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构建了包含长期预期冲击的新凯恩斯一般动态均衡模型,并使用包含资产价格的数据集对模型进行估计,用于分析资产价格、预期冲击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首先,资产价格数据中蕴含的额外信息对于正确识别和评估预期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或缺,且长期预期冲击的设定更有利于模型从现实数据中提取与预期有关的信息;其次,预期冲击对于解释宏观经济波动十分重要,可以解释一半以上的产出、消费和投资波动以及几乎全部的资产价格波动;最后,在预期冲击主导经济波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适当关注资产价格波动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预期冲击带来的福利损失。

基于中央“五年规划”的重点产业政策信息,本文考察了委托贷款在产业政策传导中发挥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与未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相比,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内上市制造业企业向同行业企业发放委托贷款的概率和规模显著提升,而且委托贷款在产业政策支持行业内部的资金配置主要依靠股权关联关系实现。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产业政策促使上市制造业企业运用委托贷款在行业内进行资金配置的作用力度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产能利用率较高行业和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行业相对更大。此外,与其他委托贷款相比,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上市制造业企业向同行业企业发放的委托贷款规模更大、利率更低、期限更长。本文有助于厘清委托贷款在产业政策传导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高效率的运营结构是商业银行内源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提高商业银行的业务协同和经营韧性具有重要作用。为了有效改善金融供给能力,本文构建一种具有合作型的可加性SBM网络DEA模型,使用108家我国商业银行样本尝试打开银行运营“黑箱”,并基于结构分解深度评价我国商业银行的运营效率。本文将商业银行的整体运营过程划分为初始资金使用、筹资及中间业务开展、资金使用和利润产出四个子阶段,进一步把利润产出阶段分为基于利息收入和其他非利息收入两个平行子阶段。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商业银行的运营过程总体上存在各子阶段效率不平衡、相邻子阶段运营不协调等结构性失衡问题,其中,商业银行在初始资金使用以及资金使用阶段表现良好,但在利润产出阶段有待改善。从个体指标效率来看,银行各子阶段之间不协调导致员工、分支机构、存款和盈利资产等要素错配。此外,本文进一步测算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发现国有大型银行的规模效率低于其他类型银行,并且在研究期间呈下降趋势。最后,本文就改善我国商业银行业务结构失衡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企业的第一还款来源视角构建省份(含直辖市)层面汇总的上市公司庞氏利息程度指标,考察各省份层面汇总的庞氏利息程度变化对于该省份未来期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长的预测价值。研究发现,地区汇总的庞氏利息程度变化能够有效预测商业银行未来不良贷款增长。其原因在于,庞氏利息程度指标反映了企业第一还款来源的可靠性,庞氏利息程度的加深会导致企业未来经营风险上升,有更大概率陷入经营困境。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上述预测价值在庞氏型融资可持续性较低、银行不良贷款隐藏动机或能力较弱的地区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发现意味着,由微观企业会计信息所构建的地区汇总的庞氏利息程度及其变化指标包含了未来期间地区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信用风险与预期信用损失的增量信息,具有预测价值,商业银行在其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中应该引入这一指标。

本文梳理了我国2014年至2020年信用债违约事件,研究违约事件对当地现存债券收益率以及新增发债的影响。结果表明,国企违约和私企违约影响不同:国企违约负面影响当地国企债券,而私企违约正面影响当地国企债券。这一结果反映,债券违约对同地区其他债券既存在负面信息效应,又存在投资人出于资产调整目的的逃离效应——由私企债券逃向更安全的国企债券。我们还发现,超预期违约的负面信息效应更大。本研究有三点政策启示。其一,逃离效应印证了债券市场仍存在地方分割,作为债劵投资主体的银行偏好资源本地化限制了资金在全国范围内充分流动,需促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其二,逃离效应会加剧国企民企融资结构失衡,需切实解决国企预算软约束问题,让民企和国企能够在相同的融资环境中公平竞争,实现融资机会的均等化。其三,超预期违约会加剧违约的负面影响,需加强债券违约风险的及时跟踪和信息披露。

回购市场在金融市场稳定和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利用中国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市场的详细交易数据,深入研究了回购市场日内利率的变化规律。我们发现中国隔夜回购市场日内利率呈现出与发达国家回购市场不同的“开盘下降,后上升,再下降,尾盘拉升”的W形变化规律。我们从中国回购市场开盘利率的定价机制、市场交易主体的银行和非银机构二元结构以及银行日内流动性管理三个方面对于中国回购市场价格变化规律进行了解释。本文的发现对于提高我国回购市场运行效率以及银行流动性管理水平提升具有参考价值。

