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引导在央行货币政策框架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基于《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及市场解读报告,构建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文本情绪指数、市场解读情绪指数和央行预期情绪市场接收程度指数,结合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数据,从市场解读偏离的视角研究预期引导对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央行预期引导政策的效果与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密切相关,重大经济金融事件或中央政策对央行预期情绪市场接收程度指数影响明显;(2)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文本情绪指数、市场解读情绪指数和央行预期情绪市场接收程度指数均可有效降低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降低效果依次减弱,且降低效果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大时会被削弱。市场解读的差异会降低预期引导的效果;(3)央行预期情绪市场接收程度上升,能减少银行信贷业务和同业业务冲击,进而降低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且前瞻性文本的影响大于回顾性文本。

本文将最低工资制度改革与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相联系,使用中国企业级微观数据系统地评估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且这一提升效应随最低工资制度实施时期的延长而增强。从异质性上看,最低工资标准上涨的产能利用率提升效应,随最低工资暴露程度(上一期企业平均工资低于所在城市最低工资的差异程度)的提高而增大。另外,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在作用机制上,最低工资标准上涨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加员工在职培训、改善企业管理效率以及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等途径促进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最后,本文还在城市行业层面进一步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总体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促进了城市行业总体产能利用率的提升。进一步检验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主要通过促进落后产能企业的淘汰提高了资源再配置效率,进而促进了总体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在气候政策大力推进经济绿色转型的背景下,金融监管如何有效应对气候转型风险进而保证我国金融稳定值得深入研究。本文首先采用文本数据分析方法构建气候政策力度指数,考察气候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讨论现有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对气候转型风险的效果;然后通过构建银行风险承担基准模型对经验事实进行理论解释;最后通过拓展基准模型讨论有效应对气候转型风险的新型宏观审慎监管方式。研究发现,气候政策的大幅调整会通过增大绿色信贷泡沫的作用路径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水平,提高银行面临的气候转型风险。未将气候风险因素纳入考量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难以有效防范气候转型风险。计算风险加权资产时仅上调“棕色惩罚因子”可能放大气候转型风险,同时渐进微调“棕色惩罚因子”和“绿色支持因子”的动态宏观审慎监管方式能够在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同时,降低银行面临的气候转型风险。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的广发频发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的影响日益显著。本文首先构建了我国省级层面的极端天气指数,进一步基于网络关联和空间溢出双重视角,探究了极端天气风险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具体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我国省级极端天气风险的网络关联性明显上升,这对于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具有不利影响;(2)各省极端天气风险的增加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其他省份的实体经济,一方面通过需求渠道降低其他省份的消费、投资等实体经济活动,另一方面通过金融渠道导致其他省份的银行信贷出现下降;(3)省级极端天气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随着各省之间市场分割程度的削弱,极端天气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会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对于提升我国气候变化的应对能力,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下的极端天气风险跨省联防联控机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分析了地方银行业集中度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和贷款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银行业集中度越高,地方性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越高,且这一影响在市场势力较强的地方性商业银行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方银行业集中度较高时,地方性商业银行提高贷款利率是合理定价的表现,能够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当地方银行业集中度较低时,地方性商业银行贷款能够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上述结果表明,在不同银行业集中度的区域中,地方性商业银行能根据贷款客户特征合理调整贷款利率,提高贷款配置效率。本研究对于进一步认识和评价中国银行业结构,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基于2010 ～ 2021年发行的公司债、企业债、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数据,本文探讨绿色债券是否存在“绿色溢价”及其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券的绿色属性使企业融资成本显著降低6.7-16.3个基点,减少三废排放和提高绿色创新能力更有助于增强绿色债券降低融资成本的信号作用。本文揭示了政府监管和环境治理的纠偏效果:在政府监管强、环保投入高、环境污染少的地区,重污染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更受投资者认可、降低融资成本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显示,可视型公共品(城市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建成区绿地率)有利于公司发行绿色债券、降低融资成本。本文从绿色债券发行角度丰富了绿色金融的微观经济效益,支持“有为政府”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依法平等保护产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混合所有制改革构成新时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关键路径,本文研究产权司法保护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在区分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双重维度的国企混改特征下,产权司法保护可以改善国有企业的信息质量并降低资源转移程度,进而提升非国有股东持股和委派董事的比例;进一步研究发现,前述作用在2015年以“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为核心的立案登记制改革实施后更为明显,并且在地方控制的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最后,产权司法保护能够促进国企混改程度的持续动态优化。本文表明以产权司法保护为表征的全面依法治国实践能够促进国有企业混改深化和高质量发展,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方式的理论研究作出重要补充。

本文以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新《预算法》和国发〔2014〕43号文)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考察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人力资本升级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技术员工占比,即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融资约束严重、资本密集度高、研发能力强的企业以及竞争性行业,上述效应更为凸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在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后,企业的债务结构明显优化,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显著增强。进一步,本文发现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经营绩效率和显著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规模,同时显著提升了员工的工资水平但未显著改变劳动收入份额。此外,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显著增加了企业的专利产出,包括发明专利和非发明专利,但对专利质量无显著影响。本文强调,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有助于缓解政企融资竞争关系以促使企业优化员工雇佣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与“效”,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我国新发展阶段面临的重要政策议题,而劳动收入份额是反映初次收入分配的关键指标。本文从融资成本与人力资本结构变动双重视角考察金融地理可及性(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1998—2007年工业企业和2007—2021年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地理可及性的提高促进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融资成本下降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金融地理可及性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作用渠道。金融地理可及性的提高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这在激励企业增加资本投入的同时,也促使企业雇佣更多高技能劳动力,相应减少了低技能劳动力雇佣规模,且前者主导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此外,金融地理可及性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企业特征、行业特征以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而表现出明显异质性。本文从银企地理邻近视角为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提供了新的证据,对理解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决定因素、探寻金融赋能收入分配格局优化的政策着力点具有启示意义。

市场营销理论认为,休闲消费会增加个人愉悦感,而心理学中“情绪一致”与“情绪保持”理论指出,愉悦的情绪会影响个人风险偏好和投资决策。本文基于个人投资者消费与金融场景融通的情景,考察休闲消费如何影响资产配置,验证了情绪理论在这类情景下的适用性。本文提出,适当的休闲消费后,个人投资者愉悦的情绪将导致其乐观估计投资收益而增加投资,并基于某亚洲大型银行2016—2017年信用卡消费与基金投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个人投资者当周的休闲消费会使其下一周基金投资的概率增加50%以上,投资数额增加30%以上;休闲消费金额增加(过度休闲消费)则会抑制休闲消费行为对基金投资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指出,这些增加的基金投资主要集中于低风险资产,并且在不同性别与不同财富水平的投资者之间存在异质性。本文揭示了居民消费行为与投资决策的关联作用机制,对推进普惠金融、促进消费与金融融通有一定启示意义。

2018年以来兴起了新一轮民资背景的美国中概股从美股赴港股的交叉上市浪潮。本文以美国中概股为例,实证揭示了,创新导向下的多元化融资渠道偏好是新一轮交叉上市的重要内因。研究表明,研发投入水平越高的美国中概股公司,越倾向于赴港交叉上市。赴港交叉上市,放松了美国中概股公司的融资约束,缓冲了美股市场的负面政策冲击。本文使用在类型上多为创新型企业且在文化上与A股市场同源的美国中概股公司数据进行考察,可为我国A股市场推动鼓励创新型企业交叉上市的制度改革以及我国新经济企业资本市场发展战略制定带来有益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