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北宋朝廷在今四川成都(益州)设立交子务,到今年整整1000周年了。交子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金融创新, 它开启了人类货币史上纸币作为信用货币的伟大实验,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对货币政策和币值稳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没有约束的纸币发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纸币贬值,一种好的、可持续的、有利于经济稳定和增长的货币制度是竞争出来的。目前,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把纸币作为国家信用货币(法币)的制度安排,这需要明确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因此建立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十分重要。在研究交子历史贡献的过程中,需要注重细节的把握, 要特别关注私交子背后的商业信用,反思官交子因财政超发最终难以维系的原因,并着重研究交子背后的一系列信用支持制度安排,比如准备金制度、发行限额和分界发行制度、流通支付制度等等,以及兑现折扣率、流通范围等细节。

本文构建了最优锚货币内生选择模型,分析一国如何在两种锚货币中作权衡取舍。理论分析发现,锚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规模越大,对外贸易成本越低,则非锚货币发行国锚定该货币的程度越高。本文测算了2006—2019年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五大国际货币在全球各经济体中被锚定的程度,并使用引力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与理论推断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贸易开放度更高、资本账户更开放、经济规模更小的非锚货币发行国,锚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规模和贸易成本的影响更强。定量分析显示,仅靠经济增长和贸易便利化不足以将人民币锚定效应提升至美元的水平,而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为代表的金融政策能显著提高经济增长和贸易便利化对人民币锚货币地位的促进作用,进一步释放人民币国际化潜力。

本文基于2000万在线招聘岗位大数据,构建在线招聘需求指标,并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数字金融发展,系统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在线招聘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增加在线招聘需求;(2)这一影响的机制在于,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增加对数字技能相关岗位的在线招聘需求,从而验证“岗位创造效应”,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还有助于推动新企业创建,为“创业带动就业效应”提供经验证据支持;(3)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的劳动力需求效应在不同学历、经验和工资岗位层面普遍存在,这在岗位层面上证实了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性;(4)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在线招聘需求的效果,在银行网点密度低的地区更加显著,这表明数字金融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金融形成有力补充;(5)数字金融发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中发挥积极作用,有效缓解突发冲击对在线招聘需求的负面影响。

本文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地区金融科技机构数/北大数字金融指数/国家金融科技试点城市)对企业突破性创新(专利引用ACD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可显著提升企业突破性创新水平。在作用机制上,融资优化、知识积累、数字转型是金融科技提升企业突破性创新水平的有效渠道。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科技主要是通过跨界效应,即通过引导和促进企业开展跨界研发,提升企业突破性创新水平。在金融科技的支持与引导下,非数字企业产生的数字专利具有更高的突破性创新水平。最后,在一系列异质性分析中,本文发现,资源相对稀缺与实力相对较弱的企业,在发展突破性创新上实现“弯道超车”与技术跨越,金融科技起到了重要的赋能效果。本文的发现对创新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基于地域异质性的新视角,本文检验了中国城市层面公路密集度对微观企业创新投入产生的差异性影响及其内在机制。我们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公路基础设施对微观企业创新投入存在显著抑制效应。从区域异质性角度来看,公路基础设施对人均实际GDP大于均值的城市的企业创新产生显著抑制效应,但并未对人均实际GDP小于均值的城市的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在省份地区内,对省会城市的企业创新投入产生显著抑制效应,但并未对非省会城市企业创新投入造成显著影响。从内在机制来看,一方面,公路基础设施通过企业创新信息交流成本降低效应和企业创新人力资本逆向流动效应,抑制了企业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公路基础设施通过企业新产品出口规模经济效应,对企业创新产生促进作用。中国公路基础设施对创新影响效应的地区异质性特征,可由多重机制影响效应对比关系的地域差异性解释。