互联网医疗互助采用了一系列保险科技手段以实现普惠型保障,其科技与普惠特征可为传统保险业所借鉴。本文基于全国100个城市2019年1月至2020年5月的城市月度数据,对比传统商业保险与互联网医疗互助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保障作用差异。研究发现:在保险科技的支持下,互联网医疗互助参与人数与互助金额随当地确诊人数增加而增长,而传统商业保险消费量无显著变化;互联网医疗互助对数字普惠金融覆盖更广的地区、在社会信任度更高的人群能够发挥更强的作用,且对受冲击更大的流动人口和女性群体的保障作用更明显。以上结论在更换变量口径与模型设定、剔除湖北子样本后依然稳健。本文结论说明了保险科技与普惠型保障的重要作用。出于行业秩序考虑,互联网医疗互助已全面关停,但医疗互助的线上流程、算法模型对于我国持牌保险机构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这对于补充普惠型保障供给具有参考价值。因此,本文建议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加速推动传统保险业的科技转型,以完善我国的保障体系。

为了抵御敌意收购,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修改公司章程设置反收购条款。本文基于手工收集的上市公司章程中的反收购条款并构建企业层面的反收购强度指标,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反收购强度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反收购强度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呈U形关系,即反收购强度较低时会显著抑制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提升;而当反收购条款强度超过临界值时则会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提升带来促进效应。机制检验发现,当企业的反收购强度较低时,管理层短视行为占据主导地位,进而抑制人力资本结构的提升;当反收购强度超过临界值之后,反收购“壁垒”减弱了企业被收购的威胁,有助于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减少人才流失;此外,反收购强度提高也会促使企业更加专注于长远发展,从而加大人力资本投入,调整提升人力资本结构。进一步研究发现,反收购强度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存在企业类型和产权性质的差异。

本文采用中国2019—2020年ESG评级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考虑ESG效用对投资优先级和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1)考虑ESG效用能够改变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和资产组合选择,资产ESG评级越高,其获配权重越高。(2)随着ESG水平的增加,ESG—有效前沿曲面整体出现了明显的右移特点,即在同一风险水平下,考虑ESG效用的投资者愿意牺牲部分收益,获得ESG效用的补偿。(3)基于ESG整合的投资组合模型实现了对风险、收益和绿色可持续的有效权衡,将促进投资行业的高质量发展。(4)我国股票市场的ESG评级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在进行主动型投资组合管理时应注意其可能诱发的风险。本文有助于理解ESG评级不一致性给基于ESG整合的投资组合带来的影响,对推动机构投资者合理运用ESG评级信息进行主动型投资组合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间接促进上市公司的绿色低碳化转型。

期货市场是投资者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其价格发现功能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有效性、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改善资本配置效率。本文在理性预期均衡框架下构建包含知情交易者、跨市场套利者和噪声交易者的金融期货定价模型,探究影响现货和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的市场因素、厘清两市场中不同类型投资者之间的博弈过程、揭示期货价格聚集私人信息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有限套利市场中,期货的价格同时受知情交易者、噪声交易者和套利者的影响,不一定满足持有成本理论;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由知情交易和噪声交易决定,与套利行为无关;期货市场的私人信息精度高于现货时,期货的价格发现水平与交割阶段现货的知情交易程度正相关,套利交易对某个资产价格的相对冲击程度与该资产的价格发现水平负相关。本文有助于监管者、交易机构和投资者从微观视角理解金融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对完善期货市场制度、丰富期货产品、提高衍生品市场效率具有指导意义。

如何制定配套政策措施释放生育潜能、满足生育意愿、提振生育水平,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回答这一问题既应重视中国特色的家庭隔代抚养文化的现实背景,还应重视家庭生育年龄选择的经济机制。本文建立一个包含家庭隔代抚养文化、个体职业与生育权衡取舍的内生人口增长模型,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了隔代抚养对个体生育决策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家庭隔代抚养通过部分替代个体生育和养育子女的时间,降低生育时间成本,使个体更倾向于提前生育,并由此提高了人口生育率。实证结果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与没有隔代抚养的女性相比,有隔代抚养的女性平均初育年龄更低,平均生育数量更多。并且,对于从事非农业工作、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及收入较高的女性,隔代抚养降低初育年龄和提高人口生育率的效果更为明显。本文政策含义是政府在优化生育政策时须重视中国隔代抚养文化的影响,通过完善各种配套措施实质性降低生育成本和女性初育年龄。