综合起来,基金风格漂移将随上期基金业绩呈现出显著的U型关系。进一步,因为业绩很差的基金经理会采取模仿策略,因此在市场风格发生切换时更有可能发生基金经理解雇事件。此外,本文基于中国开放式基金的季度数据,检验了风格漂移与滞后一期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经验证据稳健地支持了理论分析的各种结论。

基于2004-2016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本文发现,股权质押会影响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增持行为,而质押风险管理是股权质押影响大股东增持的潜在渠道。相较于未面临质押预警压力的大股东,面临质押预警压力的大股东更有可能去增持;此外,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大股东在面临质押预警压力时更有可能去增持。在经济后果方面,对于同样面临质押预警压力的大股东而言,选择增持会让上市公司股价在之后有更好的表现。本文认为,除了传统的财务动机等之外,缓解自身质押风险是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的另一动机;而除了盈余管理、税收规避等管理质押风险的事前措施外,增持是上市公司大股东管理质押风险的另一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