本文构建了包含1245个变量的宏观经济-微观企业混合大数据集,并结合10种机器学习算法,开展基于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债券违约风险预警,探究其背后经济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相比经典Altman模型、Merton模型、信用评级模型,机器学习模型能够更好地预测我国债券市场违约风险,非线性机器学习模型表现更佳。异质性分析表明,机器学习模型对信用评级低、发行期限长、票面利率高、非国有企业、银行间市场的债券,以及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公众基于媒体报道对政府经济政策未来走向的预期的不确定性)高的时期,具有更强的预测能力。机制分析表明,机器学习模型通过违约债券样本识别、短期信号识别(债券交易量)、长期特征识别(融资约束、内部控制)实现精准预测。本文对于债券违约风险预警、维护金融稳定、信用评级体系完善、金融科技创新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在债券风险事件频出的背景下,债务协商已经成为国内债券市场常态。基于信用债交易数据,本文研究债务协商风险(破产清算成本和股东相对于债权人的谈判能力)及其与再融资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信用债定价的影响。通过在“策略性债务支付模型”中引入再融资风险,本文建立结构化模型推导得出:债务协商风险会提升信用利差;再融资风险会放大债务协商风险提升信用利差的效应。实证检验结果与模型预测一致:债务协商风险对信用利差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再融资风险能够显著放大债务协商风险对信用利差的影响。再融资风险放大作用在短期债券、财务困境企业子样本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发现,对完善信用债定价理论、处置违约风险、健全国内债券市场机制、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具有参考意义。

如何完善对债券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从而提升信用评级质量、促进评级行业高质量发展,是国内监管机构迫切关注的问题。2021年开始我国调整了债券发行强制评级要求,在保留对主体评级强制选择的同时,将债项评级的选择由强制调整为自愿,这一政策的实施,将长期影响评级市场的竞争格局以及评级机构的迎合行为。针对强制评级政策的调整,本文研究发现:取消债项强制评级后,保留债项评级的发行人数量与债项评级质量均下降;而当评级机构声誉较高时,信用评级质量下降程度较低。异质性分析显示,上述关系主要存在于评级机构竞争程度高、客户重要程度高及首次发行的情形。本文还发现,取消债项强制评级后,保留债项评级的发行人评级膨胀,会降低债券融资成本,表明债券市场并未充分意识到信用评级存在膨胀问题,促使发行人寻求虚高信用评级。本文的结论表明,取消债项强制评级政策一方面会增强评级机构之间的竞争程度及评级机构的迎合动机,短期降低了信用评级质量,但另一方面债项评级的选择由强制调整为自愿之后,评级市场的声誉机制能够发挥作用,长期而言有利于“市场驱动”的信用评级质量提升。

乡村振兴需要农村产业发展及要素支持,而农村地区长期的产业发展不足和要素外流则极大降低了其内生发展能力。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法和全国县域面板数据,考察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农村要素流动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该政策通过促进农村创业、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和增加要素投入等途径,显著减少了农村人均资本外流,并吸引了人口流入,且该效应会因国家扶持农村电商发展的财政资金支出结构、各地区的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城乡地理距离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各城市示范县数目和比例的增加,会使示范县对非示范县地区的资本流动产生虹吸效应,而对其人口流动则产生溢出效应。为更好的发挥农村电商政策效果和加快乡村发展,各级政府应不断加强政策引导,持续完善电商生态系统,丰富农村产业生态,减缓农村要素外流并引导其服务三农发展,以稳步推进乡村振兴。

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设计初衷旨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主要手段是通过调整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以改变税收累进性程度进而影响个体工资薪金税负以及宏观收入分配状况。为解决现有研究中难以使用月度数据进行分析、收入分布假定偏离实际以及纳税数据准确性等问题,本文采用2010-2012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的月度记账数据,结合2011年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从2000元调整至3500元的政策,通过构建个体-年月DID模型,评估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调整如何影响微观个体的工资薪金税负和宏观收入分配。结果发现:(1)个人所得税改革促使个体税负降低约36.31%,其中月收入2000-16100元的个体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调整的影响最大,收入更高的群体所受到的影响更多来自纳税级次调整;(2)虽然税改降低了个人所得税负,但宏观上个税对社会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非但没有加强,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3)税改后个体税后收入增加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有限,但使得低收入群体基本消费结构中的改善性消费增加,同时也促进了高收入群体的服务性消费支出。本文结论表明,未来的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既要考虑到提升基本减除费用标准降低个体税负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重视潜在降低税收累进性、恶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风险。

本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文本数据,使用词向量等机器学习模型,提炼中国企业文化的维度、构建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词典,度量了企业文化强度水平,分析了企业文化对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强企业文化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商业信用融资。机制分析显示,文化强度较高的企业拥有较低的信用风险水平、较高的未来发展潜力,更加重视产品质量并更依赖商业信用对供应商产品质量实施监督。进一步研究表明,在不同的企业信息透明度、社会信任水平、地区营商环境下,企业文化对商业信用的影响程度存在异质性。本文丰富了中国上市公司企业文化的度量方法与实证分析,为企业的文化建设和价值创造提供了新的见解,也为政府如何引导企业创建强文化、推进文化自信提供了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